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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永明体
“永明体”自南齐武帝萧賾永明时付代(483-493)产生迄今，其历史存在表现为，历代文献的记述及近现代相关研究论著的涉及。
第一节 萧子显的“永明体”载述
“永明体”一名，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南齐书·陆厥传》：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这段话是否可以作为对“永明体”最原始、最准确的界定呢？
对此，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一是，萧子显的生卒年与永明时代断限。关于萧子显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第一，生于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卒于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享年四十九岁。《梁书》和《南史》的本传，都没有明确记载萧子显的生年，至于卒年，《梁书·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云：“大同三年，出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至郡未几，卒，时年四十九。”又《南史·齐高帝诸子上萧嶷传附萧子显传》云：“出为吴兴太守，卒时四十九。”《南史》卒岁之前并未系年，据《梁书》“大同三年卒，时年四十九”，上推萧子显生年，当在永明七年。日人铃木虎雄《宋沈休文约年谱》持此观点。第二，生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卒于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享年五十岁、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永明文学系年·永明五年丁卯》下云：
萧子显生，《梁书》本传：“子显字景阳，子恪第八弟也。”太清二年侯景之乱，寻卒官。时年四十九岁，据此，铃木虎雄《沈约年谱》定子显生于永明七年，实误。《法宝联璧序》载，534年萧子显四十八岁，上推生于本年，下至太清二年，应是五十一岁。
詹秀惠《萧子显及其文学批评》认为：“刘氏以《法宝联璧序》(534)萧子显四十八岁，上推子显生年，非生于永明七年，当生于永明五年，甚有卓见。”其赞同子显生于永明五年之说，并对此展开了详尽的考辩。齐武帝永明时代起自永明元年(483)，终于永明十一年(493)，无论萧子显生于永明五年，抑或生于永明七年，都不会影响他身历永明时代的事实。另外，萧子显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临川文献王萧嶷第十子，对南齐一代，尤其是永明时代的史实，当是熟知的。
二是，《南齐书》的撰成年代及萧子显与沈约的关系。《梁书·萧子显传》称：“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通幽》之流也。’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
《南史·齐高帝诸子上·萧子显传》与此说同。沈约为尚书令，据陈庆元先生所考，初为天监五年(506)，又于天监六年“改授尚书左仆射、领中书令、前将军、置佐史、侍中如故”(《梁书·沈约传》)。天监六年闰十月，“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梁书·武帝本纪中》)，作《拜尚书令到都表》。由此可见，萧子显的《鸿序赋》至少作于武帝天监五年，按《梁书·萧子显传》的叙事次序，《后汉》和《齐史》的修撰当在此之后，先撰《后汉》后撰《齐史》，这样，对《齐史》的修撰至多是起于天监六年(507)。曹道衡先生认为：“子显撰《后汉》、《齐书》，据本传叙事次序，自当在天监十三年(514)前。”古人修撰史籍通常的原则是，不将生者列入修撰的范围。《南齐书》中《本纪》和《列传》部分共载285人，其中卒年确切可考者，为179人，以张环卒年为最晚，在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其次是刘绘卒于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孔稚珪卒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由此可以推知，《南齐书》的修撰至少应该起于梁武帝天监五年。综合二者的推断，加上《南齐书》中一些不可考清的人物卒年因素，《南齐书》的修撰不会早于天监六年或七年。当时萧子显二十一岁。
据《隋书·经籍志二》所著录，当时有刘陟《齐纪》十卷、沈约《齐纪》二十卷、江淹《齐史》十三卷。《梁书·沈约传》说：“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宋书·自序》云：“(永明)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齐纪》应是永明六年《宋书》撰成之后的事情，距离萧子显的重撰《齐史》，其间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沈约的《齐纪》必成于萧子显修《齐史》之前，萧子显对沈约之著当有依傍。江淹卒于天监四年，其《齐史》也应成于天监四年之前。刘陟为梁武帝时东宫学士，史于传，其《齐纪》成书时间不能确定。对于萧子显来说，他在修撰《齐书》时，至少应是看到过沈约和江淹二著的。
再从萧子显与沈约的关系来看，对于萧子显的文学思想和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沈约。萧子显父文献王萧嶷死后，其僚属要为他建碑，由刘绘营办，乐蔼又与沈约书求文;建武中，萧子显二哥萧子恪又向沈约求文，沈约撰《齐太尉文宪王公墓铭》。沈约称萧嶷“方轨伊、旦”，萧子显《豫章文献王传论》则说“实同周氏之初，周公以来，则为知所匹也。”(《南齐书》卷二十二)由此足见沈约在萧子显兄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梁书》卷三十五、《南史》卷四十二《萧子显传》，都载录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此时的沈约年届七十，而萧子显不过二十出头的青年，且官品尚微。沈约将他的《鸿序赋》比作班固的《通幽赋》，除对其才性的赏识以外，还有对晚辈鼓励奖掖之意。沈约对萧子显的提携和萧子显本有的对沈约的敬重，致使萧子显更加关注沈约的诗文作品和创作观念，萧子显以后学者的姿态，创作模拟沈约，诗文品评上奉沈约之说为典范。《南齐书》卷四十七《谢朓传》称：“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就萧子显的文论而言，其文学自然观、声律论等，很显然都是受到了沈约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沈约文论思想的印迹。萧子显的文学自然创作论，主要体现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及《梁书》、《南史》本传载录的《自序》中的一些片断。
萧子显：
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南齐书·文学传论》）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南齐书·文学传论》）
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梁书·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
这些都是在强调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件是自然禀賦的文学天才，这种天赋是自然而来的，不因学习或外铄而成。
沈约：
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宋书·谢灵运传论》)
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齐书·陆厥传》引《答陆厥书》)
将沈约与萧子显的言论相比较，在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生于自然这一点上，二者的渊源关系，是相当明显的。他认为，一位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当应物思感时，神思自然运行，振笔直书，源源不绝地词语自然流露，不必运用思考的作用之功，努力刻镂造景;也不必预作安排，为文会情。与沈约所论如出一辙。关于文学语言的运用，萧子显又提出了“言尚易了”(《南齐书·文学传论》)的要求，这种“易了”是对沈约所谓的“三易论”的高度概括。另外，萧子显又提出文丽的主张，“文成笔下，芬藻丽春”(《南齐书·文学传论》)。他以“平子华篇”、“魏文丽篆”、“卿云巨丽”等显示其对文丽原则的坚持，虽然文章对丽的追求自魏晋而始，但对萧子显影响最为直接的当还是沈约。沈约《报王筠书》说：“览所示诗，实为丽则，声和被纸，光影盈字。”（《梁书·王筠传》)又《报博士刘杳书》说：“君爱素情多，惠以二赞;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彩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弘多。”（《梁书·刘查传》)可见，自然丽则作为沈约文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后之萧子显文论在脉络上的前后承续关系。
文学的声律方面，《南齐书·文学传论》将“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视为“属文之道”的必备条件。其后，他提出理想的诗体时，也称“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在这段词句中，詹秀惠认为“萧子显提出了两个相反相成的理念：其一，'吐石含金，滋润婉切’，便是运用合乎浮声切响的形式韵律，来创造'滋润婉切的韵律美；其二，'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便是采用古乐府诗、吴歌西曲等民歌自然活泼的风调，而达到'轻唇利吻’的韵律美。”这也正是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声律理论，用于创作实践的理想模式。
萧子显出生于永明五年(487)，而成长于齐梁之世，其年少之时，正是永明体盛昌的永明末年。沈约作为文坛领袖，对于萧子显的影响和萧子显的主动接受，两厢的合力促成子显成为永明时代过后，永明文学理论的继承者和光大者。而他的《南齐书·陆厥传》对“永明体”的描述性载录，正是真实地再现了“永明运动”的实况，也是永明体之成为永明体的原点文献。
第二节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体”内涵辨证
《陆厥传》中关于“永明体”的一段文字，所揭示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永明体产生与存在的时间域限—“永明末”
“永明”为南齐武帝萧赜的年号，其在位时间从永明元年(483)起，到永明十一年(493)终，历时十一年，南朝宋、齐、梁、陈四者，以南齐享帝祚时间最短，仅为二十三年，武帝在位时间几近其半，社会政治局面相对安定，文学的相应繁荣也是情理之中的。从常理分析，萧子显给予“永明体”的时间界限，是很准确的。一个文学流派、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运动，用史的眼光来关照，它不可能有十分精确的起始点，也不可能有截然的终止点。“末”一词，是模糊中带着精确。假如将永明时的十一年，按时间的前后分为初、中、末三个时间段，“永明末”应该是永明九年永明十一年，至多回前到永明八年，再推前就不能名为“末”了。今以永明八年为永明末”之始，此时沈约五十岁、江淹四十七岁、张融四十七岁、孔稚珪四十四岁、范云四十岁、甄琛三十九岁、刘绘三十三岁、萧子良三十一岁、任昉三十一岁、萧衍二十七岁、谢朓二十七岁、丘迟二十七岁、王僧孺二十六岁、柳恽二十六岁、王融二十四岁、刘勰二十四岁、钟嵘二十三岁、吴均二十二岁、裴子野二十二岁、陆倕二十一岁、周捨二十岁、陆厥十九岁、萧琛十三岁、刘杳十二岁、王筠十岁、萧子显四岁。
在《南齐书·陆厥传》关于“永明体”的记述中，又有“汝南周顒，善识声韵”一语。《南齐书·周颙传》云：“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举昙济自代，学者荣之。官为给事中。”(《南齐书》卷四十一)而王俭死于永明七年，周颙死时王俭在讲《孝经》，所以，周顺的卒年不会超过永明七年，或者更在永明七年之前。这就与前面所分别的“永明末”的大致年限相龃啎。如果周颙于永明末年，确实以其对声韵的辨识，为沈约、王融、谢朓等的用四声于文学作语言学的准备，那么萧子显的“永明末”，从时间上还应前推，至少应该从永明六年论起，再往前就不能称为“永明末”了。这也透露了周颙卒年的信息，即其卒年不会在永明六年之前。但上引周颙传》的记载疑有脱误，另有两条材料可以证明，周颙的卒年应该还在永明七年之后。《南齐书·刘绘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南齐书》卷四十八)这段话中的“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与《陆厥传》中的“永明末，盛为文章”出于一义，两处“永明末”为同一时间概念。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略成实论记》第六云：“(永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颙作论序。”这是周颗生平事迹在文献中最晚的记录。结合前几则材料，则周颙的卒年应在永明八年(490)之后。故上述将永明末的时间断限向上宽限到永明八年，因为此时《陆厥传》中提到的四位永明体形成的关键人物都还健在。
以南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而论，这一年萧子良卒，萧子隆被杀，萧子良的离世，意味着竟陵王文人集团的解体。此前一年(永明十一年)，“竟陵八友”之一，永明体的重要作家——王融被杀，时年二十七岁;又文惠太子萧长懋卒，时年三十六岁。南齐先后此消彼长、分分合合的文人集团——王俭文人集团(王俭卒于永明七年)、文惠太子萧长懋文人集团(萧长懋卒于永明十一年)、随郡王萧子隆文人集团(萧子隆死于隆昌元年)、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文人集团(萧子良卒于隆昌元年)，至此，随着盟主的过逝、武帝永明盛昌时代的结束、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慘烈屠杀，已经不复存在，文人的心态和命运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南齐书·陆厥传》所记述的永明文学的特别盛况，于永明之后，由于文人命运的不同走向，保留下来的是诗歌形式上的探索成就，而诗的情感方面趋于异质化，诗人的视野扩大了。至天监初年，沈约以文坛前辈的身份，将永明之后，天监之前的文人重新加以整合，在梁初聚合在沈约周围，为沈约所奖掖的后进文人，又继续着永明文人于诗歌声律形式上的开拓之功，虽是永明体之余绪，但从质上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不再是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永明体”了。
上述都是“永明末”(以永明八年为假想断限)活跃于文坛的重要文人，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竟陵八友”：沈约(50)、范云(40)、任昉(31)、萧衍(27)、谢朓(27)、王融(24)、陆倕（21）、萧琛（13）。盟主萧子良(31)。
二是，永明体作家：沈约(50)、谢朓(27)、王融(24)，“善识声韵”的周颙，于此前的永明六年或七年已经去世。
三是，与永明声律论相关连的同时代文人；
沈约(50)：阐发其理论主张，如《宋书·谢灵运传论》(大致成于永明五年至永明六年二月，据《宋书·自序》，永明五年春，约被敕撰《宋书》，至永明六年二月上表完成，仅一年。);《答陆厥书》;《答甄公论》。另外体现沈约的文论思想的材料还有几则，分别是《怀旧诗·伤谢朓》、《报王筠书》(《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报博士刘杳书》(《梁书》卷五十《刘杳传》)。“调与金石谐”(《伤谢朓》)，“声和被纸，光影盈字”(《报王筠书》)，“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报博士刘杏书》)，都是以声韵之谐赞扬谢朓、王筠、刘杳的诗歌。可见，南齐末，天监初，文人们已经不在四声的本体上进行如产生之初的争执，而是着眼于四声之用而达到的诗歌艺术木美的效果上。说明此时，四声的用于文学已被文人所广泛接受。沈约与甄琛、陆厥等的争论，也是发生于《宋书》修成之后的永明六年，到齐明帝建武年间。
甄琛(39)：《磔四声论》。永明末，参与沈约四声说争论的，还有北魏人甄琛。《魏书·甄琛传》载：“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魏书》卷六十八）
甄琛所论的片言支语，见于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中，为刘善经所引。甄琛为文鄙碎，不解声律，又为北人，恰恰从反面证明，以沈约为代表的南人在文学声音之美的追求上，审音之精细。甄琛对沈约的指责，也正反映了北朝文学的粗鄙和浅陋，在永明末，这种来自反面的声音，也更加给沈约提供了完善四声之说的更深层的思考。
萧衍(27)：萧衍对沈约的四声之论不以为然，《梁书·沈约传》载：“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梁书》卷十三)
谢朓(27)：谢朓直接的文论之笔没有留下来，只在《南史·王筠传》中，沈约称赞王筠时引谢朓之语：“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卷二十二）这也是永明诗歌的理想境界。
刘勰(24)：《文心雕龙·声律》。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认为：“(齐和帝中兴二年)刘勰三十六岁，撰成《文心雕龙》，并取定于沈约。”虽然成书于南齐末，但既然是要取定于沈约，其声律之论也必定合于沈约之意。
钟嵊(23)：《诗品序》。曹旭先生《钟嵘年表》说：“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四十八岁，钟嵘完成《诗品》。”从永明四、五年到永明末，钟嵘与在京邑的文学之士多有过从，并激发、影响了他的《诗品》写作。他曾在永明后期，与谢朓论诗，与王融争论过诗歌的音律问题，又曾求誉于沈约，《诗品》虽成于梁天监中期，但其酝酿写作却是在永明时代，与永明体重要作家的直接接触，从正反两方面刺澈了他以后的《诗品》写作”。钟嵘对沈约等提出的声律论是持反对态度的，提出“清浊通流，口物调利”的自然声律论。
陆厥(19)：《与沈约书》(《南齐书·陆厥传》)。陆厥以此书指责沈约自诩“此秘未睹”、“曾无先觉”的说法，与北魏人甄琛一样，不理解文学上人为音律的意义。对沈约的责难，郭绍虞先生分析为以下数端：(一)古人文辞既有会合音律之处，即古人未尝不明音律;(二)昔人亦有论及音律之处，不得云此秘未睹；(三)昔人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故不重在音律的考究；（四）一人之文思且有迟速工拙，则于音律当然不免有合或不合之处。实则陆厥所云，是指自然的音调，沈约所云，是指人为的音律，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另有北魏人常景，对于沈约的四声说表示赞叹，专门写过一篇《四声赞》，但其属北魏末、东魏初人，较南朝沈约年辈为晚。大概四声之论，北朝人由甄琛的不理解，到常景的赞扬，经历了一个过程。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这样的事实：《南齐书·陆厥传》中提到与永明体的形成直接相关的四人，周颙卒年可能最早，在永明八年(490)以后；王融被杀于永明十一年(493);谢朓下狱死于永元元年(499);沈约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体现沈约声律原论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撰成于永明五年或六年(487、4888)。“竟陵八友”文人集团，因萧子良的离世而解散于隆昌元年(494)，而“八友”的集结和大规模的文人活动，则是开始于永明五年(487)。“永明体”的形成，当于沈约、谢朓、王融、周颙在之时。所谓“永明末”，应限于从永明八年至永明十一年之间，而王融被狱中赐死在永明十一年七月，以这一年作为“永明体”形成的时间段，有欠合理性。
二、“永明末”的文学盛况——“盛为文章”
萧子显在《南齐书》中，于“文章”，有“文”、“文章”、“文学”、“笔翰”、“文辞”、“文翰”、“辞笔”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集中出现在三个面上：一是《南齐书·文学传》里，对《文学传》中人物的品评中;二是《文学传论》对文学的总论中;三是对一些重要作家本传里的记述中。通观《南齐书》全文，“文”“文章”、“文学”并没有固定的所指，倒是“笔翰”、“文翰”、“辞笔”等，指特定的应用类文体。南齐时代，时风重文，不仅文人如此，连武人也趋之若鹜。因而，当时的“文学”也有个最为宽泛的义指，即“文章博学”之意。《文学传》里共载录了十七人，传主十人，附传七人，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庞杂。有属于杂文学性质的经学、子学、史学、算术、天文学、历学、谱牒之学等，也有属于纯文学性质的诗、賦、论、序、书等。在其后的《文学传论》中，萧子显撇开在比例上远远高于纯文学的杂文学不论，而单就纯文学立说，提出他理想的文学模式—“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南齐书》卷五十二)再就《传论》所举文体来说：
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亩才古，难与争鹜。桂林潮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升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批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简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得颂体。裴頠内侍，元规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庄为允。王褒僮约，束晳发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玮。
其中涉及诗(四言、五言、七言)、赋、颂、章表、碑、诔、谐隐文等体，都是纯文学的范畴。不仅如此，萧子显还将自魏晋以来的清谈排除在纯文学之外，“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南齐书》卷五十二)以“文章”与清谈名理相对，《南齐书·桂阳王萧铄传》说：“时鄱阳王锵好文章，铄好名理，时人称为'鄱桂’。”(《南齐书》卷三十五)又《南齐书·刘绘传》说：“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南齐书》卷四十八)足见萧子显将“文章”(文学)从大文学的范畴中独立出来的用意，因此，《陆厥传》中的“盛为文章”即指纯粹的文学兴盛而言。
南齐的文学之盛，得力于诸帝的重视、各文人集团的习尚、文人学士的雅集与唱和。齐代诸帝，颇知右文，《文心雕龙·时序篇》说：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貳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飞龙予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
高帝萧道成的文化素养已经很高，《南齐书·高帝本纪》称他“年十三，受业(雷次宗)，治《礼》及《左氏春秋》。”清人汪师韩说：“《南史》齐武陵王煜诗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颜之亦其次也。、’其称述安仁、土衡、延之，盖不免拘于时尚。而谓康乐'不辨有首尾’一语，卓识冠绝千古。”汪氏评萧道成论谢灵运诗一语为“卓识冠绝千古”，并不为过，可见萧道成也颇为懂诗。
从武帝萧赜来说，初登皇位，稳定和巩固皇权是当务之急，这又存在一个取得士族阶层认可的问题。而要得到士族的认可，就必须接受士族阶层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因此，于永明三年降诏兴学，足见武帝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萧赜曾对晋安王萧子懋说：“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事务弥为根本，可常忆之。”(《南齐书·萧子懋传》)萧赜强调“世务弥为根本”，并非不重视诗笔，而是希望萧子懋不要将二者的关系弄颠倒了。
萧齐宗室中喜爱文义且普属文者也不在少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豫章王萧嶷一家。萧嶷诸子并长文笔，如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等都是佼佼者。再如随郡王萧子隆、始兴公萧鉴、江夏王萧锋、晋安王萧子懋、衡阳王萧道度子萧钧等，都颇好文学，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皇室成员除了自身对文学的喜好外，还喜欢招揽文士。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王萧嶷、随郡王萧子隆、竟陵王文宜王萧子良等，都曾经吸纳过文士，而尤以萧子良的西邸文士群体为代表。
史载萧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宾至，为设瓜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卷四十)又载“(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卷四十)一时天下文士，悉从毕至。
子良所招揽的文士，几乎囊括了南齐永明时代的所有著名的文人学士，而尤以“八友”为著名。关于“八友”，《南齐书》没有明确记载而见之于《梁书》。“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卷一)又“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琊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梁书》卷十三)“八友”之中，谢朓长于诗，陆倕、任昉工于笔，而沈约则文笔兼备。另外，王融、范云、萧衍也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八友”之外，善属文而前后游西邸者还很多。有刘绘、张融、柳恽、王僧孺、宗夬、谢，有张充、王思远、陆慧晓，有周颙”等有虞羲等。一般说来，竟陵王文学集团的活动的起始，“当以《南齐书·萧子良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所称'天下才学皆游集焉’的永明二年为宜。”永明五年，子良移居鸡笼山邸，标志着西邸文学集团的创作活动渐渐进入高潮。这正与《南齐书·陆厥传》中所说的“永明末，盛为文章”契合了起来。
三、“永明体”的代表人物—“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
依今存文献而论，沈约、谢朓、王融三人的相遇，最早只可推到永明五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时。今存的唱和之作有：
永明五年，三人共为“竟陵八友”。
《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梁书·沈约传》：“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琊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时号为得人。”
《诗品中》“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末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
沈约有《奉和竟陵王郡县名》，王融有同题《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
沈约有《奉和竟陵王抄书》，王融有《抄众书应司徒教》；
沈约有《奉和竟陵王药名》，王融有同题《奉和竟陵王药名》。
沈约有《拟风賦》，谢朓有《拟风赋》，王融有《拟风赋》;
沈约有《高松赋》，谢朓有同题《高松赋》。
沈约有《桐赋》，萧子良有《梧桐赋》，王融有《应竟陵王教桐树赋》。
永明六年，盛赞谢朓诗。
《南齐书·谢朓传》：“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
沈约有《从齐武帝琅那城讲武应诏》，王融有同题之作《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
永明七年：
沈约有《永明乐》，谢朓有《永明乐十首》，王融有《永明乐十首》。
永明八年：
沈约有《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谢朓有《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
沈约有《咏篪》，王融有《问同咏乐器·琵琶》，谢朓有《同咏乐器·琴》;
沈约有《咏竹火笼》，谢朓有《咏竹火笼》；
沈约有《咏竹槟榔盘》，谢朓有《同咏座上器玩·乌皮隐几》;
沈约又与谢朓、江秀才革、王丞融、王兰陵僧孺、谢洗马昊、刘中书绘作《联句·阻雪》。
永明九年：
沈约有《饯谢文学》，谢朓有《和别沈右率诸君》;
永明十年：
沈约有《芳树》，谢朓有《临高台》，王融有《巫山高》;
沈约有《临高台》，谢朓有《芳树》，王融有《芳树》。
永明十一年：
沈约有《伤王融》。
沈约、谢朓、王融互相唱和的诗文，除了以上大致可以系年的之外，还有沈约《和谢宣城》，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沈约《和竟陵王游仙诗二首》，王融《游仙诗五首》：沈约《行园》，谢朓《和沈祭酒行园》：沈约《侍游方山应诏》，王融《侍游方山应诏》；谢朓《酬德赋并序》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三人的过从之密，在创作上彼此推动，相互切磋，此所谓“以气类相推毂”。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据《王力古汉语词典》所释：毂，车轮中心穿轴承辐的部分。《说文》：“毂，辐所湊也。”《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穀。”《楚辞》战国屈原《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指代车。《史记·平准书》：“而富商大贾或蹛財役贫，转毂百数。”裴骃《集解》引李奇曰：“毂，车也。”也指代车轮。唐柳宗元《田家》诗：“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从以上可以看出，“毂”皆用为名词，均与“车”“车轮”有词源关系，“推毂”即“推车”;“车轮”“车”乃动力所在，故“推毂”又可引申为“推动”。介词“以”的宾语是“气类”，“相”是个副词，“以气类”与“相”共同修饰谓语中心词“推”，而“推”的对象是“毂”。气类”之“类”，意谓“相象”、“相类”。那么，完整的句意当为“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因为气之相类而彼此推动和促进”。这里，最为关键的是对“气”的理解。沈约、谢朓、王融所秉之“气”分别是什么，其相类之处又如何？
“气”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民族特色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其内涵十分飘忽，各个时期的不同学派往往赋予它各种不同的涵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限于关注对象，我们只对六朝文论中的“气”论予以考查。
六朝文论中比较集中而突出地论及“气”的，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再者为萧子显的《南齐书·陆厥传》中所涉及到的。三人的生卒年大致为：刘勰(约465-532)，钟嵘(468-518)，萧子显(487-537)。刘勰和钟嵘为同时代人，而萧子显年辈稍晚，刘氏和钟氏的文学理论观念必然对晚辈的萧子显的文学观产生影响。因而，刘勰和钟嵘的“气”论思想，足以代表当时人们对“气”的认识。钟嵘的“气”论散见于《诗品》文中，曹旭先生有很精到的归纳和概括，他说：
“气”为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亦文艺评论术语。以“气”论文，肇端于曹丕《典论·论文》，而大兴于晋宋齐梁诗画理论。钟品中，“气”字凡十二见，其义亦不同。大略言之，可分三种：一指天地之元气，自然之节气，此“气之动物”为其例;二指作家气质才性，“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诗品·序》)“仗气爱奇”(刘桢诗评)是其例;三指作品之精神气质，风格气骨，“骨气奇高”(曹植诗评)、“气过其文”(刘桢诗评)“气少于公干”(陆机诗评》、“气调警拨”(郭泰机等人诗评)、“气候浦雅”(谢庄诗评)、“我诗有生气”(袁嘏诗评)皆其也。仲伟以“气”、“物”、“人”三者萌动、触发、推演出诗歌发生论，其中“气”为根本。
刘勰之言“气”，约有三义：有《养气》篇所说的“气”，有《体性》篇所说的“气”，再有《风骨》篇所说的“气”。郭绍虞先生认为：
《养气》篇所说的“气”，其义与“神”相近，指的是神气;《体性》篇所说的“气"，其义与“性”相近，指的是才气;《风骨》篇所说的“气”，其义与“势”相近，指的是语气。
詹锳引炳宸《曹丕的文学理论——释“体”与“气”》说：“'体’与'气’的含义，陈钟凡、罗根泽、朱东润、郭绍虞的意见就有很大出入，但归纳起来，关于气的解释，不外才气、个性、声调语气三说，“体’则只有风格一说。”对于作家来说，则“气”主要体现为其气质才性和作品的风格气骨。因此，萧子显所言“永明体”，便是由沈约、谢朓、王融等一批具有相同或相近才气、个性及创作风格的文士，彼此切磋技艺、相互推动而形成的。
汝南周颙善识之“声韵”，是指纯粹语言学上之声韵，还是指诗文中之声韵，或者说周颙的“善识声韵”，对“永明体”的形成的关系与影响如何？
据《南齐书》和《南史》所记，与“永明体”事发生最直接关系的，是沈约、谢朓、王融和周颙四人。前三者都是南齐最重要的诗人，“永明体”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中坚人物，流传下来的诗作也最多，有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唯独周颙无一首诗入集，“虽谙熟声韵，且有《四声切韵》之作，但大约在创作上影响不大”。严可均辑其文7篇，其中《答张融书难门律》、《重答张融书难门律》、《抄成实论序》(《全齐文》卷二十)篇幅较长，除阐扬释老义理，辨析论难外，并无审音及参与“永明体”建设的讯息。《南齐书·周颙传》载：“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南齐书》卷四十一)又“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同上)由此可见，周颙主要是一位学者(尤为佛教学者)和请谈家，其“善识声韵”，很显然地，实肇自他的谈论而出此言，与诗歌中的“声韵”是有区別的。其有关声韵方面之建树，与永明体的声韵之说本无直接关系，是王融、沈约等人受其启发，将谈论中的声的原则加以改造并引入诗歌创作之中。曹道衡先生“盖自王融取周颙之说，以倡声律而约和之”，当为的论。
《南史·周颙传》载，(周颗)“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而《南齐书·周颙传》未言及。据《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载，“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萁谱论，云起自周颙。”周颙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皆佚而不传，今已无法窥其面目，但《四声切韵》早于《四声谱》，当不存在疑问。前已述及，周颙的声韵意识起自谈论的需要，并非着眼于诗文中的声律问题。然而，现代学者言及永明声律说时，每每将其与沈约之《四声谱》共同看做诗文声律问题的理论专著。即便是曹道衡先生的观点，在不同专论中也存在龃龉之处，相对于《周颙与永明体》所考，又认为，“诗文中的声律问题从理论上被有系统地提出来，明确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则要到永明时代。理论上的专著是周颙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的创作实践中互相呼应的有王融、谢朓等著名诗人。”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汪涌豪、骆玉明先生，他们认为，“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字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著《四声切韵》，同时的沈约著《四声谱》。他们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声韵之学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要之，周颙作为学者、谈论家，他代表了永明时代重声韵、美音辞的时代风气，对当时语言运用中的声韵状况进行归纳总结，从语言学上说，他贡献了一部中古音韵学专著，从诗学理论上说，他又无意中成了永明声律学说形成的先导。如果要排列出周颙、王融、沈约、谢朓四者与“永明体”形成之间的关系谱序，应为：周颙据当时语言现象发为四声之说，王融引周颙声之说以创为诗文，沈约又纯粹从创作出发规范出诗文声韵问题的四声之谱，谢朓则专之以创作。对此，姚振黎先生之论最为确当：
是故文拘声韵，始于永明耳。唯颙所致力偏于文字上之四声，约所致力则为文学之音律。二者之差别，在于文学上之音律，基于文字上之声调，故研究文学之音律，不能不研究文字声调，易言之，将文字之四声用于文学，乃永明中沈约首倡。
因之，便形成文坛领袖领衔，由著名诗人积极参与和推动的诗文形式新变之风。
四、“永明体”的创作范式—“以四声制韵”
四声”既定，永明诗人身体力行，因之而创制永明新体之作，以垂范于当世文人，这种创作实践的核心问题即在用四声以“制韵”上，所谓“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
这里存在一个对“韵”的理解问题。“韵”字在《南齐书·陆厥传》、《南齐书·文
学传论》、《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声律》、《诗品序》等文中多有出现，综而论之，盖有三义：
一是指句末之韵，即韵脚之字：
“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文心雕龙·声律》)
二是指韵母：
“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文心雕龙·声律》)
三是指诗文中和谐的声音：
“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南齐书·陆厥传》
“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南齐书·文学传论》)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宋书·谢灵运传论》)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宋书·谢灵运传论》)
“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答陆厥书》)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文心雕龙·声律》）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诗品序》)
“永明体”之“韵”，既非专指句末之用韵，也非单一的诗文用字的韵母问题，而是音节与音节间音声的综合调协。音节间的调协涉及每个字的声、韵、调三个因素，还涉及韵脚字与非韵脚字之间声、韵、调之间的搭配协谐。从用韵来说，南齐诗文平、上、去、入四声皆可押，韵大致分属五十五韵部，有三十三个声母。这类中古音系统，是近现代语言学家通过对齐梁诗文的用韵分析归纳出来的。“永明体”用字之声调以平上去入四声为规范，达到“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宋书·谢灵运传论》)、“声有飞沉”(《文心雕龙·声律》)的音响效果。以四声制韵，即用四声求“和”，实为声调在句中高低、起伏、抑扬的间隔变化，还不涉及到韵母求“和”的问题。四声的发现及运用于写作，与调每一字音的韵母并无关系，当然，欲求整体的和谐之美，声母和韵母的相重与单调也是必须应该避忌的。
沈约的音学著作今已不得见，从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所引沈氏语看，总五条引语，均就“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病而发，四者皆为调声之忌。以“四声”调协音调，便自然会出现“五字之中”和“十字之内”单个音节声调的相重问题，避免重复，以至和谐，“永明体”创作解决了声调的问题。而韵母和声母的求和则是创作中声韵之谐中更为细致的问题。六朝时诵读之风大盛，当受佛教“唱导”影响较深，文学形式的音声之美，主要借诵读而判别和加工。从文学音韵发生及接受者生理的角度说，吟诵一首诗诉诸于人听觉的，四言、五言或六言、七言规定的是节拍问题，节拍一定，，最重要的决定音乐效果的因素是句末用韵，然后是句中单个音节高低、抑扬的合理配合。如此，则音声之大要无妨。因此，解决声母和韵母的内部和谐问题，其实是对文学音声之美更加深入的精雕细刻。艺术的发展，文学表现手法的探索与施之于用，乃是一个由粗而细、由略而精逐渐衍化的过程。永明诗人借四声之发现，解决了韵文创作音声之美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从司马相如，而陆机，而范晔，而谢庄，虽对声调抑扬、抗坠的认识逐步深入，但“四声”未明确文学创作之“四声”的主动运用更未明确，周颙、沈约发现和运用四声才是汉语音韵学发展、文学音乐形式美不断探索的双向互动，宣布一个旧的研求历程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文学音声形式探索的开始。四声的发现和运用于创作，对于永明一个时代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以四声调协音调，即以“四声制的”的规范和原则还未定型。然而将四声用于创作，追求一种和谐的音韵之美，不同诗人各自以不同的调声方式试验、分别，在观念和总原则上已经成为永明诗人的一种创作范式。
前已述及，永明诗人调四声于创作，本是处于探索的过程，至沈约写《宋书》和萧子显撰《南齐书》之时，调声格局之初步已渐显。永明诗人可以更深入地去关注音节韵母之和乃至声母的和谐问题，当然，这应该是梁、陈及梁、陈以后逐步丰富的过程。有以永明为中心的南朝前后文人的研求探索之功，至初唐而愈加多样的“格”“式”之著，才有了总结的理论基础。
关于“永明体”的史料记载，唐人李延寿的《南史·陆厥传》也有一段相应的文字：
(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穀，汝南周颙善识声
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
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以《南齐书》和《南史》的记载而论，其共同之处在于：一，“永明体”出现并盛行于南齐武帝賾永明间，“永明末”、“（永明）时”；二，“永明体”的产生是以南齐大兴文章之风为背景的，时代风气驱使时人对文学的形式美展开探索，“盛为文章”;三，“永明体”是由一些有着共同志趣、风格、习尚的文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他们以各自的专长在不同领域进行着开创或总结，可谓殊途而同归，其核心是沈约、谢朓、王融、周颙，“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四，文用宫商、引入四声、据以制韵、严格条律，是“永明体”的声律要求。
两则材料基本内涵相同，只是《南史》所记略有增补，补充内容为“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徽不同”，所增补者为“永明体”声律原则的具体化。《南齐书》撰者萧子显，为齐豫章文献王萧嶷第八子，嫡系南齐皇室。据曹衡先生考证，“《南齐书》撰成于天监中期”，“子显撰《后汉》、《齐书》，据本传叙事次序，自当在天监十三年(514)前，其时(子显)年仅二十余”，距永明时代未远，自当比《南史》更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那么《南史》中出离《南齐书》的材料，是否就是“永明体”声律说的核心内容呢？又据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载：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由此亦可发现，《南齐书》中“永明体”声律问题，在《南史》中得到了细化，李延寿的“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是直接取之于沈约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只是《南史》将“一简之内”理解为五言诗的一句之内，即“五字之中”，至于“一简之内”究竟是否是指五言诗的一句，尚待考查。《南史》又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的病犯指称“宫羽相变，低昂舛节，前之浮声，后之切响”，其实《谢灵运传论》所载，意指创作时的四声高低轻重、起伏的交错变化，并未明确到《南史》病犯的程度。
今天考察“永明体”的原生状态，最基本而可靠的材料便是《南齐书·陆厥传》、《南史·陆厥传》、《宋书·谢灵运传论》。从撰成时间上说，《宋书·谢灵运传论》为最早，至迟也在永明六年(沈约《宋书》撰成，上表之时);《南齐书》为次(前已考，《南齐书》的修撰不会早于天监六年或七年)；《南史》最晚，为唐初史臣李延寿等所撰。沈约撰写《宋书》之时，也正是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学士齐集，切磋研磨诗歌艺术技巧，形成永明文学昌盛局面的开始。当时的创作实践还只是一种探索，沈约于《传论》中提出的的声律理论，也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是沈约根据自己的创作和永明初期的文坛现状总结出来的，相对于“永明末”的创作状况，是一种先行的理论，因而理想化的色彩比较浓厚。从沈约到萧子显，再到李延寿，诗歌的声律理论本身也是在不断修正发展的，沈约《传论》处于探索的初期，李延寿《南史·陆厥传》距离永明时代已远，而只有萧子显走过永明时代，于梁世对刚刚过去的齐世文学进行实录和总结，是最具可靠性的。
由《南齐书·陆厥传》出发，结合萧子显的相关文论，便可以归结出“永明体”为：南齐武帝永明后期，文学走向繁荣，以沈约、王融、谢朓等为代表的文人，将新辨清并定目的平上去入四声，有意运用到文学〔主要指五言诗)创作中，回忌病犯，形成理想的诗歌声律模式，以追求诗歌的声音之美为目的，而形成的一种文学(诗歌）的探索体式。
对于“永明体”的理解，从学理上，固然应该从记录它的最原始的文献出发索其本源，探求其形态;然而，作为一个文学现象的客观存在，文献的记载或是由一端而发，或是有失片面，而且史家所记仅为实录，如果要通过史的形式表明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也只是以“序”、“论”、“赞”等形式而实现的。这样看来，对“永明体”认识的眼界是要放开的，要关注到当时与其相联系的方方面面，所得出的结论便不仅是“声律论”一个问题，应该是更宽、更广。前面的讨论主要是以《南齐书·陆厥传》的记载为基点，结合了《南齐书》其他部分的载述以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材料，得出了一个涵义相对狭窄的意义界定，也是一个最为接近“永明体”真实面目的意义。但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是从立论出发，本着以下原则：第一，“永明体”是永明文人用四声于文学创作所形成的一种文学体式，是人工声律形式;第二，“永明体”涉及所有韵文学形式，而以五言诗为主(本文的“永明体”主要以五言诗为探讨对象);第三，将“永明体”置于相对较大的空间里进行考察，涉及其生成的根据、存在的特质、造成的影响及其核心——永明声律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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