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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纳兰春蚕
关于此诗“厚禄故人”所指为谁？审慎者一般都称“未详何人”便一语带过，并未做深入考证。仇兆鳌注《江村》诗指出：“分禄米，亦指裴冕。此暗用公孙弘给俸禄于故人事。”因此《狂夫》诗中的“厚禄故人”学界一般认为也是指裴冕。 《江村》与《狂夫》二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于诗人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异，前者是“饱食终日”，后者则几乎“饿死沟壑”。《狂夫》当作于《堂成》同年秋，因《堂成》最后一句云：“懒惰无心作解嘲”，而《狂夫》的题旨便是脱胎于扬雄《解嘲》： 【委之沟壑】本指死亡草葬，《孟子·滕文公上》：“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后亦指弃捐失势，汉扬雄《解嘲》：“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 杜甫早年所作《进雕赋表》就说过：“只恐转死沟壑”；《醉时歌》也说：“焉知饿死填沟壑”；虽然《旧唐书·杜甫传》“儿女饿殍者数人”记载失实，但幼子饿死在奉先的家中确为实情：“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途经蜀道至成都也曾感叹：“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赤谷》）。 上元元年（760）春，杜甫一家卜居成都草堂，生活终于安顿了下来，《堂成》诗中已有“懒惰无心作解嘲”之语，杜甫又何必另起一诗自食其言，特意从《解嘲》中翻出典故，塑造一个几乎饿死沟壑的狂夫形象呢？这都怪他此前把《江村》诗写得太过悠闲了，让人觉得他们一家吃穿不愁，没什么可需要帮助的。 杜甫写《江村》时，本以为结束了长途奔波，有了安身之所，从此便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可他万万也没料到，由于朝廷铸行“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的大钱，造成通货膨胀，这年秋天米价飙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严重的大饥荒。《旧唐书·肃宗本纪》载：“是岁饥，斗米至一千五百文。……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 “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为什么把“百花潭水”比为“沧浪之水”呢？这是出自《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yì）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形容生活已经走投无路，几乎到了跳水自杀的地步。崔豹《古今注》也记载了一位赴水而死的狂夫故事：“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 “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旧说认为这一联的写法是以美景反衬悲哀之事，即王夫之所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但本人却有不同的见解，此联其实采用了寓情于景的写法。风吹竹林本应发出“沙沙”的声响，此时却寂静无声；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水也渐渐冲淡了荷花的幽香。上句表示久无音信，下句意谓空怀期望。 上元元年（760）秋，杜甫一家粮尽断炊，无奈只好求亲靠友，他写了一首短诗向高适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适》）也不知这中间出了什么差池，究竟是高适没能及时收到这封求助信，还是忙于公务把这件事耽搁了？杜甫久盼佳音，望眼欲穿，乃至发出“厚禄故人书断绝”的感慨。 房琯于上元元年（760）八月改汉州刺史，汉州距成都很近，与高适所在的彭州在距离上大致相当。但“厚禄故人”必不指房琯，杜甫没去求助房琯是出于避嫌的考虑，但竟有人认为杜甫写《狂夫》诗就是为了跟房琯撇清关系，他特意选在房琯调往汉州的时候“哭穷”，以此证明与房琯毫无瓜葛。世人这样揣测杜甫，未免太过于世俗了。 “厚禄”即指二千石的俸禄。说起这“二千石”，还有一段典故，《汉书·扬雄传》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 丁、傅是汉哀帝时期的外戚，董贤为宠臣，依附他们的人竟有人官至太守，享有二千石的俸禄，而扬雄不屑于攀附权贵，自甘贫苦潜心著述。这与高适、杜甫两人当时的不同境遇相似。高适因依附哥舒翰而飞黄腾达，哥舒翰却兵败被擒做了叛徒，这在高适的个人履历中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页。况且高适曾在《赠杜二拾遗》中以扬雄比拟杜甫，另一诗《人日寄杜二拾遗》：“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仍沿用“二千石”的典故，又是一证。 古代正月初七被称作“人日”，该诗是高适于上元二年（761）正月所作。诗中又有“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遣词用字与杜甫的《百忧集行》有所呼应，因此《百忧集行》、《狂夫》二诗当作于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之前，即上元元年（760）秋冬所作。此二诗与《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适》加在一起，可能就是杜甫在大历五年（770）正月所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中提到的“叹我凄凄求友篇”的三篇求友之作。 如果您觉得我的文章还不错，关注一下又不会怀孕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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