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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寿全（1824-1911）晚清中医伤寒学家，字钦安，邛州（邛崃市）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誉满全川,《邛崃县志郑寿全》称其为“火神派首领”。 郑寿全，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早年学医于夙儒兼名医双流刘止唐先生，从受《周易》、《内经》及《伤寒论》诸书，均熟读而深思之，奠定医学理论基础。继复博览医书七十馀种，加以融会而贯通之。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精研《伤寒论》，谓六经辨证可愈外感，亦可治内伤。 行年二十有四，即悬壶于成都，因其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医德亦冠绝侪辈，踵门而求治者常络绎不绝，声望日隆。清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十三年（1874）刊行《医法圆通》，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伤寒恒论》，三书各具特点，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切合临床应用，一时为广大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在《医法圆通》自叙谓：“天地一阴阳耳，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故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其中用方用药，皆以辨阴阳为主旨，认为只要辨明阴阳，随拈几味药皆可治病。一个药方能园通运用，可治多种病症”。如四逆汤一方，他自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难道余不会写几个参地归芍，芩连枝柏之方乎!……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 他对于阳虚证的辨证和对于温热药的运用,郑钦安在学术思想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创见, 对我们的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医理真传》 列举数十条目，详论人身疾病的内因、外因、阳虚、病情实据、用方用药、活泼圆通之妙。其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阴虚症法，及阳虚症问答、阴虚症问答，均有独到见解，极切实用。除综述祖国医学基本理论外，尤着重于治病先分辨阴阳，列举阳虚证、阴虚症之特征，并各举数十例加以阐发印证。其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阳为主导，故善于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药味，量重而准，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急症，而被人尊称为“郑火神”，盖犹昔人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实则郑氏亦常用有石膏、芒硝、大黄等寒凉药味方剂如白虎、承气诸方以治病救人。 《医法圆通》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及处方活法圆通之主旨，“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书首《用药弊端说》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沿误而示人以用药准绳。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如四逆汤一方善用之，即可治愈二十多种疾病。其中颇多独到之处，为它书所未尝论及者。 《伤寒恒论》一书，特点亦不在抄袭前人陈说，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即情言理，并能独抒己见，对原书疑似之处，加以纠正。其《自序》亦谓：“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不敢与前贤并驾，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明，虽不敢云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补名贤之不逮，亦大快事也。”张仲景《伤寒论》，自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问世后，历代注解者无虑百家，郑氏《恒论》能不稗贩陈说，独立于医学之林，诚难能而可贵矣。 然郑氏虽有如此卓越之成就，而过去国内知之者寡，主要由其著作及后学，率局限于川滇一隅。自 1981 年在首都召开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及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教授著《研究伤寒论的流派》加以阐明后，始确认其与恽铁樵、曹颖甫等同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其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吴棹仙等俱受其影响。中医院校教材《中医各家学说》第五版列有专节，论述其成就。 1984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其中消渴一节，引用郑氏之言曰：“消渴生于厥阴，风木主气，盖以厥阴下木而上火，风火相煽，故生消渴诸症。”成为消渴症从肝论治创见。郑氏更论及有先天真火浮游于上、中、下而成的三消症，宜从阳虚论治，应导龙归海，治以潜阳、封髓、四逆、白通诸方，始有显效，更为他人所不敢言的以阳为主导观点之发挥。郑氏于祖国医学之贡献，诚为不少不小矣。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1 、以阴阳为辨证总纲而强调阳主阴从从郑氏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书, 并在此基础上潜心钻研, 悟出“天地一阴阳耳, 分之为亿万阴阳, 合之为一阴阳; 于是以病参就, 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的道理(《医法圆通》) , 他认为“万病一阴阳耳”、“发病损伤各有不同, 总以阴阳二字为主, 阴盛则阳必衰, 阳盛则阴必弱, 不易之理也”(《医理真传》) ,这句话强调了阴阳辨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他认为“按定阴阳虚实, 外感内伤治之, 发无不中”, 还再三强调“务要将内外两形, 阴阳实据, 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也” (《医法圆通》) 。总之, 在郑氏医学思想中无论辨病识症, 还是解方论药, 都以阴阳为准则。与此相应, 在《医理真传》中, 他清楚的论述了阳虚证和阴虚证的辨证方法, 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辨别阴阳的标准: “阳虚证, 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 无神, 目暝, 倦卧, 声低, 息短, 少气, 懒言, 身重, 畏寒, 口吐清水, 饮食无味, 舌清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 满口津液, 不思水饮, 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 自汗肢冷, 爪甲青, 腹痛囊缩, 种种病形, 皆是阳虚的真面。”“阴虚证, 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 精神不倦, 张目不眠, 声高响亮, 口臭气粗,身轻恶热, 二便不利, 口渴饮冷, 舌苔干黄或黑黄, 全无津液, 芒刺满口, 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渴无痰, 饮水不休, 六脉长大有力, 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当然, 这里的阳虚证里既包含了实寒证, 也包含了虚寒证; 同样, 这里的阴虚证里既包含了实热证, 也包含了虚热证。 郑氏虽然认为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从而将阴阳辨证作为总纲, 但就阴阳关系而言, 则更强调阳主而阴从。他认为: “阳者, 阴之主也,阳气流通, 阴气无滞⋯⋯阳气不足, 百病丛生”,“人身所恃以立命者, 其惟阳气乎? 阳气无伤, 百病自然不作, 阳气若伤, 群阴即起”, “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由此可以看出郑氏把阳气视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 所以在《医法圆通》中郑氏谈到:“真气存一日, 人即活一日, 真气立刻亡, 人亦立亡。”在《医理真传》中又说: “人身一团血肉之躯, 阴也, 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这些认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 若天与日, 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彰,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阳气中, 郑氏又把肾中真阳看作人身阳气的根本。他将《周易》八卦运用于医学理论中, 用坎离二卦代表心肾, 并指出: “天一生水, 在人身为肾, 一点真阳, 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 乃人立命之根, 真种子也, 诸书称为真阳” (《医理真传》) ,“凡人之身, 皆赖一团真火”, 认为“君火旺, 心火始能旺, 真火衰, 心火亦衰”。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肾中真阳是人体阳气的根本, 而水火相交, 阴阳升降的关键在于: 人身坎中真阳之气能起真水上交于心, 使人体阴阳气血升降的往来不息, 达到人体生命的康健。
2 、治疗以扶阳为主 由于郑氏极其重视人体阳气, 并将很多疾病都视作阳虚来治疗, 治病立法重在扶阳, 所用之药多为大剂姜、桂、附等辛温之品, 以温扶坎中之阳。郑氏认为阳虚证的发病机理是: 阴气上僭, 阳不制阴, 应扶阳以宣布阳气, 阳光一照则阴气自灭。郑氏对阳虚证的治疗有其独特的认识与经验。他认为: “桂、附、干姜, 纯是一团烈火, 火旺则阴自消, 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 力能补坎离中之阳, 其性刚烈极, 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 阴气消尽, 太空为之廓廊, 自然上下奠安, 无偏盛也,岂真引火归源哉。”他擅长使用四逆汤、白通汤、甘草干姜汤、潜阳丹、吴茱萸汤等方来治疗多种阳气衰微病证。对阳虚证的辨证, 他阐述精辟, 认为只要舌不红、苔不干黄无津、不饮冷水, 二便不黄赤秘结, 即使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 一概不究, 均作阳虚看待而以温阳为主治之。在临床上, 许多阳虚真阳上浮之证往往易被误为阴虚火旺, 如对阳虚证而面青如朱者或身大热者这种真阳上越的阴火, 若以阴虚火旺而施治, 投之滋阴降火之品则会更加重其病情。若以上述标准进行辨证, 则可看清其属于真阳欲竭、阴火上干的阳虚证, 从而施以大剂回阳之品治之, 方能取效。对于服用热药之后出现的鼻血、喉痛、腹泻、浮肿等现象, 郑氏认为“初服辛温, 有胸中烦躁者, 有昏死一二时者, 有鼻出血者, 有满口起泡者, 有咽干喉痛目赤者, 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 以不思冷水吃为准”。而腹泻、汗出发斑等亦是阴邪从下窍、皮毛化出的表现, 而并非热药用之过极而变成的火热证。 然而, 郑氏虽以善用热药而著称, 但决非一味追求温热。在《医法圆通》中, 郑氏指出: “用药一道关系生死, 原不可以执方, 亦不可执药, 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 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 病人不当服, 人参、黄芪、鹿茸、枸杞, 都是砒霜。⋯⋯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 与夫用药从阴从阳, 变化法窍, 而能明白了然, 经方时方, 俱无拘执。”由此可看出, 郑氏治病用药的依据是建立在准确的辨证之上的。而他之所以常用温热之品, 是因为许多疾病的阳虚证型易被忽略, 所以对其进行充分阐述, 并对应地治之以扶阳抑阴之法。例如, 对午后潮热之证及自汗盗汗之证, 郑氏提出有阳虚证型, 对属于此型者, 则应大胆使用温热之品, 相对于前人从阴虚立论的角度来看, 郑氏无疑更强调辨证论治。他在《医理真传》中还细微地阐述了阴盛格阳、阳盛格阴的辨别: “ ⋯⋯但见舌青, 满口津液, 脉息无神, 其人安静, 唇口淡白, 口不渴, 即渴而喜热饮, 二便自利者, 即外现大热, 身疼大痛, 目肿, 口疮, 一切诸证, 一概不究, 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 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 口渴饮冷, 脉息有神, 其人烦躁, 即身冷如冰, 一概不究, 专在这先天立极元阴上求之, 百发百中。”再如论述“胃痛不食”证云: “按不食一证, 有因外邪伏而不宣,逆于胃者; 有因饮食生冷停滞胃口者; 有七情过度损伤胃气者; 有因阳虚者, 有阴虚者⋯⋯”据其病因分别施以祛邪、消导、解郁、扶阳、泻火、滋阴等法, 而“不可因其不食, 即以消食行气破滞之品杂乱投之”。由此观之, 郑氏确实是一位善于辨证论治的中医大师。
3 、法尊伤寒六经 郑氏在《医理真传》中提到“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所览医书七十余种,每多各逞己见,亦未尝不讲仲景之法。”他通过精研《伤寒论》并验之于临床,深刻体会到“万病不离伤寒”,“论伤寒,而暑湿燥火风俱括于内,论六日传经而一年之节令已寓于中⋯⋯学者欲入精微,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不必他书上追索。须知伤寒论阳明,而燥热之外感已寓其方,论太阴,而湿症之外感可推其药。他如言少阳、少阴、厥阴,而风火之外感,亦莫不具其法也。世之论外感者,务宜于仲景伤寒书上求之可也”(《医理真传》。此外,郑氏还认为《伤寒论》不特为外感立法,更重在为内伤杂证立法。他提出“外邪入内,剥削元气,乃是六经。七情由内而戕,剥削元气,毋乃非六经乎? 不过外邪之感,有传经之分;七情内伤,无经腑之变”而已。而在具体应用上,他用桂枝汤治疗胸腹疼痛,通身寒冷,小儿角弓,手足抽掣等;用理中汤治疗呃逆不休,吐血便血,妇女带证;用白通汤治疗遗精滑精⋯⋯诸如此类验案举不胜举,皆不离仲景伤寒六经辨证之法。 郑氏虽崇尚伤寒,善用经方,于临证中又能触类旁通,对经方有所发挥,殊为难能可贵。他强调学习应用《伤寒论》应“不拘于方,明理为要”,更是真知灼见。由此可知, 郑钦安是我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 他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 他对于阳虚证的辨证和对于温热药的运用, 对我们今天的临床工作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所以对其医学思想进行研究, 是十分有价值的, 这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应加以重视的工作。 （紫林道人20多年前读了郑钦安的书，知道是一本好书，经常推荐朋友们去读读，后来火神派出名了，许多人乱用桂、附、干姜,却坏了郑钦安的本意。…郑钦安说：”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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