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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中的思维玄机

 商坛论衡 2020-10-25

第一节:河图洛书中的思维玄机    

易经》思路坐标:揭秘与今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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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坐标相对于《易经》的关系,犹如菩提树、明镜台的有无,这需要我们的“自性”领悟。

《易经》八卦的起源,相传是伏羲氏受到河图洛书的启发而画出来的。《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的启示画成八卦,即为后来的《周易》。   

现在所流行的“河图”、“洛书”的模样如下图所示:

(图一)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两图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中部为“5”的数点的连结方式。我们将其截取出来,如下所示:

                          

(图二)

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图二放大,它就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坐标:

                              Y

-X

                                                 X

                            -Y

(图三)

也就是说,图二所示的连结方式,并不局限于“5”这个数字,实际上是通贯全图的。比如在1977年安徽埠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太乙行九宫占盘中,下面的地盘呈方形,地盘背面的刻划是通过圆心划一十字线,表示北、东、南、西四方。在四等分线里各划一个直角平分线图形“↖”,表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方。

(图四)

尽管“河图”、“洛书”对黑白点“群”所代表的数字的位置有不同,但都呈“十”字形布局,这一点是共同的。

虽然古人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坐标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已经开始使用了,比如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罗经石”。该石位于景帝陵封土东南大约300米处,为一平面方形、边长约1.8米的巨石。石上部平面为直径140厘米的圆盘状,圆盘中心有“十”字形刻槽,标志着四方的正方向。测绘及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表明,该石为修建阳陵时所使用的测量标石,有测定水平位置、测量高度、标示方位和规划等作用。

(图五)

毫无争议的是,无论是古人所揭示的先天八卦图还是后天八卦图,都是以方位为依据而布排的:

(图六)

两者的区别在于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布排位置不同,比如先天八卦的正南为“乾”卦,而后天八卦的正南“离”卦等等。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易经》中整个符号系统,是和方位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坐标是通贯全盘的。

                             

西

                         东

                            

(图七)

不过,在古人的坐标概念中,其方位与今人有所不同,以坐标的下方为北,上方为南,左方为东,右方为西。那是以“河图”的平面象征大地,先以人体面向正南方直立于大地,再以人体立足处为基准,使人体平展双臂俯伏于大地,则原先人体下肢所指方向为河图之北,人体头部(上方)为河图之南,左臂(左方)为河图之东,右臂(右方)为河图之西。这些确切的方向所指,进一步说明了“河图”、“洛书”所示的数字意义,是由该系统背后的坐标所决定的。在八卦图、太极图中,这种坐标虽然没有明确标示出来,但也是隐含着的。

有一位告诉我,他看阴阳鱼这种太极图式时,看得时间稍长一些,头就会晕。我告诉他,你只要想象在阴阳鱼背后有一个坐标,在心理上有一个坐标将黑白点贯通,就可以克服克服视觉昏眩。他后来告诉我,这一招果然有效。

如果说历代学者有关《易经》的研究有易外之易、易内之易、易上之易、易前之易的说法;那么,指出坐标的存在,讨论的则是“易后之易”。

需要指出来的是,《易经》原书没有图,“河图”、“洛书”是后人根据《易传》有关论述绘制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将坐标作为“易后之易”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从《易经》与“河图”、“洛书”的关系说起。先秦时期,《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尚书·顾命》中提及“河图”时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这句话是说,陈列在东序的“大玉、夷玉、天球”“三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对于“河图”,郑玄说是“器名之河图,图出于河水,帝王圣者所受”。《今古文尚书全译》对这段文字注释则是:“越玉、陈宝、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和天球,均为不同产地的宝玉;序,墙也;赤刀,为周武王伐纣时用的刀,赤色,周正色也;大训,为记载先王训戒的典籍;河图、洛书,为古代地图、书籍。(见张赞恭《河图洛书不能随意否定》)”这说明,“河图”、“洛书”的出现并不比《易经》晚。

孔老夫子曾经感慨:“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把自己对使命与希望的领悟包括从《易经》那里受到的启迪,寄寓于“河图”、“洛书”的出现,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尽管“河图”、“洛书”是由那位圣人所得、怎样得到的,有不同的认知、判断,但“河图”、“洛书”与《易经》无疑具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其卷首明确指出,伏羲得《河图》而作八卦。有学界也正式将《河图》视为《周易》的源头:宋代易学大师刘牧明确指出,黑白点的河图洛书,是为解释易数而作。河图洛书从此正式成为《周易》八卦之源,成为周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河图洛书是甲骨世前氏族游牧时期的气候图和方位图,当为《易经》的主体。这更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明确了彼此的互动关系。即使有研究者否认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也不能否认河图洛书的问世开创了延续几百年的易学新思潮这一重要作用。

其实,河图洛书无论是作为《易经》的依据还是后人研究《易经》的新成果,那是一个相互印证的问题,关键是《易经》中的内容确实能够因此而贯通,并且显示出内在的秩序。而这个作用,离开了其背后的坐标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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