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之乡”晒文玩

提到文房之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唯一的“文房四宝之乡”——宣城。古文房里最重要的笔、墨、纸、砚四宝中，有三宝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是宣纸、宣笔和徽墨的原产地，至今乃是盛产地。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读书人以笔墨为犁、以纸砚为田，仕途因此而起步，诗文因此而旷世，书画因此而扬名；宣城亦因有如此浓郁的书卷墨香而闻名遐迩。除此之外，我想再深入一步，聊一聊宣城古文房中的其它宝贝，也许知晓的人就不多了。

    其实古文房里的宝贝多的是，据明末著名戏剧家、文学家屠隆《考槃余事》一书中物中的《文房器具笺》中记载，古文房中文具有45种，包括笔格、研山、笔床、笔屏中物、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注、砚匣、墨物博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物、糊斗、蜡斗、镇纸、压尺博华、贝光等，加上笔墨纸砚共有49种之多。这不仅在中博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博华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博物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清代以降，文房家族成员进一步扩大，除笔墨纸砚“四宝”外，大致有以下诸类。笔用类：笔格(架)、笔挂、笔筒、笔插、笔床、笔船、笔屏、笔帘、笔匣、笔海、笔篓；墨用类：墨床、墨盒、墨缸、墨屏、墨匣；纸用类：镇纸、压尺、裁刀、剪刀、界尺、毡垫、画缸、剑筒、贝光；砚用类：砚屏、砚匣、笔觇(掭)、研山；印用类：印章、印匣、印泥盒、调泥笺；水器类：水滴(注)、水盂、笔洗、水勺、水丞；调色类：格碟、调色缸：辅助类：臂搁、糊斗、蜡斗、帖架、瘿瓢、书灯、诗筒、文具匣、香椽盘、书架；其他类，香熏、手炉、香炉、香插、拂尘、冠架、古琴、棋、拜帖匣、瓶觚、如意、铜镜、宝剑、算盘等以及书斋家具如案、几、桌、椅、橱、榻、凳、架、屏等。可谓林林总总，制作材质多种多样；有竹木、玉石、牙角、陶瓷等等。列举多了，不免杂乱，这里仅挑一些我收藏的跟“文房四宝”关系密切地古瓷文玩来晒晒。

出于喜好，我在自己收藏的数以万计的古陶瓷标本中，整理出数百件文玩器具标本并反复把玩和研究，眼力不断得到了提升，在本地也陆续买到一些挺不错的古瓷文房藏品，现遴选一些与诸位分享。

笔用类选取两件笔架和三件笔筒，笔架如图一：宋元青白瓷印花五峰笔架，长10.5公分，主峰高 6.8公分，底宽2.8 公分，青白釉，印莲花一束，平底无釉，五峰呈弧形，主峰有小磕碰，为景德镇湖田窑上品。相似的笔架标本我存有三件，一次在藏友家发现这件完整器后，内心很兴奋，以比较合适的价格收入囊中。图二：明代蓝釉白花“寿山福海”纹笔架，长15  公分，高7 公分，底宽3.1 公分，蓝色底釉中突出白色海水江崖，属明代流行的“寿山福海”之意。早年在古玩店里看到这件笔架时，我与店老板都认为是清中晚期的东西，价格比较低，随着这些年来研究加深，眼光提高后认为应属明代风格。就笔架而言，具体的产生年代已不可考，但从南朝吴均所作<</SPAN>笔格赋>：“幽山之桂树……剪其片条，为此笔格”看，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笔架因样式不同，多有别称。如笔山，因呈多峰山形而名，造型一般为五峰，中峰最高，两边侧峰渐次之，平底。以明代中晚期瓷制品较多。从文献来看，唐代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如杜甫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陆龟蒙诗：“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 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材质更加多样，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有“古玉笔格”，《宋稗类抄》有“铜绿笔格”。考古发掘有影青瓷笔格水注和青玉笔格等。宋代笔架的形状大致有以下三种：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凹孔用来搁笔；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凹孔用来放墨；一为山形，即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远峰列如笔架”。而以此种形式的笔架最为多见，山峰或陡峭，或平缓，峰峦少则五个，多达二十。元代笔架的材质有铜、瓷、石等，其形多为山形，山形笔架的山峰数较宋代明显减少，一般为四、五峰。明代笔架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高溓的《燕闲清赏笺》、屠隆的《文房器具笺》和文震亨《长物志》中都有笔格条目。清代笔架更胜明代，材质有瓷、玉、紫砂、水晶、铜、木、珐琅、象牙等等。 瓷笔架以乾隆朝制作最精，以山形笔架为例，较明代更为自然随意，极富天趣。清晚期的瓷笔架缺少早中期时的神韵，其山形笔架的造型呆滞，山峰上大下小，缺乏稳重感，美感不足。

笔筒如图三：卵白釉“喜鹊登梅”纹笔筒，高10.6 公分，口径6.5 公分，底径6 公分，属宣城旧城改造工地采集的残件标本，外形似一截老树桩，且印有喜鹊登梅图，梅花盛开，喜鹊动感十足，颇具艺术感染力。从胎釉看，它符合元末明初枢府瓷标准，有意思的是，古玩界对笔筒的实物年代和文献记载都定在明晚期，故这是件很有研究价值的实物标本。图四：清雍正青花龙纹笔筒，高14 公分，口径11.2 公分，底径11.1  公分，平底无釉露细白胎骨，青花龙纹威猛，有回山倒海之势，虽无款但属典型雍正风格。笔筒产生的年代迄今亦难以考证，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其所说笔筒是否为今日笔筒，不得而知。宋无名氏《致虚杂俎》中记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似乎笔筒的年代应起码推至宋代。从目前传世品来看多为明代中晚期之物，墓葬出土之物，亦不见有宋元笔筒。前面图三介绍的卵白釉“喜鹊登梅”纹笔筒，如果确认属元代的话，将会是一个有意义的新发现，值得深究。图五：清乾隆红釉笔海，高15.3 公分，口径16 公分，底径15.8 公分，玉璧底，底心有乾隆行书民窑款，器外红釉纯正，器类哥釉中间或有美丽的窑变。笔海并不是主流陶瓷器型，只是明末至清初多见一种大口径筒状器，俗称笔海。古玩界也有说直径19厘米以下的叫笔筒，达到20厘米的才称笔海。

墨用类选取两件墨床标本和两件墨缸标本，如图六：明弘治黄釉暗刻花小墨床标本，残长6公分，宽2.5公分，内底有云龙纹暗刻花。标本虽小当官味浓。图七：乾隆天蓝釉堆白小墨床标本，残长6公分，宽5.2公分，高3公分，口沿天蓝釉深，向底足逐渐变淡，有两道闪电纹堆白，制作考究，官窑气亦十足。墨床为在研墨时稍事停歇，磨墨处湿润，以供临时搁墨之物，属文房辅助用具之一。多为木、玉、瓷所制，形状或为床式，或为几案式。其产生的具体年代不可考，文献亦鲜有记载。目前所见最早的为明代器物，清代普遍流行。图八：明代青花线描花卉纹小墨缸标本，口径8.5公分，底径6公分，高3.5公分，寥寥几笔勾画出幽幽兰草。图九：清晚期青花墨缸标本，直径10公分，高4公分，缠枝花卉为清晚期流行的勾子莲。古代文人有时研墨过多，一次用不完时，不易留放于砚台上，那样既容易干枯又对砚台有害，需装入带盖的小容器里，以备下次继续使用。这种容器一般称作墨缸，它可大可小，并无定制。

纸用类选用一件青花镇纸，如图十：清早期青花宝瓶花翎纹镇纸，长10.3公分，高2.3公分，宽3.9公分，四边为回纹，顶面主体纹饰为青花瓶插花翎，喻意主人能“平生花翎”一生做官。‘镇纸又称“书镇”，系压纸的工具。其形制各异，有动物形、花果形、器物形、直尺形、香熏形、几何图案形等。镇纸的制作材料颇多，据陈浏《匋雅》说： “镇纸谓之压尺，铜与瓷玉皆有之，亦多肖生物者。”赵汝珍所著《古玩指南》一书中介绍：镇纸种式甚多。有玉者，其形为玉兔、玉马、······极为古雅。铜者，有素绿蛤蟆，蹲虎，······又有水晶、玛瑙者，各式亦甚多。瓷者，则有官哥、定窑诸名器。 镇纸是文房收藏中的隽品，考究的镇纸不但做工好，上面还刻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名句，激励读书人奋发向上。《聊斋》作者蒲松龄年轻时，屡试不第，在逆境中愤启悱发，自制两锭铜质镇纸，上刻一副对联以励其志：“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军可吞吴。如此看来镇纸也有座右铭的功用。

砚用类选三件瓷砚和一件笔觇 ，如图十一：南朝黑釉辟雍砚，长15公分，宽9公分，高4.5公分，黑釉薄处乏青，残留八只兽足。藏友中有说是宣州窑，但我从标本的比对来看，应该是徳清窑产品。辟雍砚流行南北朝乃至隋唐。辟雍原指西周天子所设的大学，中间稍稍隆起，四面圜如玉璧。辟雍砚的形状颇为相似，砚面向内沿周边凹下一圈，可储水；中间凸起的圆盘，供研墨、掭笔。这种古朴的陶瓷砚既利于书写，又反映了后代文人对早期文化的尊崇。图十二：明早期青花缠枝葡萄纹砚，圆径8.9公分，磨径6.3公分，底径9.1公分，高3.2公分。青花发色浓艳，有大范围的铁锈疤痕。应为永宣时期的苏麻泥青料，比较珍贵。图十三：南宋影青葵口笔觇，直径10.5公分，平底，影青釉，口沿为十二花瓣，薄如卵壳，莹润如玉。“笔觇”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屠隆《考槃余事》一书中将笔觇列为文具第八，为何用“笔觇”这么个名称呢？估计是文人的雅气所致。觇，系窥看之意，《淮南子·真训》：“其兄掩户而入觇之。” 制作一精致器物让毛笔“窥看”，这便成了笔觇。参考文氏《长物志》的有关描绘以及实物遗存，可以推测，笔觇应是造型雅致的各式浅碟，以陶瓷居多。

印用类选三件印盒标本，如图十四：明晚期青花花卉纹印盒标本，直径6公分，残高3公分，盒为六边型。绘制的花卉线条状若铁丝，无晕染，这就是所谓的铁线描吧。图十五：清三代青花花卉纹印盒标本，直径7公分，青花发色典雅，构图繁简得当，胎细釉白，属民窑细路。图十六：万历青花花卉纹印盒标本，残径10公分，盒型颇大，青花发色浓而透紫，画面上的花果洞石纹形、神、韵具备。能感受到画者腕健笔活，取与恰当，画面生动逼真、立体感强，为明代嘉万期风格。

 

 

水器类选两件笔洗和四件水滴(丞)、图十七：宣州窑唐代灰白笔洗，口径16公分，底径10公分，高6.6公分，器内满釉，平底有窑裂。图十八：宣州窑唐代青釉笔洗，口径19公分，底径10公分，高5.8公分，浅底内无釉，为典型宣州窑叠烧工艺。笔洗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以形制乖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广受青睐。这两件笔洗因是宣州本地窑口烧制，存世量又少，故有较高的本土文化价值。图十九：哥窑梅花螭柄小水滴，长10公分，高4.8公分，底径5.6公分，开“鳝血”片，玉润小巧，光彩照人，着实可爱。清蓝甫<<陶录>>记载：“哥窑之真者，光彩照人，式样亦最古雅，今所以见轻于世人者，皆赝作也。” 图二十：元代镂雕古钱纹小水滴，长7公分，高4公分，底径3.3公分，顶部镂空为古钱纹，卵白釉不到底。图二十一：明初甜白釉鱼化龙小水滴，长8公分，宽3.8公分，高4.5公分，甜白釉为明初创烧，釉极莹润，比枢府窑卵白釉有更加明显的乳浊感，给人以温柔甜净之感，所以称为甜白，素有“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之誉。鱼化龙为传统寓意样式。亦名“鱼龙变化”。古喻金榜题名。《封氏闻见记》卷二：“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李白《与韩荆州书》：“一登龙门，便声价百倍。”《琵琶记·南浦嘱别》：“孩儿出去在今日中，爹爹妈妈来相送，但愿得鱼化龙，青云直上。”龙首鱼身，寓意高升昌盛。图二十二：清康熙青花山水纹水丞，高7公分，口径3.5公分，底径6公分，太白尊式，青花发色略灰，水墨山水抽象写意。砚滴又称水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最迟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盂，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盂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这就是砚滴。有嘴的叫“水注”，无嘴的叫“水丞”。

调色类选取格碟一件，如图二十三：明代白釉格碟，直径12.6公分，内径4.6公分，格碟呈六瓣花口，中心留有一圆形格，四周随形分以六格，碟形小巧，釉质细腻温润，釉色洁白。小支钉烧工艺，遗憾的是虽有明显变形，但乃不失其佳。格碟也称调色盘，绘画时常用。

 

 

 

 

其他类选取一琴炉、一香插、一书灯。如图二十四：南宋龙泉窑梅子青釉鬲式炉，高9.5公分，口径12.6公分，足距8公分，釉面温润，青若梅子，型制雅正。炉体厚重，可能与古法焚香有关。在古代生活中，焚香使用的“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散末。古人追求焚香的境界，是尽量减少烟气，让香味低回而悠长。因此，香炉中的炭火要尽量燃得慢，火势低微而久久不灭。为此，人们发明出复杂的焚香方式，大致的程序是：把特制的小块炭墼烧透，放在香炉中，然后用特制的细香灰把炭墼填埋起来。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以便炭墼能够接触到氧气，不至于因缺氧而熄灭。在香灰上放上瓷、云母、金钱、银叶、砂片等薄而硬的“隔火”，小小的香丸、香饼，是放在这隔火板上，借着灰下炭墼的微火烤焙，缓缓将香芬发挥出来。古人在谈到销香之法时，总是用“焚”、“烧”、“炷”诸字，但实际上并非把香直接点燃烧掉，而是将香置于小小的隔火片上，慢慢烤出香气。炉胎薄耐不住高温，故达不到古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图二十五：元代青白瓷狮绣球香插，高12公分，底长6公分，底宽4.8公分，底为长方八面体，肥胖的狮子旁边滚着绣球，憨态可掬。狮身背后有一细管插空，可插线香。图二十六：明末青花海水龙纹烛台标本，高21公分，底径8.6公分，口径5.8公分，青花龙纹有些晕散，顶盘有三枚支钉，可用来固定灯笼罩，属明末风格。灯烛应是古时书生挑灯夜读的必备器具。

 

 

 

    其他类选取一琴炉、一香插、一书灯。如图二十四：南宋龙泉窑梅子青釉鬲式炉，高9.5公分，口径12.6公分，足距8公分，釉面温润，青若梅子，型制雅正。炉体厚重，可能与古法焚香有关。在古代生活中，焚香使用的“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散末。古人追求焚香的境界，是尽量减少烟气，让香味低回而悠长。因此，香炉中的炭火要尽量燃得慢，火势低微而久久不灭。为此，人们发明出复杂的焚香方式，大致的程序是：把特制的小块炭墼烧透，放在香炉中，然后用特制的细香灰把炭墼填埋起来。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以便炭墼能够接触到氧气，不至于因缺氧而熄灭。在香灰上放上瓷、云母、金钱、银叶、砂片等薄而硬的“隔火”，小小的香丸、香饼，是放在这隔火板上，借着灰下炭墼的微火烤焙，缓缓将香芬发挥出来。古人在谈到销香之法时，总是用“焚”、“烧”、“炷”诸字，但实际上并非把香直接点燃烧掉，而是将香置于小小的隔火片上，慢慢烤出香气。炉胎薄耐不住高温，故达不到古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图二十五：元代青白瓷狮绣球香插，高12公分，底长6公分，底宽4.8公分，底为长方八面体，肥胖的狮子旁边滚着绣球，憨态可掬。狮身背后有一细管插空，可插线香。图二十六：明末青花海水龙纹烛台标本，高21公分，底径8.6公分，口径5.8公分，青花龙纹有些晕散，顶盘有三枚支钉，可用来固定灯笼罩，属明末风格。灯烛应是古时书生挑灯夜读的必备器具。

以上撷取的二十余件器物或标本，无论是整器还是残瓷碎片，它们都出自宣城，出自这方文脉传承的热土地。史上记载文具最多的典籍《文房器具笺》其作者屠隆，也与宣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状元沈懋学（宣城人）不仅是同榜进士，也是儿女亲家，《明史·屠隆传》：“长子金枢，本名大谆，字西昇，庠生，娶沈君典（懋学）之女天孙。”他与梅鼎祚（宣城人）同为当时戏曲大家，更是亲密好友，史料多处记载，汤显祖、屠隆与梅鼎祚交往甚密。想当年屠隆在编《文房器具笺》时，是否在同宣城文人交往的书房里得到启示？是否也曾经在宣城文人的书房里把玩和研究过这些文房器具？答案恐怕难以找到，也无需找到。然而正是这些形微体轻的小玩意，却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宣城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传承符号。从这些千姿百态的文房器物中，仿佛能寻觅到古宣州历代文人读书生活的蛛丝马迹。发现原本以为枯燥乏味的书房里，竟有诸多如此美轮美奂、爱不释手的文具雅玩，因此清苦的读书岁月里能横生情趣，寂寞的时光中能增添巧夺天工般造物之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