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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外戚指帝王的母亲和妻子方面的亲戚。而外戚干政则是两汉政治的痼疾，无论是废刘贺为海昏侯的霍光，还是终结西汉的王莽，都是外戚，整个东汉都离不开外戚的阴影。可是，外戚专权干政到底有什么恶果呢？这又与东汉末年的纷乱有什么关联呢？此文试图为各位学友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班固《汉书》为外戚们单作一传，而外戚问题为两汉政治之痼疾也得到广泛认同。西汉时期，自吕后起，窦氏（窦漪房、窦婴）、卫氏（卫青、霍去病）、霍氏（霍光、霍显）、直到篡汉的王莽也是外戚，而东汉更是如此，十常侍与何进相斗，开启了三国纷乱。虽然，历朝历代多少都会有些后宫干政、外戚裙带关系的问题，但都没有如汉代这般严重的，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外戚是否就真的是东汉末年大分裂的核心起因？ 亲缘关系与贵族政治 外戚们其实是皇后的血亲、皇帝的姻亲，这种依托亲缘关系的政治体制可以上溯到西周的“宗法制度”。以分封制度为基础的周代，其核心统治阶层是依托血缘关系的“贵族”。虽然，秦始皇试图通过“郡县制”的管理模式来拜托“分封诸侯”所带来的“权力分散”“割据”“内战”等等诸多问题，可是并没有很成功。因此，汉初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举的。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当时的整体政治统治环境还是一种贵族统治，皇帝与贵族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因为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管理机制和意识基础，贵族与皇帝之间必须要相互妥协。 西汉景帝时期，名相晁错以一种超前意识提出了“削藩策”，试图将统治权力进一步收回中央，巩固皇权，削弱贵族和地方权力。随之，便是“七国之乱”的爆发，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民的“叛乱”，是皇帝与贵族之间的一次博弈。这次博弈的结果，以诸侯王的失败告终，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新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 此消彼长，虽然表面上经过“七国之乱”再到汉武帝的“推恩令”，中央与地方，皇权与诸侯之间的实力已然悬殊，中央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然而，由此产生的中央内部的问题进一步彰显，外戚与皇帝、诸侯之间再一次产生相互制约的关系。 最初，汉高祖刘邦的大老婆吕雉，因为其强大的个性与突出的能力，使得吕氏一族的外戚都“鸡犬升天”。刘邦死后，更是打破不封异姓王的规矩，大封吕氏子弟。彼时，刘姓王与吕氏一族的权力斗争矛盾是激烈的，因此，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这算是汉代第一次由外戚问题引发的“政变”。而那时候的外戚似乎并没有过于强大的实力，或者说，皇帝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尚不需要依托外戚来制衡。 随后，在七国之乱中立下军功而快速崛起的周亚夫和窦婴则成为了权力矛盾的又一焦点。以周亚夫为代表的“新豪族”、以刘氏地方诸侯为代表的“旧贵族”、以窦婴为代表的“外戚”，三方势力都会威胁到皇权的统治，那么皇帝又该如何自处呢？两害相较取其轻，至少外戚因为是皇后的亲戚，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又不会产生地方诸侯的割据风险，因此，由此开始皇权就需要利用外戚的势力来巩固自身。 到了东汉时期，权力的主要矛盾再一次转变，外戚势力的强大已经引来皇帝的焦虑，因此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斗争成为了核心矛盾。东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自和帝开始，至灵帝时止。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即位到桓帝初期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外戚占优势。桓帝到灵帝死是第二个阶段。此阶段，宦官占优势。 东汉的外戚多出于世家“贵族”。章帝窦皇后和窦宪出自河西窦氏，据有河西五郡。后来天下大事已定，始归附刘秀。和帝邓皇后和邓骘为光武皇帝的开国功臣，累世宠贵。顺帝梁皇后和梁冀出于河西世家梁统，梁统归顺光武。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真可谓豪门。 综上，两汉外戚问题可以归结为皇权与贵族权力之间斗争的不同表现，皇权与地方贵族、宗亲诸侯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中，或强化外戚，以消解诸侯，或依靠宦官，以消解外戚。由此，构成了两汉外戚问题的“表象”。 战乱与军功 周亚夫因平定“七国之乱”功勋卓著，从而大权在握，对皇帝产生了威胁。这个军功与权力的问题值得思考。在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中，汉武帝逐步开始摒弃使用非亲缘关系的大将军，而是启用卫子夫家族的亲戚，如卫青、霍去病（卫子夫外甥）。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外戚势力的进一步加强。 通过建立军功而获得的威望与军事力量是不容小嘘的，亲信部队的忠诚、保家卫国的威信与功勋卓著的合法性，建立起来的势力集团是贵族政治典型特征。欧洲封建时期的骑士、国王与贵族之间的问题，与此时大汉王朝所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彼时，尚未建立全面的官阶体系与官吏管理制度，因此，军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得“权力”的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径，因为“军功”的“勇”，而建立起来的威信，是一种自然语境中的权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贵族统治时代，威望即权力，所谓“得道多助”是也。那是一个，没有完善的选官制度、各官阶官位之间责任并不是最明确的时代，行政管理尚处于一种较为原始的状态，亲缘的信任与天然的威望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因此，对于皇帝来说，最能信任的人便是自家的亲戚（宗亲）和老婆家的亲戚（外戚）。当这两方面的亲戚都会威胁到皇权的时候，就不得不依靠近臣（宦官），总而言之，这样的权力结构和制度是非常不利于稳定的，在各方势力的制衡过程中，矛盾容易激化，进一步引发内乱。 法治与人治 汉武帝驾崩以后，外戚霍光成为了顾命大臣，一度大权独揽，甚至还废黜过昌邑王（即海昏侯刘贺）。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昭帝皇后上官氏的外祖父、汉宣帝皇后霍成君之父。而传统史学上的“昭宣中兴”，正是霍光专政期间。霍光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多次大赦天下，鼓励农业，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对外也缓和了同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为“中兴”奠定基础。似乎遇到好的“外戚”，还能有不错的治理。虽然，霍光死后不到三年，霍氏一族便以“谋反罪”被夷，未能保全。 那么，如果遇到不好的外戚呢？之所以外戚、诸侯、宦官的专权问题都会引发“乱世”，没有良好的选官制度和不依法施政是两大重要原因。“任人唯亲”是贵族统治容易产生的弊端，如果贵族内部的教育出现问题，出现大批不肖子孙，后果必然是乱。而两汉时期尚未有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而是用“察举制”。虽然“孝廉”们理论上应该都是品行良好的人才，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掌握“察举”权力的还是皇帝的亲戚，是宗亲或外戚，那么在缺乏相对客观标准的考试制度，被推举的，特别是担任要职的，往往就是“自己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这种制度是彻彻底底的“人治”。 外戚的问题在两汉尤为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两汉的选官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外戚想要当官，走裙带关系，便没有那么方便了。此后的外戚问题便主要集中在后宫干政的问题上。 罪魁祸首是谁? 综上所述，外戚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与宦官、诸侯、地方贵族等并存的。两汉外戚成为政治上的强势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是政治集团之间权力斗争，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而这背后所蕴含的问题是贵族政治、亲缘意识、选官制度、权力制衡和法治建设等诸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因此，分析两汉外戚问题，要从诸多角度深入，而非简单从皇帝和红颜祸水的角度、或是单纯以加强中央集权等原因总结。
吕氏（汉高帝妻族、汉惠帝母族）：吕雉、吕禄、吕产、吕台 薄氏（汉文帝母族）：薄姬、薄昭 窦氏（汉文帝妻族、汉景帝母族）：窦漪房、窦长君、窦广国、窦婴 王氏（汉景帝妻族、汉武帝母族）：王娡、田蚡 卫氏（汉武帝妻族）：卫子夫、卫青、霍去病 史氏（汉宣帝祖母族）：史良娣、史高 李氏（汉武帝妻族）：李夫人、李广利、李延年 上官氏（汉昭帝妻族）：上官皇后、上官桀、上官安 霍氏（汉宣帝妻族）：霍成君、霍光、霍显、霍禹 许氏（汉宣帝妻族、汉元帝母族）：许平君、许广汉、许延寿、许嘉 王氏（汉元帝妻族、汉成帝母族）：王政君、王凤、王根、王莽 傅氏（汉哀帝祖母族）：傅太后、傅喜 丁氏（汉哀帝母族）：丁姬、丁明 东汉外戚列表 窦氏（汉章帝妻族）：章德窦皇后、窦宪 邓氏（汉和帝妻族）：邓绥、邓骘 阎氏（汉安帝妻族）：阎姬、阎显 梁氏（汉顺帝妻族）：梁妠、梁商、梁冀 董氏（汉灵帝母族）：董太后、董重 何氏（汉灵帝妻族）：何皇后、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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