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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杨度是清末民初响彻一时的大才子，而大才子的师傅王闿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据说，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时，时为幕游的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 “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亲兵，取天下而代之。 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 曾国藩听后，面如土色，数日后便找了借口将王闿运打发回籍。 由此，王闿运空有一身的“帝王之学”却无从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 在所有的弟子中，杨度最受看重，王闿运曾这样告诫他： “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必大有可为，你须好自为之。” 要说起来，王闿运老师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 所谓“功名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走、慢慢来”即可； 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 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 但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昨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门也成了刀下之鬼。 在渡过了苦闷的三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鼓励士人留学海外。 政策颁布没多久，国内便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热潮，杨度也在1902年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并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新式教育。 1903年，清廷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破格选取“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时之才。 这次考试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论，可自由发挥，但难度较以往的会试更难且更有现实性，当时参试者如过江之鲫，号为“抡才大典”。 杨度得讯后跃跃欲试，随即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
原来，这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主考官乃文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也是中兴名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 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 梁士诒与梁启超曾是佛山书院的同窗，两人在1889年的乡试中同榜中举，后在1894年的全国大比中，梁士诒中了进士，而梁启超落榜。 中进士后，梁士诒入翰林院学习，并在散馆后供职国史馆。 梁启超 由于梁士诒一向喜欢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对朝廷分配给他的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没想在济济人才中勇夺第一。 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 据说，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 按，所谓“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有为字“祖诒”之故耳。戊戌政变后，康、梁两人乃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逆党”，必欲除之而后快。 至于杨度，一则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 不意中遇此变故，杨度等人也只好识趣的远偱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所以说，人的命运上下起伏，有时候还真是说不清呢。 （节选自金满楼：《民国原来是这样》，现代出版社2010年） （书已绝版，价格高昂，以下链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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