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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藏热升温，藏书研究在经历近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高温后，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叶昌炽作为我国晚清至民国时杰出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在近代文化学术上，不仅在藏书史、石刻学、敦煌学研究上做出特色贡献，而且在古籍刊刻、书目编纂、方志纂修等方面也有出色的成绩。尤其撰写的《藏书纪事诗》，实为开藏书家研究先河之作。
一、叶昌炽平生学术成就
叶昌炽的好友王季烈在其日记《缘督庐日记钞》序中言其“治汉儒经说，旁及金石、目录考订之学，孟晋超群，其愿弥宏。”可见叶氏所擅之学，遍及经学、目录、校勘、金石等类，以下一一予以列举。
1、作为目录学家的叶昌炽。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首创图书六分法而为我国古代图书目录事业奠基以来，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登上我国历史舞台，历代学者们整理文献、考据源流，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概括和总结，使得我国目录学不断地成长、发展，反之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发扬光大。叶昌炽作为我国晚清知名学者之一，尤精于目录学与校勘学，赞其为当代冠亦不为过。除审定翟氏《铁琴铜剑楼书目》、作潘氏《滂喜斋读书记》外，其煌煌大作《藏书纪事诗》更是集其目录学之大成。这部历时七年编撰而成的纪事诗体目录学著作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翔实、全面的史料独领风骚迄百年，而且堪称古代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转换时期承上启下的一部力作。自《藏书纪事诗》刊行以来，俨然成为一种目录学专著的专门体裁，其影响之广前所罕见。此前，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书目分类体系、提要注解方面的叙述，其体例也不外乎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等几类。《藏书纪事诗》则一改以往目录学著作中以对一朝、一代、一家书目的叙述为主的情况，将上下三千年的藏书家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历史的发展这一角度来加以阐述。不仅从整体上对藏书家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而且还以每个藏书家为个体，就其历史背景、学术生涯、藏书特色、藏书源渊等一系列问题逐一进行探讨，进而开拓了一门新的衍生学科――藏书家史，并奠定了藏书家史这一专门学科的历史地位。
2、作为金石学家的叶昌炽。约于光绪九年（1883年）起，叶昌炽逐步于碑拓之学产生兴趣，对金石碑版孜孜以求，其“五百经幢馆”藏碑拓八千通，尤其在研究上用功甚勤，终成大器，与顾炎武、吴大澂、李根源三人一起被誉为清代最负盛名的大金石学家。其金石学成就集中反映在他的《语石》一书中，此书不仅通论古代石刻，更初步建构了中国石刻学的理论系统，其体系之完备、资料之丰富，至今似尚无能出其右者。《语石》一出，标志着石刻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从理论和体系上从金石学中划分出来，为后来的石刻学构建了实用的理论框架，影响可谓深远。该书共录274条目、485则，从造碑缘起、碑刻形制、碑刻文字、地域分布、书法源流、摹拓技巧、收藏辗转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堪称石刻学学科之概论性著作，被后世当作石刻学乃至金石学入门典范之作亦不虚此名。
3、作为校勘学家的叶昌炽。叶氏并非富硕殷实之家，故其自藏未见称雄于世。但除自藏外，其先后协助多位大藏书家，广行校勘、刊刻之能事。先后受聘校勘蒋凤藻《铁华馆》、《心矩斋》两部丛书，潘祖荫《恭顺堂丛书》，其余所校之书不一而足。即便其一生专注的最后大事，仍是搜求可借之藏本，主持校勘刘承干宋本《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四史。
4、作为敦煌学家的叶昌炽。自从于甘肃学政任上得到汪宗翰所赠《唐李公碑》、《杨么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皇庆寺碑》、《莫高窟碑》等莫高窟碑拓和《水陆道场图》、《水月观音像》等佛画后。叶昌炽即以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对这些文物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在世界上第一次判定了敦煌遗书和绢画的重要学术价值，成为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并根据经卷的笔法、墨色、纸张等特征考证出《大般涅槃经》、《大般若石经》等敦煌卷子佛经均为唐时写本。惜任上始终未曾亲至敦煌，“竟不能罄其室藏”，故对于藏经洞文物重要价值的认识尚存较大局限性。至晚年，其一方面懊恼自己在任期间未曾亲访莫高窟、予以严加防护而致国宝外流，另一方面又在《语石》和《缘督庐日记钞》中对自己耳闻目睹之藏经洞文物、文献最初散佚情况作简单记述，无疑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进而促生了清末民初执政当局对于敦煌文物的保护意识。
5、作为藏书学家的叶昌炽。叶昌炽首开我国藏书史研究的风气。自古至今的大量藏书家在我国典籍的聚藏、流传，文化的传播发展上，发挥着官方无法取代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我国文化命脉之延续均系依靠他们。尤其是政府大批禁毁书籍如清文字之祸时，他们对于文化典籍传承居功阙伟。而且众多古往今来的藏书家们所关注的非仅文献的典藏，其多以毕生精力买书、聚书、藏书、修书、补书，甚至读书、著书、校书、刻书，我国辉煌灿烂古代文化的创造、传播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是，藏书史当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叶昌炽之前，在这一领域里做严密而又系统的考证、著述的少之又少，藏书史研究未能确立研究规范。以致众多在文献典藏、文化传播上贡献甚伟的藏书家生前“节衣缩食，鸠集善本”，死后却“名姓翳如，不挂通人之口”，“缥缃既散，蒿莱寂然”矣。本身即为藏书家的叶昌炽，深知历代藏书家聚守文献的艰辛，也明白他们对文化传播的劳苦功高。秉持为历代藏书家著史之愿望，凭借自身藏书、治学所获切身体验和深厚功底，始有《藏书纪事诗》之面世。通常以为，我国历史藏书研究始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这部《藏书纪事诗》，不仅总集其目录学之大成，更是奠定了“藏书史”这一专门学科的学术地位，正如王颂蔚言“君阐章之功，什百秀野，其亦有冥通之异夫？”
6、作为藏书家的叶昌炽。叶昌炽之父叶震荣、祖父叶秀荃、乃至曾祖、高祖，均以商为事，且家道数度兴衰，据其本人记载，经太平天国祸事，其家境再度中落，至光绪七年（1881年）及光绪十二年（1886年）其父母先后去世时，竟无以为殡殓，只得变卖部分藏书。由此可见，叶氏并非大富之家，虽官至五品翰林院侍讲，但仍家境清平，受自身经济水平所限，大量聚书、典藏珍本已无可能。叶氏读书致学数十年，经眼珍本善本无数，但绝大多数无非师友故旧所属，真正属于自己的治廇室藏书不过一千余部，其中两宋珍本寥寥无几，又除购于书肆外，一生抄写不倦，方才聚得罕见难得之典籍。幸其慧眼独具，致力于家乡文献典藏的收集，加之石刻碑拓的搜集独树一帜，乃藏有不少孤本和罕见的抄本，他的五百经幢馆所藏碑拓凡八千通，少有人出其右。惜叶昌炽生前虽常为其他大藏家或编录、或校勘，却未编有自己的藏书目录。至宣统二年（1910年）简略整理时，也不过概计新旧三十三箱、精本一架、不全本三架、拓片九箱。身后，其藏书流入书肆散售而尽，多不知所终；幸所藏碑拓大部分辗转归入今上海图书馆。
二、《藏书纪事诗》述评
叶昌炽传世主要有以《藏书纪事诗》、《语石》、《缘督庐日记钞》三大部为主之若干著作，其中《藏书纪事诗》于光绪十年（1884年）动笔编撰，历时七年至光绪十六年方才脱稿。其刊印版本先后有光绪二十四年叶氏门人江标的“江刻本”，宣统元年的自刻本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书局、古典文学出版社的平装本和1989年、1999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等，北京燕山出版社亦曾于1999年排印。
是书编排体例得当，共七卷，卷一为宋朝，卷二、卷三为元明，卷四、卷五、卷六为清，卷七续补清末九首、附录二十三首，对同一朝代的人按“正史有传者，据史为次，多有科目者，以释之先后为次，无者，以同时人序、跋、赠答参稽而互订之。”在编撰方式上，也是独树一帜，参照《南宋杂事诗》和《金源纪事诗》的体例，以人为传，即每一被录者均赋诗一首，并记以事实若干和注文。在收录范围上，极其广泛，上起五代，下止清末，历时千余年，收录藏书家凡739人。其收录人物之多、起止时间之长、叙述之详尽，在古来目录学著作中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收录的人物，不以权贵、名士为标准，仅以“藏书为尺度”，其中既有名噪海内外的士官大夫、大藏书家，也有居于穷乡僻壤、名不见经传的布衣学者，尤其是将我国古代出版业中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刊刻工人如周慈、许翰屏、钱米严等也予以收录，并对这些刻书工人对我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出版、传播、流通等工作所做出的贡献着以重墨，做专文记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叶氏撰述，立论精准，注文详尽。
《藏书纪事诗》中每一被录者条文中均含其为之撰写的注文，并将之与绝句有机结合，相互烘托。注文的特点，首先是考证较为准确、取材尽量丰富。叶氏既着眼于正史、稗乘、方志等文献，也留心于各类官私簿录、古今文集中的史料，可谓广采博蓄，一一考求藏书家的生平事迹，材料详备丰富。其次是文字明了，按语中肯。被录材料除少量直接摘录或引用于原书外，大部分均系对原材料挑拣再三，取精去粗，刻意精炼。后来之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莫伯骥《藏书纪事诗补续》、周退密和宋路霞《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等，无不循叶氏《藏书纪事诗》之规，在体例上没有更系统、更完善的发展，规模也与叶作相去甚远。可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仅开创了我国的藏书史研究事业，使得对历代藏书家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在这一领域中，近百年以来，甚或未来若干年间，其仍独占鳌头、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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