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天下的体制不能包容天下人的才智，天下人的才智也不能容忍家族个体的独裁集权。 家族内部争权斗争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皇储之争，历代皇帝围绕皇位继承权的问题绞尽脑汁，也参照古训形成了立长立嫡的陈规，但真正由嫡长子继位的情况并不多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多数依仗政治军事斗争获取帝王之尊。而一旦选定了储君，太子党马上组建，并在皇权之外形成了第二个权利中心，对皇权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与威胁。因此，不少帝皇并不急于宣布储君，清代干脆将储君名字藏于“正大光明”殿。 家族之外，尚有宦官、权臣以及民间武装虎视眈眈，觊觎皇权，汉代的外戚、唐朝的藩镇与阉党、宋代的奸佞、明朝的东林党及南衙北司、清代的后党及其势力等等，无不极尽阴谋之能事，强力争权夺利。 每个朝代的民间武装势力也都跃跃欲试，农民起义、地方武装起事连绵不绝，均欲问鼎中原，争坐那可以光宗耀祖、令人倾慕的金銮殿。 历史发展到十七八世纪，皇朝更迭的教训本来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历史的悲剧不应再次重演，但这个根植于皇权制度本身的顽疾，不可能通过自身机体的调节力量加以根除。寓意“金子”的爱新觉罗家族，从入紫禁城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封建帝国的悲剧。 但是，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这个家族的罕见辉煌。 大清自1616年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26年“大清”正式出炉，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末帝溥仪逊位，凡12帝296年，近三百年的统治时间，在中国封建历史中可谓不短，仅十几位皇帝可谓不多。就十几位皇帝就能坚持数百年的极集权统治，爱新觉罗家族可谓神奇、辉煌。 若平均算来，12位皇帝296年，平均每位皇帝在位超过24年。24年相当于共和国元首6届任期，而现代社会能够当权6届的绝无仅有。更何况，幼帝溥仪仅仅享用了可怜巴巴的3年皇位，便匆匆下台。 事实上，爱新觉罗氏的在位时间很不均等，最长的（乾隆60年，实际64年）较短的（宣统3年）想去六十余年。仅康雍乾盛世就相当于秦隋两代统治时间的两倍，足以涵盖众多小朝廷的全部统治时间。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古代百姓的寿命不会高于现代国民，皇帝的使命和压力从另一个侧面也决定其平均寿祚不应高出普通百姓。而按照平均寿命为50岁考量，一个朝代连续出现两位统治时间超过60年的皇帝，实属罕见。 康雍乾是幸运的，大清国毫不吝啬的把主宰权交给了他们，大清国利用他们的智慧实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辉煌。 在此之后，鸦片战争的烽火自南向北、自沿海到大陆，将盛世的光环消耗殆尽，最后不得不撕开“天朝上国”的幌子，在越来越多越来越下贱的屈辱条约上签字，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高贵颜面竞相蹂弃，直至后来完全投诚，“量中华之物力，结余国之欢心”，将普通百姓最廉价最基本的生存物权也一并无耻的抛售了出去。 我们在为嘉庆、道光等后继者感到无奈和惋惜的同时，实在应该反思帝制本身的软肋和康雍乾留下的烫手遗产。 康雍乾的盛世光环，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接连不断的战争的胜利。在六十余年的皇帝生涯中，康熙帝玄烨从尚未谙事起，就切身感悟到宫廷政治中的刀光剑影，从少时智除鳌拜，到驾崩前的平藏战争，战争几乎伴随了其一生。雍正年间，针对西北青海、蒙古诸部、西南广西、云南的战争持续不断。到了乾隆时期，除了民间战争外，西北蒙古准噶尔部、回部以及西南大小金川、东南台湾的平叛战争，让大清国库日渐消弭，大清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凸显。 康雍乾在一系列战争中都迎来了表面上的胜利，或许正是他们个人得以长期执政的秘诀之一。他们用战争去化解战争和矛盾，在战争中获取威望和资本，在战争中激活不断老化的神经，而这种老化的神经一经胜利战争的洗礼，更容易飘飘然，更易于神经错乱。事实上，这么长的任期，如此高贵的冠冕，不由人不错乱。 清朝秘密立储的制度，看似化解了皇子皇孙表面上的争斗，但流深则必动，表象虽静，暗潮不止。尤为严峻的是，这种制度助长了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战争斗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皇位更迭操作，直接导演了大清帝国的屈辱悲剧。 由此看来，在工业革命已经上市成功，伴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新思潮已经蓬勃张扬的情况下，十七八世纪的东方依然固话于封建帝制的禁锢之中，康雍乾虽然灵光乍现，却难以抵挡其自动消亡的命运，难以抵挡开放的滚滚向前的世界大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