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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关注 ▼ ▼ 生 活 是 很 好 玩 的 早些年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像是做了一个又一个梦。这些梦很轻，像是春末夏初下的一场雨。最有名的小说是《受戒》，写得极干净，小男孩明子到了要选择人生的年纪，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而他们那里出和尚，于是明子就跟着舅舅去当和尚。小和尚日子过得清闲，认识了住附近小山丘上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个叫小英子的女孩，于是两人就一起玩。后来，小英子也到了快要选择人生的时候了，小和尚要去受戒，受了戒，就算是正式当和尚了。小英子说：当和尚要烧结疤，你不怕？ 小和尚说：不怕。 小英子说：你不要去当和尚！ 小和尚说：好，不当。 故事就这么完了。 小说的后面，附上了一句话：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果真是一个梦！ 还有一个小说叫《昙花·鹤和鬼火》，不是很有名，但让我印象很深，是一个没什么情节的故事。一个十二岁的初中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三样东西：邻居老人送的昙花，旷野里的鹤，以及下学路上遇见的鬼火。这是一个少年认识世界，体会爱与孤独的故事。那个少年，也许是汪老记忆中的一个影子。昙花在夜里绽放的时候，香气轻飘飘的，像是梦一样。 汪曾祺总在用最简单的词句，描写那些最平凡的人和事。他写的人都是平常生活中看得到的人物，他用的字句也不复杂，识字的人都能懂。但就正是这样简单的句子，平凡的人物，由他写出来，就好像有了一种特别的魔力，让人觉得莫名地亲切、温润。汪老有一篇很短的散文，《槐花》，开头是这样的：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 接下来他就讲述这个放蜂人的日常生活。写他的帆布篷子，写他的女人，写他们吃的干切面。放蜂人去过很多地方，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那段时间，汪曾祺经常绕玉渊潭散步，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后来春天过去了，养蜂人要走了。两口子把木板、锅碗和蜂箱装好，坐上大儿子开来的卡车，走了。 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不知何故，教人感动。 汪老的文字固然好，但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文字，不如说更喜欢他的为人。汪老是个真正人如其文的作家。他没有那种写作上的“野心”。他的文字里没有宏大叙事，也不试图用文字去构建另一个世界。他的作品，有点像他的老师沈从文说的“希腊小庙”。沈从文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汪曾祺的小庙里供奉的是“生活”。 汪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要好玩，首先要会吃。吃是本能，人人都会，很多人也以吃货自居。但是把饮食真正当做一门乐趣，好好钻研的却不多。 他写过很多关于吃的文章，写故乡的美食，昆明的菜式，北京的馆子。每到一个地方，必然要去找好吃的。解放后，汪老曾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几年，每月有一点编辑费，最后又都用在了吃上。 汪老自己也会做菜，到一个地方，他独爱逛菜市场，因为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日常里做几个菜，很有意思。如果有朋友来，他也会在家里做几个菜作为招待。台湾的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指名要汪曾祺给她做一回饭。汪老给她炒了一盘云南干巴菌。陈怡真吃完了，还要打包带回宾馆接着吃。 汪曾祺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他会吹笛子，后来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就不吹了。晚年汪老的爱好是：写字、画画、做菜。除了饮食，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好玩的事物。他喜爱人间草木春秋，有一种旧时文人的趣味。 但是，生活果真好玩么？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在乱世中长大，小时候，跟随家人四处躲避日本人的空袭，带着炒米点心到防空洞过夜。求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解放之后，反右运动之中，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改造。特殊年代里， 被批斗，戴高帽子，关牛棚。但是，汪曾祺的作品中，极少谈到这些悲惨的遭遇。他不写伤痕文学。即使在乱世之中，他也有自己的一方净土。他的一篇代表作《跑警报》很能代表汪老的心迹。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常常派飞机来轰炸昆明，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开始跑警报。在汪老的笔下，人们听到警报，并不是惊慌失措地逃难，而是很有条理地疏散。通往郊外有一条小路，据说是以前的古驿道，可以通到云南西部山区。一到跑警报的时候，这条小路就热闹了起来，跑警报的人，经过这条古驿道，离市区比较远了，就找个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心平气和地等待。
等待的点有一片马尾松林，挥发出很重的松脂香，跑警报的人们在此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的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此外，这里还能买到各种好吃的零食，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都跑到郊外来。有丁丁糖，还有“个大皮薄仁饱”的松子。 防空洞上，还有人刻了对子： 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还有一副是：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前一副有点闲情逸致，后一副则比较纪实。这篇文章的结尾，汪老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生活本身是不好玩的，甚至生活很多时候是残酷的。但是即便处于糟糕的生存状态下，我们依然有选择面对生活的心态的自由。生活好不好玩，到底还是取决于活在其中的人好不好玩。我以为，这就是汪老对待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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