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发展（上） 宣城地域文化从早期的发生发展到基本内核的初步定型，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它已浸化到这一方水土里，融入到这一方族群的血液中，并随着生命的长河继续绵延下去。它九曲十八湾，时而惊涛骇浪，时而婉转悠然，时而山重水复，时而突破险阻，在传承——发展中展现一路迷人的风景。 宣城文化在先秦之后的发展，按时间和朝代为序，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秦朝到隋末，宣城地域文化在主流文化的润泽下开始了新发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以宣城之地（今宣州区）置县，宣城正式成为大一统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同时大一统的中原主流文化全面渗入，位于沿江江南的宣城，从此在历朝历代都归属于主流文化圈。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置丹阳郡，辖17个县，范围包括整个皖南及江苏、浙江的部分临近地区，郡治在今宣州区，此后宣城一直是郡、州、府级行政建制。在一定地域，行政上的强势必然造就本地域经济、文化上的强势，宣城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东汉初，宣城开始了较快发展，《后汉书》记载，当时宣城“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这个阶段的“黄金时期”在六朝，孙吴政权统治江东近百年，政权相对安定，宣城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境内“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物质上不仅能满足本地域民众和移民的生活需要，还有能力赈济落后、受灾地区，为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宣城地域正式更名为宣城郡（今黄山市析出，后发展为“徽文化”区，徽文化属地绩溪县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划入宣城市；今宣城市所辖7个县、市、区中，宣州、宁国、郎溪、广德、泾县、旌德6地属传统的宣城文化区，宣州区是宣城文化的核心地域）。东晋时“衣冠南渡”，大批精英人才、北地民众和先进文化一起涌入；又经过宋、齐、梁、陈的经营（陈时改宣城郡为宣州，沿江数县析出），宣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得异常繁荣，彰显出这片土地的巨大活力和可塑性。而随着南朝的文化巨子范晔、江淹、谢朓等相继来这里主政，宣城的“精英文化”便由此发端，人文文化逐渐成了宣城文化的“主旋律”。六朝之后，地广人众、富庶繁荣的宣城，理所当然地位列江南的大郡上州。 第二阶段是唐朝（含五代），这是宣城文化的鼎盛阶段，也是“精英文化”闪现耀眼光彩的时期。宣城在六朝时期的繁荣，到唐代更推进到空前的高度。唐前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即越、润、宣三州。神龙三年（707年），朝廷设观察处置使察举州县，宣歙观察使领宣、歙、池三州，例兼宣州刺史，治所设在今宣州区；开元八年（720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越、润、宣三州是三道观察使的治所，江南西道按察使设宣州。宣城作为江南“重镇”，是因为地理、军事、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全唐文》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宣城奥区，国家巨屏”；“东南国用所资，宣为其屏”；“宣城重镇，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我朝以来，戎寄尤切”；“劝农殖谷，百谷年丰，通商鬻货，万货云丛，阐道都会，敦儒泮宫”。《新唐书·地理志》又说宣城人口在江东、西各州中为第一。“安史之乱”后，江南成为朝廷的经济命脉，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元稹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旧唐书·宪宗本纪》也说宣歙地区是朝廷赋税的主要取给地。同时大批士大夫如“过江之鲫”投往江南，知识分子密度急剧增加，带动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升，江南的文化地位也越发突出起来。《旧唐书》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宪宗宰相权德舆说：“今江南多士所凑，埒于上国。”宣城吸引了大批士子及北方移民，和吴、越同是江南文风最兴盛的地区。孟郊称：“宣州多君子”、“宣城文雅地”。这当中以苏州接纳的“文化人”最多，次为杭州，于是苏杭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中唐时苏、杭、越、润、宣为江南五大中心区。五代十国后，江南的中心逐渐转向南京、苏州、杭州，越、润、宣的地位才有所下降。 如果选用一个词来作为唐代文化的代表，那么这个词语应该就是“诗歌”。如果选用一个词来作为唐代宣城文化的代表，那么这个词语毫无疑问地也是“诗歌”。的确，唐诗中有很多经典诗人及经典作品都和宣城有关，让后人能清晰把握唐代宣城的文化脉搏。宣城也是从唐朝开始出现有影响的本籍诗人，代表人物是刘长卿和刘太冲、刘太真兄弟；刘长卿号称“五言长城”，刘太真曾执掌礼部科考。据汤华泉教授考证，唐、五代与宣城（主要是今宣州区，下同）有关的诗人有152人，诗人总数约3400人，占1/22；与宣城有关的诗歌293首，占全部诗歌的1/200（诗人、诗歌均以流传下来的为准）。另外，唐诗题材极广，涉及具体地方人事风物的作品并不多，宣城诗歌占地方人事风物类诗歌的比例则更高。经考证出的应该可信，当然难免也会有所遗漏。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尤其是几乎囊括了唐代绝大部分的著名诗人，其中大诗人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与宣城渊源极深：李白自天宝十二年（753年）后主要活动的区域就在宣城，韩愈在宣城成长，柳宗元幼时其伯、父在宣城任职，白居易以宣城“乡贡”的身份考取进士，杜牧两度作幕宣城。唐代宣城文风之盛由此可见。这些诗人除本籍之外，多为任职、游历、寓居宣城，从而宣城“精英文化”又衍生出“游宦文化”。而诗人们的作品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记录了宣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物活动等情况；描写了宣城的山水物产、名胜古迹，又为旅游文化增添了厚重的分量。 第三阶段由宋至清中叶，这个阶段的宣城文化多元展示，高潮迭起。如果说，唐代的宣城主要还是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并主导本土文化的发展；那么在宋朝以后，宣城地域文化就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跻身于中国文化史，丰富了中国文化史，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两宋是宣城文化传承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它延续着六朝至唐代的繁荣，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孕育了本地人文的“精英文化”代表，辐射面波及全国，其标志性的人物就是“宋诗开山之祖”梅尧臣。梅尧臣自幼习诗，早年受“西昆体”的影响，但他又吸取唐诗的精华，在诗歌创作各方面进行新的尝试；还针对宋初以来的诗歌弊端，与欧阳修等诗友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从而开辟了宋诗新的道路。他出身平民，情系民生；支持新党，无畏权贵；忧心国事，研注兵法；堪称爱国爱民的宣城文人典范。当代学者归纳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这些特点在梅尧臣身上都能一一得到体现。南宋初年宣城走出一位诗词大家和学者周紫芝，以“婉约清丽”和“沉郁气概”共存的艺术风格，在宋代词坛“自为一格”，影响深远。乾道二年（1166年），宣城郡升为宁国府，以今宣州区为中心的辖县基本得到固定。宋末宣城又出了“父子三进士、兄弟二宰相”，吴柔胜、吴渊、吴潜父子不仅政绩显著，文学成就也很高，吴渊、吴潜兄弟俱为宋末词坛翘楚；他们对宣城社会良好的为学入仕风气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学者官员李兼汇编了宣城第一部大型史料文献《宣城总集》，带动了元朝汪泽民、张师愚合编《宛陵群英集》和明至清初梅鼎祚等编撰《宛雅（三编）》；各类文献方志的整理编著，体现了宣城士子“文章之贵于金玉珠玑”的人文情怀。宣城的宣纸宣笔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瓷文化、积极实用的“世俗文化”等都在宋代趋向成熟，“世家文化”也是起源于宋代。同时宣城继续承接着外来文化，诗词名家晏殊、苏辙、黄庭坚、杨万里、张孝祥，科学家沈括，名臣范仲淹、文天祥，名将岳飞等都在宣城留下了文化印迹；特别是靖康（1126年）之后，整个大中华文化重心移往江南，为宣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早先学术界对元文化流行的看法是“衰敝”，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元文化的重要性和特色已越来越为人所认知。但元代入主中原时间较短、人文相对凋落却也是事实。在这样的大文化环境中，宣城文化仍在低回中绵延发展，酝酿着下一个高峰。元代宣城隆重推出了一个文化世家：贡氏家族。元初贡士濬讲学南湖书院，收纳四方学子，开创“书院文化”的先河。贡士濬之子贡奎也曾讲学，为官后向元廷倡议“先王制礼”，力挺汉文化；贡奎还是元代诗坛“巨擘”，诗作“尽洗宋金余习，诗学为之一变”。贡奎之侄贡师道参修宋、辽、金三史，他不畏权臣学霸，力争正统在宋，维护汉人“史学文化”的优良传统。贡奎之子贡师泰既“以文学知名”，又是“南人”在元廷担任省台要职的第一人；被誉为是“名高一代，文照千古”的元代名臣。贡氏家族营建的江南著名园林贡氏庄园，是古代宣城建筑文化的巅峰之作。
（部分图片借用自好友或网络，仅用于公益文化活动，特此致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