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与钟嵘
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而刘勰和钟嵘的经历都和当时的文坛巨匠沈约有关——他们曾先后求誉于沈约。
沈约与钟嵘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名公巨卿与位末名卑、长期沉沦下僚者的关系，一个文坛领袖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更可通过沈约与钟嵘关系的研究，清理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到齐梁这一历史阶段出现的观念变化和渗透在观念变化中的个人因素；看一看，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异和异中的同是如何胶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在碰撞与展开的过程中，是如何共同推动文学批评前进的。
沈约是钟嵘的前辈，是齐、梁间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史传因请为“延誉”被拒，钟嵘对沈约很不满，等沈约逝世后，钟嵘撰成《诗品》，把一代名公巨卿沈约置之“中品”，并加贬斥。这就是《南史·钟嵘传》里说的：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
本段记载，有钟嵘为“追宿憾”而故意打压沈约的意思。明清以来，对钟嵘置沈约于“中品”是“追宿憾”、“报约”的说法意见不一。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说：“休文四声八病，首发千古妙铨，其于近体，允谓作者之圣。而自运乃无一篇，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视彦升、彦龙，仅能过之。世以钟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清张锡瑜《诗平》说：“嵘之评约，实非有意贬抑。沈诗具在，后世自有公评。衡以范、江，适得其分。‘报憾’之言，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耳。延寿载之，为无识矣。”清许印芳《萃编》说：“隐侯列‘中品’，已不为屈。《南史》犹称其追报宿憾。史书可尽信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南史》喜杂采小说家言，恐不足据以疑二贤也。”
事实的真相，成了历史之谜；历史有太多无法解释也无法破译的谜语，因为，短促的生命个体与漫长的历史经常形成不成比例的对照；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长的历史中，一些很精彩的个人片断经常会被忽略。像钟嵘求誉沈约这件事，载在历史，已经不是碎片，而具有完整的形态。只是没有预先准备好的可作旁证的材料，以致今天有些研究者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承认、不相信这条材料，以为是小说家言。我以为，此事载在《南史》，言之凿凿，即使没有旁证，也仍然是存于历史的精彩的个人片断而无法否定，正如你无法否认《南史》中已经存在的其他记载。
其实，置沈约于“中品”、批评沈约和“追宿憾”、“报约”是两个问题：一是沈约居“中品”是否合适？批评得是否正确？二是钟嵘与沈约之间是否存在“宿憾”？以上几家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以沈约应居“中品”，否定钟嵘与沈约之间可能存在的“宿憾”。唯纪昀别具只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说：“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案，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闾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言亦不尽无因也。”这里论述置沈约“中品”，“未为排抑”；而钟嵘和沈约之间，确实可能存在“宿憾”。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也说：“约身参佐命，劫持文柄。其人虽死，余烈犹存。仲伟纡回曲折，列之‘中品’，盖有苦心焉，非特不排抑而已。”最为钟氏知音。
有意思的是，在对别人的赞美上，沈约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相反，为了赢得社会的声誉，巩固作为文坛领袖的地位，沈约其实是继晋代张华以后一个爱惜人才、奖掖后进、提携新人的典型；最著名的例子是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提携、奖掖和赞美。《梁书·刘勰传》说：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实际上，除了刘勰，受到沈约奖掖、扶持、提携的文学之士还有很多。如张率、陆倕、谢举、刘显、何思澄、萧几、萧子显、王筠、吴均、何逊等人。如对和萧子显赋的称赞，“盖《幽通》之流也”（《梁书·萧子显传》）的口吻，使人想起《晋书·左思传》里张华赞美左思《三都赋》“班、张之流也”的话；说张率与陆倕“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其口吻，也与张华《与褚陶书》“常恐南金已尽，而复得之于吾子”差不多。还有对吴均、王筠的褒奖：
沈约尝见（吴）均文，颇相称赏。（《梁书·吴均传》）
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王）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梁书·王筠传》）
这些材料都表明，沈约是一个乐意提携别人和帮助别人的人。求誉沈约，应该不难。但奇怪的是，同样是求誉，同样是文学批评家，用了低三下四方法的刘勰，得到了沈约的赞赏，而钟嵘得不到，这是不可理解的。
沈约为什么拒绝钟嵘，不肯为钟嵘延誉？
因为，他们在诗学观念、诗学本质和诗学发展的认识上，有着不能苟合的分歧。
现在已经无法了解，钟嵘求誉沈约，是不是也像刘勰那样，背着个布袋，像摆地摊的小贩那样带着他的《诗品》“干之车前”。但既要求誉于人，总要拿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钟嵘拿出的不会是他的对《周易》的见解，而是后来成为《诗品》的某些部分。因为钟嵘受刘士章启发欲撰《诗品》的想法早在十数年前，而“江淹才尽”的传说刚发生不久即进入钟嵘的视野，成为《诗品》中的材料。这些都说明，《诗品》有一个不断写作，不断完善的过程。还有一条可以证明沈约在世钟嵘就已经在写作的材料，就是下文还要提及的《诗品·下品》对“宋尚书令傅亮”的品评：“季友（傅亮）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从“今沈特进”的口吻看，钟嵘写傅亮条的时间应在沈约官加“特进”的天监十一年(512)不久，因为《诗品》正式评沈约时，称沈约是“梁左光禄沈约”，其中是有区别的。
钟嵘在为沈约奖掖后进、提携新人的名声所迷惑的同时，也许还受到同道刘勰成功的鼓励。比《诗品》早十多年完成的《文心雕龙》，就是由刘勰通过“干谒”的形式求誉沈约，由沈约“取定”，得到赞美，最后大获成功的。这些，都成了钟嵘“求誉”沈约的范本和出发点。
钟嵘去求誉沈约了。可以推测，当时钟嵘即使不给沈约看《诗品》的初稿，只与沈约谈声律论或诗歌发展观，沈约也会坚决地“拒之”，而且非常明确，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两人不同的诗学观，尤其是声律论上的巨大分歧，形同水火，不啻诗学仇家。沈约当然不可能为钟嵘延誉，而钟嵘撰写《诗品》批评沈约，也就成了意料中事。
二
钟嵘与沈约的分歧主要有：
1.对当世诗风和诗歌成就的评价截然不同
对当世诗风和诗歌成就的评价，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专业的批评家无可回避的问题，即便现在，我们也未必能分清钟嵘与沈约之间谁对谁错，有的没有对错，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沈约和钟嵘各持一面；因为两个人的地位不同，角度不同，沈约在台上，钟嵘在台下；沈约是“唱戏”的，钟嵘是“评戏”的；一个是盾，一个是矛；一个是批评对象，一个是批评者；自然会对戏本身有不同的看法，沈约会说“好极了”，钟嵘会说“糟透了”。只有刘勰非常聪明，《文心雕龙》虽然体大思精、面面俱到，但他对当朝的文学问题，基本不谈。
而钟嵘不同，《文心雕龙》在前，《诗品》后出，钟嵘必须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也像他的前辈刘勰一样，绕开矛盾，不谈近世；要么就冒与世人观点对立的风险。他显然觉得，不涉近世而侈谈诗学理论和五言优劣不啻隔靴搔痒，虽有风险也只能选择后者。但涉及近世，矛盾就不可避免。
2.对汉以来诗歌发展和流变问题的回答不同
钟嵘的回答是：诗歌的发展是有曲折的，诗歌高峰应该在建安时期，至宋、齐、梁则有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的趋势。故钟嵘《诗品》的上品“名额”，汉三人（李陵、班婕妤、古诗算一人）、魏三人（曹植、刘桢、王粲）、晋五人（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而余下宋、齐、梁三代，只给了谢灵运一人。汉魏当然是重点，汉魏以外，他宁可多给一点晋，也不多给宋、齐、梁，除了今不如昔的观念，还有纠偏和强烈表达自己诗学观的用意。
而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只以发展新变的诗学观看问题：“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他只说潘岳、陆机是曹、王的继承和变体，不作高下评判，钟嵘则以为潘、陆均不如曹植。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觉得宋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比前代文学毫不逊色。而钟嵘《诗品》则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宋代文学。这些，都是他们对汉以来诗歌发展观念的不同。
3.对“声律论”的评价及其发明权问题的争论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以上这些话，沈约都以发现千古秘密的自信和自己就是发明人的口吻，高度评价“声律论”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揭示了汉以来至于晋宋无人知晓的声律入诗的方法。所谓“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那是大家都在写，但无人知晓的诗歌声律问题。
沈约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因为书佚，无从考证沈约是否就是声律论的发明人。而后来的《南齐书·陆厥传》只是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禺，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且以之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号为‘永明体’。”讲了“永明体”产生的时间，有哪些诗人，以及“永明体”对文字、声韵的要求等等，也没有涉及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声律论”的发明人是否就是沈约。
只有钟嵘《诗品》辨彰清浊，认真地论述“声律论”的发明权问题，钟嵘《诗品序》说：
王元长创其首，沈约、谢脁扬其波。即从正面纠正了这一事实，发明人是王融，而不是沈约，沈约不过因为他的身份关系，成了代言人而已。钟嵘的话虽然没有其他证明材料，但钟嵘是当世之人，与王融、沈约、谢脁有的有交往，如与谢朓论诗等；又沈约有崇己抑人之病，在他编纂的《宋书》里，为他的祖父曲笔回护，改写事实，被人发现，作了检讨。《宋书》多取他人的资料，却不注明。这种把他人成绩算在自己账上的做法，沈约是心虚的。对于“声律论”及其发明权的问题，恐亦如此。
针对沈约自谓发现“千古之秘”的说法，23岁的齐秀才陆厥也著文反驳，陆厥《与沈约书》说：
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陆厥认为，早在建安时代，曹、刘等人就已发现声律与诗歌的关系，并用声律的原理进行创作，有许多名篇佳制可以证明，不必等到宋、齐以后的沈约再来发现。所谓“此秘未睹”、“曾无先觉”，近于诬言。陆厥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以批判者的犀利，数说沈约的荒谬，口气严峻得像师傅在教训徒弟，这使沈约不得不写《与陆厥书》反驳。
《与陆厥书》重申《谢灵运传论》中的观点，强调五言诗两句十字之内，应尽平仄相配、低昂互节变化之能事，肯定这是五言诗重要的新法则：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
对这一场争论，钟嵘始终高度关注。陆厥因父被诛感痛而卒，在陆厥和沈约都去世了以后，钟嵘著《诗品》，继续反驳沈约，《诗品序》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钟嵘不仅在《诗品序》里提出“声律论”的发明人应该是王融，“声律论”对诗歌创作同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以外，还在《下品》设《陆厥》条。《下品·陆厥》条说：
观厥文纬，具识文之情状。①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
陆厥、钟嵘所论，意颇契合。故此条可与《诗品序》及《中品·沈约》条对读。钟嵘设此条，品评陆厥诗仅是带过；钟嵘说他诗写得不怎么样，但陆厥的“文纬”，“具识文之情状”，支持其反对沈约的声律论。在这场声律论的争论中，钟嵘坚定地站在陆厥一边，实际上就是对沈约的打击。
4.在诗人及作品的评价上存在严重分歧
在对建安七子的评价中，谁是“七子”的冠冕？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持不同观点不奇怪，奇怪的是，两种观点截然鲜明地对立。江淹在《杂体诗序》曰：“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
“家有曲直”的内涵是，在当时的两大审美取向——词采和风骨方面，人们各持一端。
沈约和刘勰认为冠冕应该是王粲。《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说：“子建、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将曹植与王粲并美，不提刘桢；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则说：“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以为王粲在刘桢之上，他们的论点基本上是相同的。
钟嵘主张风骨、词采相济，以为汉以来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诗人是曹植。曹植的诗歌体现了“文”与“质”，“风力”与“丹彩”，“骨气奇高”与“词采华茂”、刚柔相济统一的美学要素。曹植以外，诗人皆有不足：刘桢有风骨，但“雕润恨少”；王粲“文秀”，但“质羸”，均为“偏胜”诗人。但在词采与风骨偏胜之中，钟嵘更重视“质”与“风骨”。据此刘桢优于王粲。故称《上品·刘桢》条说：“陈思已下，桢称独步”；《诗品序》谓“曹、刘殆文章之圣”；《上品·曹植》条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表明在诗歌美学理想上，与沈约、刘勰存在原则分歧。
此外，在钟嵘确定的诗歌流派中，刘桢源出“古诗”，“古诗”源出《国风》，为主流正统一系；王粲则源出李陵，李陵源出“楚辞”，则是辅助主流的旁系。由源出看钟嵘的安排，王粲也不及刘桢。钟嵘假如想求誉于沈约，就不该有这种体系和想法。
高木正一氏的《钟嵘的文学观》说：《文心雕龙·才略》篇、《谢灵运传论》认王粲为建安七子冠冕，以曹、王并称；而“钟嵘以为刘桢比王粲地位更高的说法，实在是一种独特的评判和对当时定评的挑战”。②其实，比《诗品》行世更早的裴子野的《雕虫论》（实为《宋略·总论》）里已经说“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同样标举曹植、刘桢而不提王粲，裴子野和钟嵘一样，也认为“伟其风力”，使诗歌充满风力精神，是比词藻形容更重要的东西。
钟嵘的诗学观，反对“词不贵奇，竞须新事”，把矛头对准王融、任昉；反对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特别是纠正“声律论”发明权、反对在诗中以平、上、去、入制韵等问题，这些观点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早晚会戳出来。沈约拒绝为钟嵘延誉，一定是钟嵘诗学观念的“锥子”刺痛了他的什么部位。
沈约也评论五言诗，他经常赞誉后生和同时代诗人的作品。《梁书》载沈约对诗人和诗歌作品赞誉的有：
（谢举）年十四尝赠沈约五言诗，为约所赞赏。（《梁书·谢举传》）
（何思澄）为《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梁书·何思澄传》）
同样书之于壁的还有刘显的诗：
（刘显）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时沈约郊居宅新成，因命工书人书之于壁。（《梁书·刘显传》）
谢举、何思澄、刘显的诗，在当时并不十分知名，但沈约仍然给予赞美，而对当时谢脁、何逊等著名的诗人，沈约更是赞美有加：
（谢）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梁书·谢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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