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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邦新声： 论Art Deco美学风格与“杂志热”现代主义之异同  原文（未删节版）发表于曹顺庆主编：《艺术研究与评论（二）：传统秩序与时代演绎（总第2辑）》，2011年。 作者简介：韩 晗，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艺术史课程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 “上海摩登”成为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潮，自上世纪末至今，热力不减。兼由影视剧等一些虚构类文学作品的盛行，促使“上海摩登”成为了学界与社会共同关注的一种怀旧情调。但不是每个“上海摩登”的拥趸都知道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主义”思潮（所谓modern即现代也）。其实，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文化而言，作为全球化先行者的现代主义仿佛是一个驱之不散的幽灵，逡巡在当时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个角落，进而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气象。若是细述，在不同的领域，其风格无疑亦有所不同。 譬如在工艺美术领域，现代主义以“装饰艺术运动”（即Art Deco）横扫上海建筑界、美术界乃至电影界，而在文学、文化领域，则催生出一大批文化杂志，便形成了波及广泛的“杂志热”。甚至“杂志热”处于巅峰的1935年，被史学界称之为“杂志年”——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年，上海的Art Deco美学风格也发展到了极致，六大该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卡尔登公寓（1935）、上海市体育馆（1935）、上海卫生试验所（1935）、提篮桥监狱（1935）、百老汇大厦（1935）与建设大楼冶金局（1935）均在这一年落成完工。 这不仅仅只是巧合，无论是建筑还是文化，这两者与现代主义相结合之后所蕴育出来的新风格均对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进行了非同一般的冲击，并在中国的建筑与文化这双重领域中有了新的动向。尽管因为后来的战乱以及其他政治原因，这一“现代主义”的进程受到了切断。但遗留下来的建筑与文本，却成为了后来者所追逐的“上海摩登”。 藉此，笔者意图立足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视角，从两者的“现代主义之异同”入手，借用传播符号学的若干理论，厘清“现代主义”在“建筑”（亦包括工艺美术的其他领域）与“文化”之间的生成机制、传播谱系与相互影响。尤其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中，“现代主义”如何冲击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并形成了新的话语体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一问题并未引发应有的关注，准确地说，Art Deco美学风格与1920-30年代之间期刊杂志的关系研究，在学界仍属于空白。诚然，Art Deco美学风格与期刊杂志并非中国独有。因此，本论题仅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中国Art Deco美学风格与同时代的期刊杂志为研究对象，而并不涉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类似概念与问题。 当上海变成全亚洲“西化”的中心时，一栋栋高楼、公寓与酒店拔地而起，华丽且高贵的西式建筑、百货商场与舞厅云集租界区，色彩鲜艳的杂志画报与潮流灵动的电影广告此起彼伏，各类国际商品充斥货柜的橱窗，这一切使得上海有了“东方巴黎”的名号。与此同时，一批有着西学背景的出版人、编辑与作者驰骋在十里洋场的文坛。 全新的建筑、街区与各式各样的杂志共生与上海这世界都市，这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冥冥之中总会让人觉得两者有一些类似之处，以至于后来者关注或叙述这段历史时，两者总会被同时提及，宛如一对孪生姐妹。 多数研究者会认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乃是在于，这些杂志所刊登的内容，多半指向于新的生活方式，而这在物质上依赖于Art Deco 风格的建构，如时尚文化类的《玲珑》、译介唯美主义的《狮吼》乃至于有着党派背景的《夜莺》、《絜茜》与《现代文学评论》，均无一例外地描摹出了美轮美奂的摩登图景。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类充斥文本的新生事物实质上是工业文明与都市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这批杂志出现之前，发轫于上个世纪初、在法国世界博览会正式形成的“装饰艺术运动”开始席卷全球，并在亚洲的上海迅速形成气候。装饰艺术运动英文名为Art Deco，这一运动还有一个名字，叫“摩登风格”（moderne）。 但多数建筑史家却认为这与“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不完全一样的两个概念，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影响力来看，后者明显要大于前者。但建筑学界亦公认“装饰艺术运动”属于现代主义运动一个重要的分支，因为现代主义运动范围极其广阔，它除了建筑之外，还包括音乐、文学乃至政治。如何审理“现代主义”在Art Deco美学风格与“杂志热”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才是本文立意之核心。 与当年盛行沪上的诸多杂志一样，Art Deco美学风格是工业文明与都市文化的产物，尤其是钢筋混凝土发明之后，人类开始追逐建筑物的极限高度，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铁塔与烟囱不断满足着人类视觉、感官与物质上的好奇心。在物欲高度发达的时代里，文学期刊借用新的媒介形式，开始成为此时代的传声筒，亦不足为奇。 毋庸置疑，Art Deco美学风格与期刊杂志在中国都属舶来，两者的根源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鼻祖法国（前者源自于毕加索、马蒂斯的现代派美术与法国巴黎博览会而后者则滥觞于十九世纪法国的都市杂志），但却是先后经过美国、日本的过渡之后再传入中国——这实际上又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传入轨迹相一致。 “西风过境”是“杂志热”与Art Deco美学风格在中国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即西方最时兴的意识观念或表现形态被“移植”到了中国社会当中。工业文明与都市文化这些元素都是先前中国并没有的，因为早期的全球化，使得这些元素迅速地在中国被呈现。 但事实上，无论是远东的上海还是东京、或是遥远的巴黎、纽约，“杂志热”与Art Deco美学风格并未持续太久时间，尤其在上海，这一切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逝，当然，还有一个现实不容忽视：现代主义本身因为自身的发展而形成了不同的分支，尤其是在1930年代之后，实用主义重新开始蔓延全球，这对于先前看重形式的早期现代主义而言，不啻于一场严重的打击。 上海建筑象征古典主义的谢幕战，它映现的是多情善感，弃贫抱富的凡人俗子心态，禁欲抑奢的基督教伦理时代，终结了，终结于上海。一个新的、摩登的、欲望的现代都市，崛起了！ 在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看来，上海是古典、传统的终结，是欲望、摩登的开始。建筑尚且如此，文化更无法僭越。确实，在当时号称上海“时尚第一刊”的《玲珑》杂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各类时尚女性的装扮，以及对于都市生活乃至如何追求女性、如何寻觅酒吧夜店的指南与评价，在“新感觉派”的杂志《无轨电车》与《现代》里，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对于现代建筑的描摹、都市物质生活的向往与个人欲望的阐述，皆可见一斑。 而这一切仿佛正以极其直观地、图像式的表达方式，向文本的接受者传递日常生活中的符号，这与Art Deco美学风格又是多么的相似！无论是堪称其建筑典范的沙逊大厦、美琪大戏院还是当时正时兴于上海出版界的图书装帧，强调装饰性、现代感的风格，正向每一个接受者传递着复杂、高贵的都市图景。 Art Deco美学风格传入上海，与世界之同步、流行之迅猛、影响之广泛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之默契，着实令后人惊讶，它不但为洋行、巡捕房、体育馆与西式大学提供了建筑美学的范本，更影响到了上海的里弄、建筑外窗、月份牌甚至旗袍等传统物件。但事实上，在当时作为租界区遍布、留学生多泛的中国，一切西方的物件、观念传入中国，都是如此的，包括按期出版的杂志，亦不例外。当然，Art Deco美学风格在中国的传播能如此迅速，还与欧美地产商、设计师在上海地区的分布也密不可分。因此，本文认为，Art Deco美学风格与十余年的沪上“杂志热”，两者之间在传播符号学上存在着两个密不可分的共同点。 其一，从表象上看，Art Deco美学风格与期刊杂志都根植于日常生活当中，它们的本质是物化的。 Art Deco美学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形式的看重，强调装饰的意义，从大的建筑上来看，它崇尚阶梯状的恢宏形态、善于使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光，旨在炫耀都市文化与工业文明的优越性，从小的服装、生活用具来看，则是过于强调形式服务与内容。而期刊杂志则是将文学文本以精致的书刊形式装订成册予以保留，甚至还可以装饰以图片、花边与异体字，以体现其文本的特殊内涵。两者共同服务并根植于日常生活，但都是物质性的表象，因为无论是建筑（当然也包括服装、日用品）还是杂志，实际上都是“器物”而非“道理”。古典的上海里弄并非因为增添了Art Deco美学风格而失去了其居住性的本质——无论是巡捕房、洋行还是政府，均可使用Art Deco美学风格予以表现，而“杂志热”乃包括了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各类杂志，其中既有如《越风》《青鹤》这样昌明国粹的传统刊物，也有《夜莺》《现代》这样的文学杂志，更有《玲珑》《电声》这样的时尚摩登期刊，因此，无论是Art Deco美学风格还是陡然增加的杂志，实质上都是都市中被物化的日常生活符号。 其次，从内容上看，两者共同描摹了“消费”这一独特的都市风景，表现出了早期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性情感，因此，Art Deco 美学风格的流行与沪上办、售刊之“热”，乃异形而同质。 杂志是消费文化的产物，而Art Deco美学风格亦是消费时代人们所追逐的艺术元素，两者殊途而同归。后者甚至还影响到了当时的杂志装帧，在“杂志热”的年代里，许多杂志都习惯用对称的几何图形、高对比度的夸张色调、充满现代主义风格的版画作品以及奇特的字体来装帧封面（见图一），进而激起读者的购买欲，而这样的风格便是Art Deco美学风格在平面设计领域的延伸。 “消费”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性情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与金融世界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以印刷、光影、电声为主体的都市消费时代，金钱与商品的交易、劳动与享乐的交替，构成了这一时代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当然这一主旋律是西方文化的外化，繁盛于东方的Art Deco美学风格实质上反映了西方文化“西风过境”的东传，从恢宏的沙逊大厦外墙结构到繁复精致的枕流公寓内部装潢（见图二），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源自西方的Art Deco美学风格，而当时风行于沪上的各类期刊，与该美学风格堪称相得益彰。 这一全球化性质的问题实际上早为同时代的研究者所关注，路易·威尔士（Louis Wirth）便指出了当时“都市”（urban）这一概念的核心便是构建了一个以知识、财富与价值观为统一体、西化了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来说，就是对于消费的弘扬。 因此，物化与消费共同构成了Art Deco美学风格与期刊杂志赖以生存的场域，并且两者在本质上均具备这两个基本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是相互依存甚至是共生（symbiosis）的，它们共同完成了早期全球化时代里城市日常生活的图景描摹。
在史书美看来，作为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文化参与者、建构者都是使自己获得当代性的欲望客体，在整合、吸收现代性理论的同时，还敏锐地发现了上海本身既是一个提供文化活动场域与精神素材的土壤，更是“充满罪恶、愉悦和色情的城市”甚至到处“充斥着消费和商品化的幻影”。最后，她提出了一个疑问：半殖民都市化的生活经验，究竟给那些热衷于将自身整合进国际性世界主义的作家们带来了什么？ 史书美对于新感觉派作家写作的质问，之于本论题而言亦有着启示性的意义。在此，笔者拟借用“狐步舞”与“风景线”两个名词来形象地阐明本研究论题的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作家与文本在Art Deco美学风格与杂志之间划出了优美的狐步舞，这也是当下的我们以传播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审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必须的角度。作为消费时代的上海，数以千计的杂志养活了一大批专栏作家、编辑与自由撰稿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过海外生活经验的人，懂得享受一切与现代性有关的东西，在文本中，他们会重新虚构日常生活的场景，并以文字的形式予以表达，因此，从文本的角度来读解作为环境（condition）的Art Deco美学风格如何构成文化场域中的语境（Context）亦是拿捏这个问题的关键。 再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此问题，“环境”与“语境”共同由不同的符号——即都市中特有的各类文化、物质的元素所组成，两者相异之处在于，只是符号的传播方向不同。“环境”乃是符号从“外部”传递给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影响到作者的创作文本即杂志之内涵——即因Art Deco美学风格的建筑、日用品与整个物质环境而影响到当时作家笔下的内容，而“语境”则是从符号“内部”向“另一个外部”过渡传播的结果，即由作者所创作的内容并通过不同的杂志而构建的一个“文本的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爬梳现代主义在从“环境”到“语境”的变迁，即“风景线”的景观。作为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上海，在1920-30年代，Art Deco美学风格与百样纷呈的期刊杂志，共同构成了名副其实的“都市风景线”。 如果“狐步舞”是微观的视野，那么“风景线”则必然是宏观的景象。“上海摩登”作为一个庞杂、整体的体系，它不只是包括建筑、文本，同样囊括了音乐、生活乃至政治。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讲，作为意识形态之上的意识形态，“上海摩登”既包括语言符号（verbal symbol），更包括非语言符号（nonverbal symbol），甚至还包括了大量的画像符号（iconic）。 “风景线”恰证明了由于全球化、都市文化与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现代主义从“环境”向“语境”这一由外自内的变迁。到了1930年代后期，Art Deco美学风格在上海地区已然相当成熟，大批建筑如新亚大酒楼、凯文公寓、江湾体育场与飞机楼均已落成，一大批依赖于都市消费的杂志形成了期刊出版的热潮，Art Deco美学风格已经渗透到了服装百货的设计、室内装潢与书刊的装帧当中——1939年萧乾的小说集《灰烬》在封面上便是典型的Art Deco美学风格。 这里所言之风景线，乃是上文所述“语境”与“环境”之整体观。承载作家的文本的期刊杂志与其生活的环境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特有的“城市体系”（Urban system）。正如R.E 帕克所言,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与传统构成的整体，而不是只是某种思想、建筑与设施的展现。“风景线”即这一整体——所谓整体，便是一种从意识形态到物质基础合二为一的“水乳交融”。 这一切恰好反映了“上海摩登”这一城市文化的形成，遍布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Art Deco美学风格与正在兴旺发展的上海杂志事业共同构成了上海滩独到的文化风景。但可惜的是，随着1937年8月13日上海事变的爆发，上海的杂志事业也瞬间进入到历史最低点。“上海的出版界几乎可说是停顿。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近年学术研究空气完全等于零的时期。” 战争阻拦了现代主义的蔓延，消费主义、都市文化、工业文明都因战争而停滞了。其后的文本、风景、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环境与语境不再是先前的模样。尽管日常生活符号在传播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窥探出与1920-30年代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先承后续，但已经分支的现代主义，在战后的中国、东亚甚至全世界已然呈现出了新的样态。 在此，可以借用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曾拥有的是尚未完成的现代性, 现在到来的是已臻极致的现代性。” 1. 姚玳玫.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2. Merriam-Webster.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onary. 10th ed. Massachusetts: Merriam-Webster Inco. 1998 3. Mike Darton. Art deco: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decorative style 1920-40. Massachusetts: Wellfleet.1990 4. Graham Earnshaw. Tales of Old Shanghai.2nd ed. Hongkong: Earnshaw Books. 2012. 5. 许乙弘.ArtDeco的源与流——中西“摩登建筑”关系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6.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7. 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44.No.1. 1938.7 8. 漱六，七年来的上海杂志事业（上）.文友.第26号（第3卷第2期）.1944.6.1 9. [美]R.E 帕克.城市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0.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现代性·后现代性·超现代性.国外理论动态.20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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