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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日子》台历
廉萍读诗，扬之水释物。
一个月前收到扬之水老师的短信：“我与朋友合编了一本农历纪年的日历，名作《古人的日子》，已在当当网上预购并委托代邮，估计月底应能寄达尊前，敬请查收。”近两年，日历和台历大火，一向不趋热点的水师，竟然也被携裹了进去，可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浪袭来，均难幸免。然水师素以严谨著称，我倒想看看她将这本台历是否又变成了一部考证学著作。
出于这种想像，我想请她在台历上签字，她却跟我说：“是由当当直接寄，日历只有一年的寿命啊，不值得保存。”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故宫台历又大火呢？以我的私见，正是因为那种台历有保存价值，由此而引发了近年所兴起的台历热。但水师既然有这样的认定，那也只好作罢。
收到台历时，立即翻看之，果真如我所料，水师对每一副配图都作了谨严的注释，而由此也能看出，她的视角所在。台历今后会发展到哪里去，我没有这样的预估能力，但以我的理解，凡是有价值的东西，总有人愿意将其保留下来，更何况中国古人就有着敬惜字纸的好习惯，料想，这本台历也会成为很多人的珍藏之物。
《书山有路――2017年深圳私人藏书联展》纪念册
此纪念册为深圳藏书家协会的欧海先生所赠。同时寄来者还有2016年私人藏书联展的纪念册，此两册放在一起，不仅是大小上的区别，在编排和用纸方面，则以今年的更为用心。
本纪念册首先有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所写序言，沈先生在此序中对当地书友的联展表示了肯定和期待，他认为这次展览：“这次藏书联展，不设主题、不定范围、不分次序，虽看似不专业，但‘展’无定法，又何必拘泥。我认为，这个展是有态度和想法的。”
而后沈先生在序言中谈到了自己的三个想法，他认为这样的展览能够突出自我，张扬个性，同时每个人有自己的主题，这种专题收藏也算独成体系，而这样的展览也能够推动藏书文化的普及。
翻看本纪念册，确实能够体会到沈津先生的所言，排在前面的是尚书吧收藏的古籍善本书目，这些书目虽然不属于珍惜版本，但因发行的地域性，使得它们也成为了收藏对象。而我在尚书吧时，文白先生曾经给我出示过几本原件，而今在图录上看到后，颇有亲切之感。
易力先生的参展专题乃是和刻套印本，从图录上可以看到他的参展之物乃是浮世绘插图，而非我想像的文字套印，就印刷质量来说，日本所出之书大多制作精良，而版画的套印也颇为准确，这正是中国木版水印需要借鉴之处。
深圳的这次联展，首先在微信圈内发布了消息，我看到水月参展之物乃是明代版画书，因为明代版画中的徽派及金陵派版画均难收集，能有这等高端之物，想来应是本次展览中的白眉，我很想知道具体的参展目录，于是微信文白先生，请其给我发几张图片，然我所见却是近几十年出版的版刻图录，这真是个大误会。由此而我明白，问题出自我误读了参展题目，这几个字应该读成“明代版画，书”，或者应该在“画”与“书”之间加一“之”字。
虽然有这样的小趣事，但我还是很赞赏这样的收藏方式，毕竟能够收集到明代版画原作的概率较低，转而收集高质量的相应出版物，则不失为古人所言的尝鼎一脔。若干年后，这类出版物同样会成为爱书人追逐的对象。
南兆旭的参展专题则是“金石古文字典籍”，从图录上看，参展之物乃是清代的考据学小学类线装书，这类书在民国期间，有些稀见品种的价格甚至高过明版书。虽然参展之物均为珂罗版和石印本，但在民国时期，却并不影响其价值，而很多木刻版也卖不过这些石印本和珂罗版本。近三十年，珂罗版本价值未能回到原来的高点，而经部小学类的著作也少受人追捧，但随着观念的复兴，估计这类书的价值还会高涨。
除此之外，本展览的专题还有邓康延的杂志、银熙君的晨光文学丛书，以及韩湛宁的杉浦康平设计经典，另外还有七八位参展之人，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书籍之美，观看这样的展览，能够看出近百年来书籍的流变，以及人们审美眼光的转移及坚持。
《清代两渡何家――一个文化世族的递进史》 苏华 著
上个月底，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浙江开化县举办了三场学术会议，在此会上我得以结识太原的苏华先生。苏先生为本院贡献了自己所藏的一册明刻永乐南藏零本，这种义举赢得了在座者的热烈掌声。会后，苏华先生赠给我五部他的大作，而此为其一。
说来惭愧，我对他这部专著中所谈到的两渡何家一无所知，而苏先生却对这个家庭写出了三部专著，如此精专，令人叹服。这几部专著中引用了多件何家人的墨迹和书影，能够将这些散见于不同书中的史料汇为一编，堪称功德一件。 翻阅此书，不仅让我得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更有意思者，我从该书中读到了武状元的考试办法，而这是以往我未曾留意的细节，我将武生乡试的过程引用一段如下：
武乡试分三场进行：头场考骑马射箭，箭靶是用芦苇裹芦席成圆筒形状的靶心，高约五尺，直径一尺五寸，外包红布。开考时，在跑马道旁设置三个这样的箭靶，三十步分转一个。考生需纵马三次发九箭，中靶两次为合格。二场试步射，目标是八十步远的一个用布做成的高七尺、宽五尺，挂在树桩上的“布侯”。“布侯”中间有一个宽二尺的“鹄”，“鹄”上有六寸见方的“正”（十八厘米，正方形），“正”的中央即人靶心。一声炮响，考生挽弓跑步向靶心射箭，连发九箭，以中靶心三箭为合格。这两场考完，还要考硬弓、舞刀、掇石，以试技勇。考试所用的弓，重量有八力、十力、二十力之分，超过十二力的为出号弓，力气大的还可以增加二三力，但以十五力为限。刀有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三号，石也有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三号，各以三号、二号、头号分等考试。开弓者，三次必须开满，舞刀者，刀要前后舞花，掇石则须高举过顶。三种考项，如果都是三号，即为不合格。三场考策论，考《武经》论一篇，策一篇。
也许这样的考试过程早为方家所知，但毕竟我还是孤陋寡闻，就以此来与众位师友们分享吧。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 第一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沙武田 主编
此书为商务印书馆杜非老师所赠，因为他是该书的责编。这本书为大十六开，四色彩印精装，厚达361页，然而定价仅为98元，该书的出版时间是2017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在这个时段，竟然能够印出这么便宜的定价，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想想我自己出的那些书，真是惭愧。
这虽然是一部论文集，然而书中的内容却是我所感兴趣者。比如美国莱斯大学艺术史系黄士珊所著《西夏佛经版画再探》。西夏版画我也藏有几幅，然而却并不了解这些版画的来龙去脉，从黄士珊的这篇文章中，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西夏的印刷品受到了金和辽的影响，而该书则是以版画对比的方式，展现出相互之间的传承。
这部论文集中，更多者是研究敦煌及西域的壁画。看到这些壁画的插图，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挂历。当时有一款挂历，图案全为敦煌仕女，然而那些画面却清一色的黑乎乎一片，颠覆了我对美好的想像力。然而，我从这部论文集中，却再次看到了大量这样的图像，由此而让我得知，当年的这些壁画其实色彩艳丽，只是经过了近千年的氧化，才变成了如今的模样。由此而让我得知，当年印制挂历者，是何等的忠实于历史，这又让我联想到了影刻本与珂罗版之间的关系。看来，手机上的美图软件，虽然没有忠实原貌，但它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那么问题就来了：应当忠实于原貌呢，还是对瑕疵进行修饰？看来在真和美之间，确实需要做出选择。
当然了，这样一部厚厚的论文集，全部都是求真的文章，虽然历史并不那么美妙，但毕竟，对于真的向往还是大多数人的期盼。
《逐步》 一格 著
此书为海豚出版社的朱立利老师所赠。得见此书时，其封面设计的用心令我赞叹。朱老师告诉我，一格乃是位才女，她所写的文章大受王强老师夸赞。既然是这样一部好书，我当然要认真拜读。
翻阅本书，原本这是一格所写的游记集，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格到世界某处产生感想而所写之文。这些文章都不长，读起来让人感到轻松适意，而其所涉及到的地点，则有加州、柏林、慕尼黑、布宜诺斯艾利斯、奥斯陆等等，可见她满世界的去看，满世界的去体悟。然我的视角却仅在自己的祖国之内，从格局上相比，我的所写要比一格小得太多。
对于一格的这本专著，王强先生写了一篇诗情画意的序言。细读这篇序言，可以感受到王强先生对一格的欣赏。我引用该序中的两段如下：
对所有期待暂别一成不变的人生、渴望自我放逐的旅人，一格这部“游历的结晶”揭示了“旅人的欣悦”所隐含的某些重要品性和由之激发起的想象。它们透露了思考与行动相随相伴的欣悦和奥秘；它们透露了思想的花期何以能保持旺盛顽强；它们透露了生命的意义之花只在思想认真行走时才悄悄开放；它们透露了自在专注的静观里，生活的庸常会呈现不曾有过的光影；它们透露了单调与荒芜从来不必然就是生命的归宿。
一格文字的魅力首先在于她共时性、多维度、不确定的视角。一篇文字之中，她叙述的视角随意切换，像风，旋上旋下，忽远忽近，或壮阔或精微，裹挟着突如其来的意象，新奇而自然，不露声色，洗劫平庸的阅读期待，因为她坚信“事物的模样取决于角度”。
既然王强先生已经经说得这么透彻，那我在此也不用置喙，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细读该书的原文，来体味一格眼中的世界吧。
杨靖华先生所制印章及藏书票
我在诸暨年会上认识了多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有杨靖华先生。杨先生看上去六十多岁的年纪，言谈举止透显出传统文人身上应有的儒雅，因为年会举办的匆匆忙忙，故无暇与杨先生过细地聊天。
三天之后，我前往绍兴寻访历史遗迹，在绍兴的几天之内，其中一日承蒙绍兴市图书馆馆长王以俭先生的美意，前去参观该馆下属的古越藏书楼。虽然此楼我已来过几回，但毕竟那是独行侠式的探访，有些细节无法得知，而本程的寻访则有方俞明、唐微老师相伴，两位老师对当地人文的了解比我清楚得太多，故来到古越藏书楼时，唐微老师先带我到后院，让我了解到，当年藏书楼的规模远比我想像得大得多。如今眼前所见，仅是剩余下临街的门洞而已。
古越藏书楼难得之处，是至今仍然鲜活，因为二楼之上依然是绍兴馆的报纸阅览处。我等参观完毕后，坐在楼上看着这里的几位老人，在那里悠闲地翻阅报刊，这让人体味到世间之美好。
正在此时，我注意到临窗坐着一位先生向我挥手致意，我只是感到面熟，但却无法想起在哪里见过面。而后他走过来打招呼，我方看清乃是在诸暨所见的杨靖华先生，原来杨先生也在开会之后跑到绍兴地区寻访历史遗迹。我们能有这样的偶遇，彼此都很高兴。但当晚，王馆长另有安排，我只能跟杨先生匆匆道别。
回来后不久，就收到了杨先生所寄之物，萍水相逢，能够得到如此厚礼，当然令我感动不已，而更为难得者，则是杨先生所寄大札一通，从文中让我了解到了太多的信息，其中有些观念可以更改我的一些固有认识，故征得杨先生的同意，我将此信刊载如下：
韦力先生：您好！ 浙江诸暨读书年会上，有幸得识先生，旋又在绍兴古越图书馆楼上巧遇，书缘人缘，信匪浅耳。 听先生在诸暨图书馆的讲座，知您对中国版画“拱花”兴趣颇浓。恰余因刻制印章而习拓边款，进而制作一些拓片及拱花类的藏书票，摸索经年，稍有所悟。 “拱花”并不需要您所说的“子母版”，（数年前也曾与薛冰先生讨论过，他初始也认要凹凸两版对应压合），其原理仍是利用中国纸张纤维温润时成形，干后即可定型的特点，一版即可。一船是凹版，因朝板内阴刻稍易，湿纸上板，旋压，使纸凹入所刻（如做拓片一般），干后揭起便成型，上面凹入，背面凸起，制作者可根据需要确定用正面图案还是背面之图。 现附上前些年所制拓片、拱花及水印藏书票三枚，祈先生雅教。拱花一船 线刻效果较好（见附杭州西湖票），面积稍大点凹凸便不是很明显（如附荷花票），所以最宜先生讲座中演示的云纹、水波的表现手法。 另先生话及铜活字在吾国停滞而被高丽所抢先为“最”一段，除您所分析的原因外，余颇以为与中国的传统用墨及刷印手段关系甚大。盖吾国之墨，用水溶性的胶（动物胶或植物胶）加水调制，用棕或毛刷刷在印板上，竹、木之类有纤维空隙，可存墨，复上纸后，稍以旋压，即可“吐”墨而反印于纸上，刷印不成问题。而铜活字等金属，表面光洁，水溶性墨难附于其上，必须多加胶或蛋清，蜂蜜等物以增加其浓稠度，但稠度稍大，又难以刷印，效果不佳及操作之难，势必影响到铜等金属活字的应用。 西方活字印刷之始，即用快干油类调制印刷用墨（恐系西方油画颜料调制的影响），其上墨似是双手持“墨捶”向印版上“砸”墨，或用滚轮拖动施墨。近读肖东发先生的《北大问学记》中披露，韩国金属活字印刷得以长足发展，彼方学者推测是由于“中国用水墨，韩国用油墨”的原因，肖先生不为其所动，认为乃是在印刷状况的大环境下效率高下所致。余倒认可彼国是在用墨上一变自吾国传过去的使用胶质墨的古法，大胆换用油墨，取得物质技术上的突破，方是其关键所在，不能小觑。 去年三月，读先生得书、失书两记，见上附先生藏书印多枚，有感于先生得失之间的感叹，一时兴起，为先生刻了一枚“书之得失，我幸我命”的八字闲章，寄出后与先生通话，先生婉拒，即又请邮局退回，此印一时不知搁在何处，遂为先生另篆一“幸得”印，聊补前印之憾，老来眼涩手拙，不成敬意。 杨靖华上
杨先生的这封大札，如果用时髦话来形容，那就是“有料”，此信中也讲到了我们的偶遇，而更为重要者，他从我的讲座中听到了我对拱花的误解，最为难得者，则是杨先生不但有理论上的探索，还用实践的方式来印证自己的所想，比如此次他附来的三张藏书票，就是分别以他所发现的拱花形式制作而成者。从外观看过去，这几枚藏书票的确有着鲜明的拱花特色，但古人是否也是用这种方式制作而成者，我却不能确定。
大概五六年前，中国书店出版社以仿真的形式制作了一批古代的笺谱，其中有几页就有拱花，但那个拱花似乎不如原物更有立体感。我向制作人请教，这种拱花是如何制作出来者，但对方却神秘地说，这是核心机密，天机不可泄露。虽然这是一句玩笑，但的确让我对这种技术有了心结。
而今看到杨靖华先生所作的拱花藏书票，效果又与中国书店不同，这至少说明拱花的制作方式不只是一种。这也间接地可证，古人的拱花有可能是另一种方法制作出来的，否则的话，为什么会有我所认定的“子母版”的传说呢？
十余年间，我跟刘扬等先生一同到上海朵云轩去购买《箩轩变古笺谱》，当时就与工作人员攀谈这种笺谱的制作方式。因为此谱中的其中几页就是以拱花形式制作，而该谱也恰好就是朵云轩所复制者。该工作人员说，他看到过此谱的制作方式，而拱花就是以“子母版”阴阳相扣制作而成者。看来，法无定法，说不定拱花的方式真是有不同的形式制作而成。
虽然如此，我却十分佩服杨靖华先生的这种实践精神，他能够通过实际制作来总结经验，以此来印证古法的可行性。而其所为，则让我想起了韩国的曹炯镇。十几年前，北大的肖东发教授在扬州组织了一场国际雕版 印刷学术研讨会，我在那场会上有幸结识曹炯镇先生。肖老师告诉我，他曾经前往韩国参观过曹先生的工作室。曹先生为了研究高丽铜活字，竟然用土法制作出了大批的铜活字，而后用这些活字来印书，以此来证明这种方式究竟能不能制作出精美的高丽铜活字本。我觉得杨靖华先生的所为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恰好，杨先生在这封大札中也提到了铜活字印刷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是油墨还是水墨，而这也正是我在讲座中所谈到之点。难得者，则是杨先生的这封大札也提到了肖东发在文中的披露，由此可知，杨先生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的确是既重史料，又重实践，这种精神很值得我学习。
杨先生在此信的结尾提到了一件事，让我大感惭愧。就我个人而言，总是以善念为出发点，体量每个人的不容易。今日社会已将所有人携裹进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中，太少的人能够有闲暇做一些非功利之事，正因为如此，凡是不相识的朋友寄赠之物，我都会婉拒。但这并不代表我不领情，而是我对朋友的一种本能体量，为此我婉拒了不少这样的寄赠之物。杨先生也曾寄来一枚印章，我当然不能无功受禄，于是在感谢之余未曾到邮局取件，最终此物退还给了寄件人。
然而这件事我并不能跟后来相识的杨先生对上号，没想到杨先生不以为忤，而今又为我刻制了一枚印章，这次我当然要“笑纳”，而杨先生的美意，我却铭刻在心。
《金陵女儿》《读南京》《格致南京》 薛冰 著
从书名即可看出规律，此三书全是关于南京者，难怪薛冰先生被业界称之为“薛城南”。开始我好奇于他为啥不叫“薛金陵”，后来方明白，南京的城南乃是以夫子庙为中心，历史遗迹最为集中之地，而薛冰为了保护这些历史遗迹不被无形的手轻轻抹去，不遗余力的大声呼吁，在他的努力下，南京城南地区有不少的历史遗迹得以保留，而我也曾经跟随他去欣赏他和一些有志之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薛冰先生是位行动力很强的人，他对南京历史遗迹的保护不止是停留在呼吁方面，为此他还做系统的研究，而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本一本的写成书，以此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到，曾经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是何等的底蕴深厚。这些年来，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一赠送给我，也让我对南京的寻访多了一些资讯，而这也正是我感谢他的地方。
也许是佞古之情使然，我去过南京多少趟，大多都住在城南地区，尤其夫子庙一带，堪称我留连往返之地。当然这个说法只是就个人的行旅而言，如果以绝对频律论，当然无法望薛城南的项背，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得闲之时在夫子庙附近溜来转去。我知道，灯红柳绿的南京，我已无福份赶得上，但这不妨碍我读过薛冰的专著后，到十里秦淮去意淫一番。
《金陵女儿》一书所谈与书名很贴切，都是南京当地与女子有关的方方面面，比如其中之一谈的是《竹枝词》，这类的民间小调经过新文化运动者的鼓吹，不但登上了大雅之堂，还成为了俗文学研究的重点题目。而薛冰先生在文中的所谈，却让我长了知识：
妓院被称为“红灯区”，有人以为源出西洋，其实清人黄家骥《秦淮竹枝词》即已写到妓家以红灯为标志：“酒斟鹦鹉一双杯，被绣鸳鸯八幅堆。忽见红灯摇水阁，笑声低拥小姑来。”佚名诗人《秦淮竹枝词》也写到红灯：“红灯一路灿楼台，火树无边顷刻开。十二湘帘刚半卷，月中箫鼓几船回。”看来“红灯区”的称呼，还是中国的自家传统。
这段考证很绝妙，有点像阿Q所言“祖上也曾阔过”的豪迈。其难得之处，则是薛冰从《竹枝词》中也探求到了历史依据。
从该书的修订附记得知，此书乃是十五年前旧版的修订本，然而比旧版多了一篇当时被抽掉的《天国谣》。人就这么贱，越被禁止的越想读到，故这篇《天国谣》成为了我阅读此书时的“精读”。虽然说，天国之事，我也读过一二，然而薛冰的文章却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比如那著名的《天父诗》，其中有“十该打”：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然而，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中明确宣称，这场运动“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这样广大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然而《天父诗》中还有“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难道这是妇女平等？像罗尔纲那样的大专家，也会有这样的选择性记忆。难怪六经注我，通行于天下。
《故园画忆－品味乡愁》台历
前一段毛静先生在学宛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作，该社特意在首先图书馆为他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在此会上，我再一次见到了该社社长孟白先生。说来有意思，我们距上一次见面，至少相隔了十几年，而这第二次握手，却没有暌违之感，他只是说我比当年胖了一些。其实何止是胖，我已是两鬓飞霜。然而，东坡曾言，“鬓微霜，又何妨”，朝气仍在，旧雨新朋会聚一起，快何如哉。
首图举办的这场研讨会很有意思，程序上与他地不同，本会先由我拉杂的讲述，而后再请毛静先生做主题讲座，之后则是毛静和我、以及他请来的嘉宾萧轶先生共同对谈。这种搞法，既不像新书分享会，也不像学术讲座，然而从现场的结果看，这样的安排很用互动性。本会结束后，学苑社的战葆红老师赠给我此册台历，而我看到台历的题目，一瞬间想到了余光中，因为余先生的那首《乡愁》太有名了，而本台历就是要品味乡愁。
我想到《乡愁》，倒并非是借此发酸。在此一个月前，我正通过朋友联络余光中先生，准备到明年初的台北书展时去看一看他的书房，如今多了这么一本台历，让我增添了不少谈话的由头。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我跟毛静先生这场讲座后的第五天，余先生驾鹤西归了。这真是个大大的遗憾。如今有这本精致的台历在手，也算是我对余光中的间接怀念之物吧。
铜雕凹版齐白石像
此物为藏书家刘扬先生委托天津印刷厂所制作者，他告诉我说，本像的雕刻者乃是业界著名的大师级人物。端详此像，的确是生动传神，有着很强的立体感。 我对这类印刷品最初的了解源于吴兴文先生，他是华人圈著名的藏书票收藏家，其收藏重点在西方经典藏书票方面。某次我一冲动从兴文兄那里借到了一整册他所收集的铜雕版藏书票，这种书票的极其精细程度，我也很想制作这样的藏书票，而后通过李洪波先生，请其带我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在那里见到了各种版画的雕造技法。我带去了兴文兄的那册书票，而后跟两位制作金属版画的老师进行商议，希望他们能够雕造出这样效果的藏书票。我记得那两位老师叫过来几位研究生，在那里仔细翻看，而后慎重地告诉我，这些藏书票的雕造精细程度已经超过了钱币，以今天的水平来论，无人能够雕造到如此细腻。这个结果大出我所料，我以为自己找到了顶级学府的顶尖专家，未承想，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正是由于这件事，使我对精细的金属雕版有了本能的崇拜。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为了庆祝三周年院庆，特意在开化县举办了隆重的庆典会，此会所发礼品中，最珍贵的一件就是刘扬先生捐赠的这些齐白石像。能得到这样的赠物，当然令我很高兴，而我从刘扬那里又了解到了此像制作成本之高，看来，好物有好价，这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陆灏书“梁任公集宋词联”
前一段到上海图书馆举办讲座，转天见到了陆灏先生，他从怀中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幅袖珍对联，字迹之精彩引得围观者赞叹不已。端详此联，并无上款，按照先到为王的老惯例，我立即表示，想据为己有。陆兄一笑：“这就是送给你的。”
这句话岂止是“深得朕心”，我的欢喜程度可想而知。这幅对联写在泥金蜡笺纸上，我对书法的鉴赏力，可以引用康有为的名言：“吾眼有神，吾腕有鬼”。虽然自己的毛笔字不值一提，但自认为欣赏能力并不低，至少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陆公子书法中最精彩的一幅。
更何况，此幅对联的内容我同样喜爱。梁启超是位大文豪、大学者，但他同时有着集句之好，其最有喜好的集句方式乃是无情对，而他的那些无情对中，最有名者，则是该幅对联各去掉前四个字：“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这幅对联他写过多回，我也看到过多次，然而多添此四字者，却并不多见。有人说，添此四字者有可能是台静农，因为蒋勋先生偶然路过裱褙店看到了台静农所书的一幅对联，其字句就是多出了前四字。然而朱正先生在《朱正书话》中却明确地称，这是梁启超所集之联。朱正先生在此乃此联后，又说到：“前三句分别集自王晋卿《忆故人》、辛稼轩《摸鱼儿》和张文潜《风流子》。后来有人写此联时略去燕子夕阳二句，似乎不如不略去为好。”看来朱正也认为，只有如此者，才是梁任公集联的原貌。而陆公子所书，也正是如此。即此可知，陆公子在书联之前也做过一些相应的考证，而这也更让我感动于他的认真。
《涉园图咏》 长卷
三个月前，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签字一批书，在那里见到了张钰翰先生。张先生乃是目录版本学专业的博士，与这样的科班聊天最感惬意。在签字的过程中，张先生告诉我，他们社为了纪念张元济诞辰150周年，特意从上海图书馆拿到《涉园图咏》的电子版。说话间，他给我拿出来该手卷的一个打样，这个打样厚厚一卷，长达20余米。张先生告诉我说，这是按照原件依样制作者，裱如此长卷当然很费气力，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愿意花这个工夫。
巧合的是，我在此不久前，曾经两度探访涉园遗迹。如今的涉园虽然已经恢复了起来，但是据说，并没有按照原貌，这也是令人遗憾之处，毕竟这是一处著名园林，如果能够原汁原味的予以恢复，不但可以多一处可供游览的历史名园，可重要者，这也是爱书人的凭吊之处，毕竟涉园内曾经有一所著名的藏书楼。 如今已经无法目睹涉园当年的风采，幸而有《涉园图》存世，可令我辈尝鼎一脔。于是我向张钰翰先生请教，该图准备制作多少卷，他告诉我的数字吓我一跳：“只制作80卷。”我只能闭上自己贪婪的口。
三个月后，收到了上海人民社的快递，我本以为寄来的是新的样书，没承想，就是那件朝思暮想的珍罕之物。能够得到，岂止是又惊又喜又忧。惊和喜就不用阐述了，关于这个“忧”字，当然是担忧张先生曾经留意到我曾经贪婪的目光，他为了满足我的饕餮之欲，私下赠送这本。于是我立即给他发微信，一者表达激动的心情，二来则问他这个举措是否征得了领导同意？张先生的回答则是：“我是先寄给你的，事后又向领导做了汇报。”这种玩法，足够高明，我不清楚领导听到他的汇报后，是怎样的态度，但张先生的美意，会让我铭记在心。
关于该图的情况，此手卷内附有上海图书馆所写的一纸《出版说明》，该说明首先讲述了涉园藏书的盛况，而后提及本图的递传情况：
张元济八世祖张皓（皜亭）为纪涉园之盛，仿王摩诘《辋川图》，倩画家吴江王巘补云绘一帧《涉园图》，并遍征世贤题咏附于图后，而成一长卷，传于三子张芳潢（客园），至民国时犹存于其后琴垞处，今则不知去向。而上海图书馆庋藏之《涉园图咏》，乃是张芳潢次子张柯（东谷）“倩查日华别摹绘本”，不知如何流入徐轶如之手，一九二七年，张元济百计求之，乃以银饼四百枚购得。至合众图书馆创立，遂将先人旧藏及此卷一并捐献。
最为难得者，则是该图后面所附的几十家题咏：
张元济得此卷后，上继东谷公之志，检张宗松从姪张鹤征（欧舫）所集《涉园图咏》中诗文涉及是图，及散见于他书者，以小楷录之，并倩郑孝胥题为卷首，裱为长卷；复嘱其友朋，如郑孝胥、陈曾寿、张宗祥、蔡元培、叶景葵乃至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亲笔题咏识跋，而以顾廷龙作跋尾。全卷所收题咏凡五十九家，又龚心钊题咏一首，总六十家。菊翁克绍箕裘，昨使前世近时名贤题跋萃于一卷，弥足珍贵。
《容园竹刻》 叶瑜荪 秋明玉 著
诸暨的民间读书年会，其中一个环节乃是对浙江古籍出版社所出《蠹鱼文丛》进行研讨。此套文丛系周音莹、夏春锦策划，总计四本，分别为扬之水著《问道录》、陈子善著《浙江籍》、徐重庆著《文苑拾遗》（刘荣华、龚景兴编）、叶瑜荪著《漫话丰子恺》，以上四书的作者除扬之水老师外，悉数到场。这三位作者在现场一一介绍了本人的创作过程，以及在撰写著述时所产生的联想。
通过他们的所谈，让我了解到叶瑜荪先生除了是丰子恺研究专家之外，还是一位竹刻名家，而其最为拿手者，则是留青臂搁。我曾看过相应的展览，同样也喜爱书卷气很浓的文玩，可惜不会写字，故至今也未曾拥有此物，但这不妨碍我对艺术家的崇敬之情。叶先生真可谓能文能武，虽然仅是初次见面，但我早已听闻过他在丰子恺研究方面作出的成就。然而他在创作臂搁方面也有这样的名气，则是未曾料想到。
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叶先生的这本大作，他在来信中谦称：
去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邀作讲座，并办一小型竹展。承校方热情，为编印图册。但因时间匆促，未能亲校，错误甚多。简体字转繁体，又错了不少。原拟申请书号，奈又得拖延数月而作罢，未用书号印了三百册。
由此可见，叶先生做事、做人之谨严，这样的画册仅印了三百部，可见其成本之高。而更让我感念朋友的情谊。翻阅这本图录，我从简介中了解到了该书中的作品乃是叶先生与其夫人共同创造者。关于叶先生的创作风格，简介中写道：
斋号“容园”，194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受乡里前辈丰子恺人品艺品影响，七岁学画，十二岁学篆刻，1979年后专工竹刻。以浅刻和留青法摹刻古今名家书画，尤擅刻丰子恺作品，继承浙派文人竹刻风格。
收到本画册后，我打电话给叶先生，感谢了他的美意，而后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学习竹刻的艰难过程，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相应的参考书，而他所在的部门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资料，于是他就手抄了一本王世襄以誊印方式出版的《刻竹小言》。而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刻苦练习，最终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容园竹刻》一书中还收录有其夫人秋明玉的作品，从图录上可看到秋明玉的作品也大多是以丰子恺的绘画为题材，可见他二人有着共同的偏好，而本书卷末还附有叶瑜荪所撰《漫谈文人竹刻》一文，此文让我了解到了浙派竹刻的源流。
《觅曲记》精装毛边本 韦力 著
此书还制作了毛边本，这是我事先并不知道的情况。前一度，孔网的韩悦思老师告诉我，孔夫子网预定了300册《觅曲记》毛边本，她同时说，本毛边本总计制作了500册，另外200册分给了布衣书局，这样的特殊之本，她希望我能在上面钤盖一枚闲章。这样的要求，我当然要答应。
然而韩悦思告诉我，现在孔网负责新书业务的是刘杰老师，而后她给了我刘杰的联系方式。之后刘杰特意来取闲章，当天钤盖完毕后送回此章时，又赠送了我五本该书的毛边本。以我的理解，新书利润并不大，而经营新出版物又是个体力活。所以我告诉他，自己不需要这样的赠送。但刘杰却称，我这么多年来给孔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他坚持要留此赠。我感动于他的真诚，故在此慎重表示我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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