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堕胎后，秦皇岛姑娘张晓琳走出医院大门，抱着北京街边的杨树撞头，撞不动了，就边走边哭，她的男友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 第二次堕胎，是男友带她回东北老家做人流，称在老家找的医生靠谱，不用担心。 第三次堕胎，是因为第二次没流干净，她不得不再次走进北京的医院，男友的态度是「真他妈的点儿背」，称自己工作忙没时间，于是她无人陪伴，独自躺上手术台。因为这次不能打麻药，工具进入体内搜刮时，她叫喊得太大声，引来医生的埋怨。 第一次挨打因为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男友一巴掌扇飞她的眼镜，晓琳懵了，男友理直气壮：「凭什么你能挠我，我不能揍你？」 第二次挨打，是在堕胎后的恢复期，男友要求身体不舒服的晓琳陪自己一帮哥们吃饭，她不想去，便被指责「不懂事」，两人吵起来，他把晓琳摁在地上，抽她耳光。 之后数次挨打，都是因为赌博的事儿。男友在微信群里赌马，赔进去几十万，老家房子都卖了，还刷了晓琳信用卡两万块。晓琳劝他收手，收获的却是拳头。 最后一次大吵，是在2016年的冬夜，晓琳终于明白自己遇人不淑，两年恋爱走到了尽头。 分手后，晓琳陷入情绪黑洞，白天哭哭啼啼，夜里噩梦缠身，梦里她生下死胎，下身流血，在大街上持刀疯跑。 她无法从家里人那儿得到安慰，因为家人一开始就反对她和这个做地产销售的油头小伙儿谈对象，是她执迷不悟，才搞到这步田地。 她恨那个烂男友，更恨自己不会带眼识人，觉得自己很差劲，才会被人像抹布一样对待。 分手后，晓琳搬了4次家。心情不好会拿头撞墙，拿刮眉刀割手腕，看着红黑的血流出来，感觉不到疼，反而很开心，能忘掉很多烦恼。过马路时她故意不看路，隐隐盼着自己被撞死。 晓琳半开玩笑说自己得了抑郁，听见朋友提及航空总医院看心理不错，她抽了周末去检查，结果显示：重度抑郁。 医生给她开了奥沙西洋、盐酸帕罗西汀片，药物有副作用，吃了恶心、头疼、厌食、亢奋。倒是能很快睡着，睡着后做的仍是噩梦。 现在，张晓琳不确定病是否好了。情绪低落时，还是忍不住自残，发在朋友圈里的负能量言论经常删掉，怕别人说自己矫情、玻璃心。 没人知道她得过抑郁症，包括父母。 嘉妍躺在医院床上，洗胃管从嘴插进胃里，痛且恶心，醒来后，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怎么还没死。 老鼠药又苦、又辣、又臭，整瓶喝下后，剧烈的疼痛让她昏厥过去。这次自杀没死成，嘉妍怀疑自己下次还有没有勇气。 那年她15岁。 嘉妍生在广东一个小县城，因为重男轻女，在家族里，弟弟得到的宠爱从来大于自己。 只有在外婆、爷爷、姨丈那里，嘉妍才不会觉得自己是第二等的子女，只要跑过去，就能被他们笑着抱紧。 但在嘉妍15岁那年的夏天，这三位亲人接连去世，「一个月走一个的节奏，感觉就像遭到诅咒。家族很大，在意我的人都没了。」 在家里觉得孤独，在外面一样难熬。 学校里，嘉妍的名字是「死肥婆」、「大笨象」，因为每个班级都有一个「大笨象」，而这个高一班级里，1米62、70公斤的嘉妍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和某位帅气的男同学是发小，女同学警告她离那个男孩远点，否则就要「郁佢」。 嘉妍把事情告诉妈妈，妈妈拉来了两面包车的道上兄弟，到校门口堵人。 一时之间，吐气扬眉。 再也没人敢对嘉妍恶语相向，干脆再也没人敢接近她，几乎所有同学对她敬而远之，她成了孤悬于班级里的「透明人」。 不转学的话，嘉妍要准备好过三年这样的日子。 「你很没用，你这么胖什么也做不好，你个废物。你怎么还不去死？你去死吧。」嘉妍回忆起那时候内心不断盘旋的声音，食欲变差，不想出门，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还有长时间失眠。 嘉妍告诉父母，自己可能心理有问题。父母的结论是：你这是小孩子想不开，闹脾气。 甚至在嘉妍喝老鼠药自杀时，父母仍然埋怨：「养你这么大，没什么回报还干这种事情，不懂事。」 此后，嘉妍再没有跟父母提过自己的心理问题。 大一时，嘉妍所在的学校开设心理咨询室，嘉妍去做了人生第一次咨询。 不出两句，学校老师建议她去找专业咨询师。一系列检查后，3年前被父母否定的怀疑得到证实：中度抑郁。 之后5年，历经几任心理咨询师的治疗，除了吃药令她更胖，效果微弱。嘉妍以为抑郁是不治之症，或只有爱能救她，许多许多的爱。 工作后，嘉妍每月会给父母汇4000元，再给弟弟买点东西，哪怕有时工作不顺、收入窘迫也没断过。 收到钱后，父母会提醒她多穿衣服、按时吃饭，钱给的越多，得到关爱越多。 嘉妍以为这是治愈之道，或至少不用被死神的召唤吸引，可以假装正常人那样生活。 直到去年冬天，嘉妍遇见一个私人心理医生。 私人诊所收费不菲，每小时1500。但治疗过程就像一场温馨的老友聊天，配合音乐和香薰，医生和她聊起世间开心的事，聊着聊着，她获得了多年来最舒服的一次睡眠。 重新打开自我的嘉妍开始更多突破，甚至尝试向同事袒露自己的抑郁症遭遇。 那段时间她加班很多，凌晨放工回家，走在星光下，竟感到快乐。 没想到的是，疗程还未结束，这位心理医生竟患上严重的心理障碍。最后一次沟通，他说病人越来越多，承受负能量过多，自己已捱不住，无法继续对她治疗。 嘉妍被打回原形。 她的病情甚至比原来更糟，医生的崩溃令她绝望，只觉得世上已无人救得了自己。 无论工作还是交际，她陷入全面自我否定。 痛苦让她整晚整晚失眠，幻听卷土重来，声音越来越大：「别想了，你想不出来的，你就是这么没用，你是废物，怎么还不去死。」 2周后，嘉妍离职，至今无业。 时至今日，李嘉妍仍不后悔15岁那年喝掉整瓶老鼠药，「那时候能死掉就好了。」 振鹏怕死，极其怕死。 作为山东小伙儿，这件事并不显得十分有男子汉气。 天黑走在路上，怕被汽车撞死，非常害怕。 走楼梯担心摔下去，连翻滚的动作、角度，磕到部位都想得很具体，恐惧感十分真实。 站在没有遮挡的高处，担心自己控制不住身体，一步迈出去，地面开出一朵鲜血梅花。 起飞时也会担心飞机失事掉下去，坠毁，在一片火光中化成碎片。 这些看似无稽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小时候，从意识到人是会死的、是会彻底消失的那一刻起。」振鹏说。 「小孩子第一次意识到人生有死亡这件事，谁都会怕吧，但别人怕一阵子，很快就忘了，接着照常生活，只有我一直陷在里面……就像洁癖患者时刻注意自己干不干净，我时刻紧张自己会不会死掉。」 随着时间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读初二时，对于死亡的种种过度丰富联想，导致的「惊恐发作」（一种急性焦虑发作造成的生理反应）令振鹏胸口发疼，乃至浑身僵住，不能动弹。 读大学时，振鹏试过从学校楼顶跳下，一直怕死的他竟然主动求死，「可笑吧，因为活得太痛苦。」 为了去死，爬过几十次楼顶，攒过几百颗安眠药。自杀未遂令振鹏不得不暂时休学，父亲一夜白头，停薪留职守着他，怕他轻生。 医院诊断的结果是重度抑郁，振鹏终日僵躺病床、水米不进，「据我爸观察，全身上下，连眼珠子都不带动一下的，像吓破胆死掉的人。」 因为服药效果微弱，除了开颅、电击休克疗法没尝试，他试过算命、信教各种办法，大学期间，为了治病振鹏家欠了10万外债。 最后支持振鹏活下去的，是为自己倾尽全力的父母，放弃生命让他感到罪孽深重。 直到毕业后，振鹏被公司调到北京工作。他终于等到病情好转的契机。 北京有多个抑郁症患者的互助组织，振鹏接触到很多「郁友」，定期的聚会与分享，让他感到自己不再是异类。 2014年，振鹏考上了北京大学光华学院的研究生，他病情几乎痊愈，去年还完成了人生第一个马拉松。 如今，振鹏在北京成家立业，抑郁症测试已经显示不出病情，他还参与创立公益类APP「心心相医」，通过病友分享和专业咨询，帮助抑郁症患者的人生重回正轨。 「病友即战友，我的经验是，找到和你一样的人，以社群的力量对抗抑郁，效果更好。」振鹏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2016年，中国计有5400万抑郁症患者，多过京沪人口。 作为心理障碍中的主要病症，抑郁症一般指的是「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 重度抑郁症」。超过2周的情绪低落、运动与思考力低迷或无原因的疼痛是普遍病兆，情况恶化可能导致轻生、自残甚至反社会极端行为。 抑郁症成因至今不明，心理学界认为是先天基因同后天刺激相互作用引发。 根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数据，中国20至30岁年轻人群的精神压力最大，居各年龄段之首。 在韩国，研究机构称80%上班族受「职场抑郁症」困扰，主要原因是：对未来焦虑不安、担心公司前景、工作量过大。 与之类似，中国年轻人除了激烈的竞争压力，还承受着大城市的孤独感、家庭关爱的匮乏、社会评价等压力。在阶层通道即将关闭前，年轻群体自我否定与焦虑盛行。 而且，抑郁症的隐蔽性特征在加剧患者的痛苦——由于人的精神苦痛无法量化，在他人看来，抑郁症患者往往表面上与常人无异。 正因如此，许多人不理解，更无法辨别，索性将抑郁症表现一概看成：矫情、找借口、无病呻吟。美国社会理论家「Erving Goffman - 厄文?高夫曼」将这种现象称为：「stigma - 病耻感」，本质上是一种对患病者的歧视。 振鹏、张晓琳、李嘉妍都在采访中提到，抑郁症很难被常人理解。但讽刺的是，抑郁症其实离正常人的生活不远，一场事业挫败、一次交通事故、一位亲人的逝去，都可能令一个正常人坠入抑郁症的世界。 由于害怕被指责和误解，多数抑郁症年轻人隐藏在人群中，不敢承认，更不愿治疗。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季建林教授指出，目前我国抑郁症识别率和就诊率仍不到10%，已确诊的抑郁症患者有10%最终会自杀身亡。 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情绪障碍研究中心Jennifer Payne博士的说法，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以下多种特征，并持续2周以上，可能需要寻求抑郁症方面的帮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