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说到，王敦以清君侧为名顺流东进，向司马睿发起挑战，司马睿派遣周札驻守石头城，周札却开城投降。随后，王敦以石头城为据点，只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打垮了中央军主力，并大肆捕杀司马睿的心腹。 除了铲除异己势力，王敦还胁迫司马睿命令甘卓、陶侃、司马承偃甲休兵。如此一来，眼前的军事威胁就都基本上解除了，可是对于王敦来说这还不够，他还要做一件大事——废除太子司马绍。 司马绍的母亲荀氏是燕代人，燕和代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以及东北地区南部，是鲜卑人的势力范围。鲜卑人的体貌特征偏向于白人，须发呈黄色，高鼻深目。不知道是因为荀氏本身就是鲜卑人，还是因为她有鲜卑人的血统，以至于司马绍的外貌看起来有些特别，和鲜卑人比较像，王敦就在背后蔑称他是“黄头鲜卑奴”。 司马绍的性格刚强英武，与其父司马睿截然相反。中央军在石头城下被王敦击败之后，司马睿困坐愁城，一筹莫展，司马绍极为愤怒，披甲上马，要率领侍卫与叛军决一死战，温峤认为这样做于事无补，拔剑斩断了马缰，极力劝阻，好不容易才让他打消与王敦拼命的念头。在王敦看来，司马绍太扎手，不容易控制，为了防患于未然，最好是现在就把他废掉，因此，战后不久，他召集百官再一次到石头城召开会议，商议废太子之事。 关于此次会议的记载，《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略有出入。 《世说新语》的说法是这样的：王敦打算以不孝为罪名废除司马绍的太子之位，召开会议当天一件件数落司马绍的种种不孝罪状，还说：“这是温峤告诉我的，他曾经在太子手下任职，后来到我手下担任司马，所以我对这一切很清楚。”过了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正襟危坐，带着暗示性的口气问道，“太子为人如何？”温峤答道，“小人无法揣测君子。”王敦随即又严厉地问，“太子哪里好？”温峤平静地说，“太子深谋远虑，钩沉致远，这不是我等凡人所了解的，但是他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在孝这一方面没有问题。” 《晋书》的说法是这样的：王敦大会百官，声色俱厉地问道，“太子有何德可言？”温峤从容不迫地说：“太子深谋远虑，钩沉致远，这不是我等凡人所能理解的，但是他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在孝这一方面没有问题。” 《世说新语》有史料价值，但是需要仔细甄别，比如说关于此次会议，《世说新语》的记载就很不可靠。温峤在王敦手下当过司马，这是对的，但那是司马绍称帝以后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以《晋书》的说法为准。 按照《晋书》的记载，温峤提出反对意见之后，百官纷纷随声附和，王敦于是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仅仅看简短的记载，我们难免有疑问：温峤为什么帮太子说话？难道因为温峤一句话，王敦就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 温峤的玩心很重，是个童心未泯的大顽童，一辈子总是嘻嘻哈哈，难得正经一回，可是一旦他正经起来，就总是能做出能让人侧目的事，比如当初他受刘琨的委托来江东劝进，在朝堂上慷慨激昂的那一番演说，就让百官为之心折。之后，他做的第二件正经事是给刘琨正名。 刘琨之死，王敦是幕后黑手之一。如果温峤“识时务”，看重仕途和荣华富贵，就应该在刘琨死后保持沉默，一声不吭，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从刘琨去世到王敦叛乱的这几年里，他一再上书，请司马睿追封刘琨。司马睿起初不敢招惹王敦，一次次驳回，温峤就不依不饶地一次次上书，直到司马睿让步，同意给予刘琨应有的哀荣。 温峤做的第三件正经事，就是反驳王敦的废太子之议。 东晋帝国的权力运作模式是门阀政治，门阀与皇帝共治。温峤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王敦起兵初期，他就曾经在公开场合说王敦这样做并不过分，司马睿也有错——没有处理好与门阀的关系，以至于授人以柄（司马睿当初为了组建军队，抢夺门阀大族的奴仆充军，王敦起兵的旗号之一就是维护门阀大族的利益），导致门阀在朝廷急需援助的时候作壁上观。他在关键时刻替司马绍说话，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他是司马绍的铁哥们儿；其二，他对时局洞若观火。 温峤很清楚帝国权力运作模式的关键所在——平衡，即门阀内部的平衡，以及门阀与皇权之间的平衡。虽然门阀内部的绝对平衡是不存在的，必然会出现一超多强的问题；门阀与皇权的绝对平衡也是不存在的，彼此之间难免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但是整体上的脆弱平衡是不能破坏的。如果现在任由你王敦废太子，连皇位继承人都由你王敦指定，那你王敦跟皇帝还有什么区别？谁又知道你王某人独揽大权之后还会干出什么事！ 温峤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会议上的其他人也能看出来，所以温峤一发言，其他人立刻随声附和。大家的意思很明显——王敦你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而来，现在君侧已经清了，你也该收手了，至于废立这样的大事，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大家跟着温峤一表态，王敦就知道废太子没戏了，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充王家的势力。在他的安排下，王导重新入居中枢，执掌机要，他的几个信得过的兄弟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上，分别控制扬州、荆州、徐州、湘州、江州等军事要冲。此外，王敦还对朝廷的征兵权限设定限制，要求朝廷按月汇报首都卫戍部队的兵力变动情况。 布置好这一切，王敦收剑归鞘，耀武扬威地离开石头城，返回了大本营武昌。从兵戎相见直到班师回营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停留在石头城，始终没有到近在咫尺的建康见司马睿一面，所有的事务都是通过他人代为转达。回到武昌，席不暇暖，他就对司马承和甘卓发动了残酷的报复。 如刚才所言，为了确保大本营的安全，王敦攻占石头城不久，就迫使司马睿命令司马承、甘卓和陶侃放弃抵抗。当时，陶侃的军队正在半路上，接到停战诏书就掉头返回了广州；甘卓原先就战意不坚，见到诏书也决定班师回营；可是司马承不同，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始终没有屈服。 在铁骨铮铮的虞悝手里，叛军吃了不少苦头，破城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屠灭虞家。虞家子弟跪在虞悝面前嚎啕大哭，虞悝坦然无畏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遗言，“人都有一死，我们虞家都是忠义之魂，何憾之有！”随后，司马承被扔进囚车里押赴武昌，途中被杀。 如果当初甘卓果断一些，攻占王敦的大本营，司马承和虞悝或许就不会惨遭屠戮，建康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许就不会惨遭叛军的杀掠。对于东晋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内战，甘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一无是处。 很多人一说到东晋帝国，津津乐道的就是魏晋风度、名士风流。没错，那个时代是以风度和风流著称，但这只跟门阀士族有关，对于东晋帝国的下层草民，门阀士族的压迫非常刻薄。如果仅仅是东晋帝国的一个草民，而不是门阀士族出身，那你就等着受苦吧，哪有什么闲心谈论风度风流。你能拥有的，基本上也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地和几间四面透风的小草房，而这在下层社会已经算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你推开门一看，外面都是物产丰富的山野湖泽，但它们都是有主的。比如说你到被门阀大族据为己有的湖泊里钓了一条鱼，哪怕只是一条小泥鳅，那好，先没收你的渔具，再把你关起来毒打一顿，然后就是等你家里来赎人，代价是十匹布。且不说一个普通的家庭能不能负担起十匹布，就算砸锅卖铁凑够了，那也更破产没什么区别了。再者，进监狱的时候人是完整健全的，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少点儿啥，抓人的门阀大族是不会给你保证的。 在对待下层百姓这一点上，甘卓很不一样，他出身门阀大族，又是地方大员，但是镇守襄阳期间，他善待民生，开放山野湖泽，屡次赈济贫民，深得民心。生在太平年代，他应该是一个可以造福一方的好官员，可惜他生不逢时，一次次涉入深不见底的权力斗争漩涡，因为优柔寡断而一步走错步步错。接到朝廷的罢兵命令，他又犹豫了许久，终于决定班师返回襄阳。事实上，这时候他还是有机会击败王敦，乐道融苦苦相劝，可他再次错失良机，乐道融忧愤交加，不久就撒手人寰。虽然甘卓撤退了，但王敦还是不放心，叛乱期间他已经被甘卓的反复无常吓怕了，回到武昌，他暗中收买了甘卓的部下，嗾使他们刺杀甘卓于卧室之中，并杀光了甘卓的儿子。甘卓是个好人，只是这种好与时代格格不入。  到这里，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故事就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这次叛乱从头到尾捋一遍。 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内战，它既是藩镇与中央之争，也是门阀与皇权之争。 门阀早在汉代就有，并非东晋的特产，作为西晋帝国创立者的司马家族本身也是门阀，但是它的地位凌驾于其他门阀之上，中央的皇帝姓司马，地方上的藩王也姓司马，帝国的内外军政大权主要集中在司马氏手里。 一个大家族要想昌盛不息，最为基本的一个条件是人丁兴旺，人口基数大，出人才的几率才相对大一些。经过八王之乱的血腥内讧，司马氏的宗族子弟摧折殆尽，缺乏足够的人才占据机枢要冲；司马睿只是皇族疏亲，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永嘉之乱过后，北方门阀南迁。因为宿怨，南北门阀互相敌视；出于防备胡人渡江南下的需要，他们也急需联手抗敌。司马氏的势力虽然此时江河日下，但它是汉人正统政权的象征，这块金字招牌是其他门阀难以取代的，所以在南北门阀的共同妥协下，撞了大运的司马睿登上了帝位，但是金光灿灿的龙座只是一个装饰品，他是依靠门阀的支持才登上皇帝的宝座，军政大权不落到门阀手里才怪。 为了收归皇权，司马睿登基之后重用刘隗等亲信，推行了一系列打压门阀大族的措施，这也就是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刻碎之政”。为什么叫“刻碎之政”呢？这跟王导有关。 东晋开国初期，依赖于把持军权的王敦，王导顺利地掌握了帝国的内政决策权。往好听了说，王导的为政措施是施政以宽、无为而治；往不好听了说，就是姑息纵容，对作奸犯科的门阀大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就能明白“刻碎”这两个字的含义了。 顾名思义，刻，就是刻薄，因为司马睿推崇的是法家的为政理念，相对于王导，门阀大族当然会认为司马睿的为政理念很刻薄；碎，就是零碎、不成系统，因为司马睿忌惮王敦，不敢全盘推翻王导的为政举措，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比如说司马睿曾经屡次声明要以法治国、整饬吏治、抑制豪强，可是一碰上动真格的，他就拉稀摆带，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处置几个替死鬼敷衍了事，根本不敢触及门阀大族的根本利益，只能做一些小改动。这就是“刻碎之政”的例子。不过，即使是零敲碎打，门阀大族也是很反感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顺流东进，门阀大族也对兴兵犯上的王敦普遍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不愿意献计献策，也不愿意出兵出粮，巴不得有人出头敲打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司马睿，致使司马睿收归皇权的努力和梦想烟消云散。 名义上是清君侧，实际上是争夺帝位，这种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王敦是个例外，他发动第一次内战的目的就是炫耀威风，教训司马睿，维护琅琊王家的地位。虽然他有废除太子的想法，但这只是为了扶植一个听话的傀儡，他是真没有争夺皇位的打算。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而来，清了君侧就走，这也算是一桩历史奇闻吧。 随着以司马睿为首的帝党势力的垮台，王导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虽然他为政宽纵，以维护南北门阀的相安无事为第一要务，视其他事务为旁枝末节，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其他事务一无所知。事实上，政治中枢往来的一切公文和奏折他都会亲自过目，上至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下至基层官员的任免，他都了然于心。 重回政治中心后的一天，王导从档案处调来过去几个月的公文和奏折，想看看在自己被司马睿疏远的那段时间里，有没有发生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件。忽然，一封笔迹很熟悉的奏折进入了他的视线，凭借直觉，他马上就认出那是周顗的笔迹。他痛恨周顗，至今依然认为周顗死不足惜，可他还是鬼使神差地拿起了这封奏折。一看开头，他立刻如雷轰顶，读完散发着淡淡霉味的奏折，他五内如崩，泪如雨下，“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这份奏折的内容，是周顗给王导求情，请求司马睿念在王导辅政多年的份上，赦免王导及其族人，不要因为王敦而牵连无辜。奏折的呈交时间，恰恰是在王导被赦免的前一天，也就是王导在宫门前求周顗代为进言，而周顗漠然视之的那一天。 周顗当天进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王导求情，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给司马睿进言。当天他对王导不理不睬，是因为王导的处境太敏感，皇宫内外到处都是司马睿的眼线，一旦司马睿知道他与王导有过接触，难免会以为他们通过气，所以，周顗不理睬王导是个明智的选择。那天下午进宫之后，他与司马睿谈了很久，还喝了一些酒，所以出宫的时候酒气醺醺，可他并没有醉，在王导身边路过时说那句杀气腾腾的话也只是为了避嫌。当晚，回到家里，他又写了一份奏折——也就是王导看到的这个奏折——请求司马睿赦免王导，然而除了司马睿，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一切，从始至终，周顗也没有给别人提过这件事。 周顗搭救王导，是看在朋友一场，就算他不搭救，那也说得过去，毕竟这不是他的义务。王导好歹也是个搞政治的，属于干大事的人，心胸应该比普通人开阔，可是在处置周顗这件事上，他实在是做得不光彩，说卑鄙可能有点儿过分，但至少是很没品。他有难的时候，周顗以明智的沉默救了他的命，周顗有难的时候，他却以阴暗的沉默要了周顗的命。 周顗死后半年多，自王敦叛乱之后形同傀儡的司马睿也走到了人生尽头。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就是一个新帝国的设计师，他铺设了什么样的轨道，后人基本上就都是沿着轨道走。在整个东晋时代，皇权一直处于弱势，受制于门阀，这就与司马睿有很大的关系。 经营江东的这些年里，司马睿的实力确实比较弱，但他并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大多数都是马上皇帝，军功显赫，在军界很有声望，比如刘邦、刘秀、曹操、刘备、孙权、刘渊、石勒、慕容垂、拓跋珪……这些人都上过战场，出生入死，能压住场。杜弢之乱期间，王敦无力平乱，焦头烂额，亲信建议司马睿亲临前线，身冒矢石，在军中立威，趁机取代王敦，收归军权，可是司马睿不以为然，终于使军权被王敦鲸吞蚕食。从登基称帝直到去世，他只是在帝都附近举办过几次虚张声势的阅兵仪式，致使兵不识帝，帝不识兵。对于前线士卒来说，不出深宫内苑的司马睿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并不像王大将军（王敦）那样真切可感。司马睿虽有统揽大权的想法，但是碍于严峻的局势和个人能力，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实现梦想，门阀的势力却在他在位期间逐日稳固，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而门阀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变成基本国策，后来人再想进行改动就千难万难了。 当然，我们做的这些总结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站在司马睿的立场上来看，该做的他已经做了，该尽的力他已经尽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后世的事会怎么样那就交给后世人去解决吧。为了防备王敦再次图谋不轨，临终之时，司马睿用尽最后一滴心血设了最后一个局，至于这个局有没有用，只有天知道。这个局，就是任命王导为辅政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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