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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唐代开元年间，“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此时人们把蟋蟀作为宠物饲养。后来，人们在玩赏过程中发现了蟋蟀好斗的特性，于是从宫禁开始兴起斗蟀之风。天宝年间，人们“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 如果说唐代斗蟀沾有贵族味道的话，那么宋代则更加趋于平民化，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身处方外的僧尼也都参与到了这项活动中。相传天台人道济，就是济癫和尚，曾为其蟋蟀“铁枪”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等。 此时玩蟋蟀最出名的当属权臣贾似道，当时襄阳城被蒙军围攻数年，他隐匿不报，也不派兵救援，却在西湖葛岭的家中率闲堂和众妾踞在地上斗蟋蟀，而且还写出了一本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误国的奸相，却成为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后人称为“蟋蟀宰相”。 明代斗蟀之风并没有停息，更要命的是当时的宣德皇帝好此道，下令官府采办蟋蟀，年年征收，搞得民不聊生，许多家庭为了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的事情时有发生，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就是记载当时这一惨事的血泪篇。后人也把这位坐了九年的宣德皇帝冠以“蟋蟀皇帝”之名。 清代更是集斗蟀之大成，除了今天遗留下来的许多蟋蟀的用具都产生在那个时代之外，更是编出了很多关于蟋蟀的书籍，如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大都在贾似道《促织经》的基础上增益而成。 民国之后，由于时局动荡，斗蟋蟀的人也渐渐少了，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几近绝迹，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斗蟀之风又有再起之势。 斗蟋蟀具有相当复杂的流程。以北京为例，蟋蟀的玩家称为“玩家儿”，首先到市场购买大约140头蟋蟀，回家后挑选“头圆、牙大、腿须长、颈粗、毛糙、势强”的养起来。原先蟋蟀多来自北京西山八大处、永定河西边的云岗，而现在则多来源于河北的易县、山东乐陵、宁阳等地。 养蟋蟀的器具也有讲究，最好的是用保温保湿性能好的澄浆泥烧制而成，口大、膛深、壁厚、有盖。新罐先用黄土、黑土、白灰按比例混合而成的泥土垫在罐底，干了之后放到水里泡，把碱性除去，底儿不掉不碎就可以用了。 除了蟋蟀罐，还要准备水槽和过笼。水槽直径75px，高17.5px，槽深7.5px，呈半圆型，瓷质，小巧精致，不仅挂着釉，描画着金鱼、水草、蟋蟀等图案，而且还写着“勇战三秋”四个字。因为每年的白露、秋分、寒露是北京人斗蛐蛐的三个高潮，因此用“三秋”来指这三个节气。 过笼既是蟋蟀的窝，因为蟋蟀喜欢待在黑暗中；也是蟋蟀的洞房，因为只有雄雌蟋蟀洞房之后，雄蟋蟀才会和其他蟋蟀斗，因此它也很重要。过笼也用澄浆泥制成，高不到75px，扇面形，两端有门洞，蟋蟀可以穿过，上面有盖，盖上有提手，可以揭开。 经过好吃好喝伺候和主人的悉心调教之后，蟋蟀就可以上场比赛了。和人类的角力比赛相同，上场之前，每头蟋蟀都要称体重，一来是为了公平，二来也是为了保护蟋蟀不受伤。而后比赛双方将蟋蟀放入“斗盆”之中，全场鸦雀无声，静观双方比赛。 蟋蟀较量时也讲究套路，有的只要对方仅仅一碰牙就可将其摔了出去，使对方根本无法靠近自己，这种斗法像一阵风从口中吹出，吹跑对方，称为“吹夹”；与“吹夹”相反，有的一开始就可把对方死死咬住不放，一直往后拖，最后对方不得不忍痛逃离，称为“留夹”；有的一开始将对方的牙齿猛力钳住，继而左右快速甩头，荡来荡去，使对方无还击的余地，称为“荡夹”。 此外，还有“背夹”、“攒夹”等多种格斗“拳法”，可以说蟋蟀也是一个功夫高手。每当这个时候，它们的主人却是紧张异常，烟灰烧手而不觉，撅臀踮脚酸胀而不知，咬唇发狠见血而不疼。 斗赢的主人喜，斗败的主人叹。过去斗赢的蟋蟀死后，主人会用白银薄片打一个小棺材入殓，并谥以“常胜将军”、“开国大元帅”等称号。 可以说，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斗蟋蟀和其他文化一样，成为了流传在民间很重要的一种娱乐活动。当然在此中间，有人因此误国，有人因此祸民，也有人借此为赌具，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它看成是丧身败德的祸源。 古人说玩蟋蟀有三个境界：一是“留意于物”，如贾似道之流；二是“以娱为赌”，这是“贾之流毒”；三是“寓意于物”，这是最高境界，多是文人雅士所为。“听其鸣，可以忘倦；观其斗，可以怡情。”玩得好，也可以把斗蟋蟀发展成为陶冶情趣、修身养性的娱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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