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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的衍化 以上所述道论的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也是传统气功比较经典的观点，各家对道的论述，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的。 比如《易经》所述的道，主要是建立在阴阳基础上的道，以阴阳规律论述天道、人道、地道。其规律与内容是道在阴阳层次的体现。 儒家论述的人道，是道在封建社会阶段的体现，扩充言之，社会道德，是道在社会领域的自然体现。 至于理学把道视为理而非客观之物，则是对道的虚无特性不认识，误以为道没有客观实在性，而仅有其理，这是未能超常智能对道的存在予以体察的结果。 此论肇端于韩非，《韩非子·解老》中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定型于程朱理学，理学认为：“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熹·语类·理气》）对于传统道论的“无极而太极”也抽象了它原有的物质性，说：“无极而太极不是说有个事物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这里当初皆无一物，只是此理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程朱理学，把道只看做规律、道理，而且是可以不依靠物质而先于物质存在，由此理生出万物，这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生万物如出一辙。鉴于程朱理学抽掉了道的物质性，使道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于是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论敞开了大门。 陆象山就说：“塞宇宙一理耳，上古圣人先觉此理。”（《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又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旦在修炼中有超常智能的感知功能，就会认为世界万物在我心之中，王阳明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王说：“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德明》）人若能做到“虚灵不昧”，就可以达到“心理具而万事出”的地步。 阳明这种唯心主义的道理，被胡庐山发展到了巅峰，胡庐山说：“吾心者，所以造日月天地万物者也，其为察乎？”胡氏这种观点（包括整个阳明学派），有其练功的内在感受为依据。 据载，胡氏曾静坐六月，“一日，心忽开悟，洞见天地万物，皆吾心体，喟然叹曰：余乃知天地万物非外也。”后因起念，遂失前悟。其实，这只是练气功开发超常智能认知功能的预备阶段，是非常不稳定的意识感知兼成象功能，远非认知心体的层次。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超常智能的实质，又加上在开发超常智能的关键时刻，起心动念而浅尝辄止，所以得了错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对道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可以得到一些有练功体会的人的似是而非的响应。 稽诸史实，明朝的心学也确实是最盛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谬误的观点，它无法抹杀修炼心学的人这个客观存在。这一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导致心学的覆灭。真是物极必反，矫枉过正。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不仅大破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而且对道的“形而上”的性质也予以了否定，他虽然也说“道者，天地之通理”（《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似乎与程朱理学所述相同，但王氏认为属于道的理，不是事物的本根，而是与事物俱生共存的，认为道属于有形的器。他说：“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 （《周易外传·大有》）船山认为道在器中，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也在实体物这个物质层次，道与实体物彼此依存的关系，但他反对形而上的道的观点，如“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周易外传·系辞上》）则是囿于常态智能而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结果。 继船山之后，戴东原对属于形而上的道的认识，又与传统的道接近了一步，不仅对王船山的“无形而上”的偏激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程朱理学把阴阳也视为形而下的观点也作了批驳，说：“气化之于品物，则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谓，非气化之谓。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直举阴阳，不闻辨别所以阴阳而始可当道之称。岂圣人立言皆辞不备哉？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为道而已……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成形以前，形而下犹曰成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不变，道言乎体物而不可遗。不徒阴阳非形而下，如五行水火金土有质可见，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行之气，人物咸禀受于此，则形而上者也。”（《孟子字义之疏注·天道》） 戴氏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丰富与充实了传统道论的一些内容，遗憾的是戴氏未能对属于本根而高于阴阳层次的道作进一步探讨，而只是停留在“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的层次。这一论述，虽然较“生之谓易”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嫌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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