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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点画“形”和“意”的表达

 菊秀居 2018-01-26


与临摹比较,书法创作中点画的形与意,从表象上看,并没有产生质的变化。比如颜真卿《勤礼碑》类型,强调点画的横细、竖粗,意态上强调点画的厚重、饱满。《石门颂》强调点画的粗细基本均匀,一波三折,舒卷自然,野逸洒脱,意态上强调点画的节奏感,韵律美及线性张力与弹性。再比如张瑞图的方折、排叠,黄庭坚的遒劲;《大盂鼎》的精致典雅,《散氏盘》的粗乱茫苍,《毛公鼎》的厚重、端庄种种,都是建立在以“形”为根基的准则之上而对其“意”进行挖掘追加和再创造。

事实上,从审美立场看,书法创作或者说创造的对书法点画形与意的设置情景、追加手段及完成的艺术效果是不同的。

书法的临摹,以“准确”(也称对临、写实临摹)衡之,是以古典法帖为根基,依样葫芦,做古典“奴隶”,在强化外在形态“形似”的同时,力求其内在意态的意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准确的临摹是以“形似”为标尺衡定而兼顾意合。如孙过庭《书谱》中的“初学分步,但求平正”。准确临摹阶段,书写者的笔意墨韵、个人情感、文化学识等都处于一个从属(古典法帖)的位置。

进入创作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同样是以古典法帖为根基,书法创作创造的意识逐渐加强成为主体,书写者笔意墨韵,个人情感、文化、学识随着点画形与意的展开会从笔端汩汩流出,构成作品风格、精神层面的审美情感传达,既愉悦个人,也愉悦欣赏者。

一、点画的“形”

到目前为止,个人认为:点画是书法艺术的灵魂。无论是书卷气、金石气的审美品评,还是学者型书法家、艺术型书法家、官僚书法家的划分,其依据大抵是以书法点画所构成的书法作品风格而论。比如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比如杨凝式、张瑞图、赵之谦、傅山、徐渭、何绍基;比如谢无量、徐生翁等。

作为书法艺术的灵魂,点画作用着作品风格的审美品格,它的魅力不仅来自古典法帖所提供的笔势、笔序、方向、交叉、节奏、律动、形态等外部形状的审美展开,更来自古典法帖所提供的笔意、墨韵、圆润、饱满、厚重、空灵、清通、凝练、遒劲、生涩、老辣、典雅、简约等内在的美学品评深度。而作为创作立场上的点画,它的“形”与“意”最大限度地展示着创作家的道德、修养、文化、学识、技术、技巧的积淀与性情、情感的生发。

书法创作中点画“形”的展开,虽然是以古典法帖的技术、技巧作为根基,但绝不是临摹阶段对古法的重复,依样葫芦而是对古法有创作意识的升华。同样是面对点画,形状的粗细、长短、方圆,线律的动势、节奏、快慢,线构的平行、交叉、方向等技术层面的外在形态,最重要的是书家要有自己的思想、理念,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寻求除了古典法帖所固有的古典形态之外,点画技术层面的外在形态表现应该还有多种可以表现的形态。比如唐楷与北魏墓志点画是否可以穿插、糅合,生发出崭新的点画表现形态?比如,金文点画是否可以尝试用作大草的点画,创造出既空灵、流畅又具金石气息的草书?杨凝式的点画与赵之谦的点画能否有相互的生发点?谢无量的童稚、天真与徐生翁的稚拙、真率有无融合的可能性?再比如以《祭侄稿》为风格类型的创作作品,是否可以用笔意以方为主,方圆兼融的点画表现?再比如以圆笔意、线形为依托,圆方兼顾的《张迁碑》风格类型创作作品及以方笔意、线形为依托的方圆融合的大篆类型创作作品能否成立?凡此,都为书法创作点画外部形态的审美展现,提升出无数种可能生成空间。有理念、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会用思想去创作,其先锋的创作理念依据古典,关注当下而指向点画未来种种可能生发点、可能性。这一点,古人早已树立了典范。相对于王羲之的侧锋、方意,王献之的中锋、圆润是一种创造。相对于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中的圆,米芾《蜀素帖》中的“刷”是一种创造。相对于赵孟兆页 的“圆”,张瑞图的“方”是一种创造。既然创造的思想与行为古已有之,今人同样应该拥有。

上述,仅仅是拈出古典法帖中点画外部形态可以变通、互融的明显特性。其实,当创作家思考这些问题时,其中可资变化、互融、发展的空间要阔大得多。比如线形、线律、线构,每一个要素的展开,都大有文章可做。

创作者能从中撷取某一个两个要素中的一点,进行思考、实践、锤炼,即可生成一种点画“形”的大端而自个独立,这是已经为历史所承认的有效途径。

二、点画的“意”

与“形”相较,点画“意”的表达与陈述显然困难得多。古典法帖中点画的形状、律动构成的外部特征比较明显,临摹阶段自不必说,即使在创作中互用、融会、糅合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它毕竟有“形”可依,有章可循。书法创作中点画的“意”态表达似乎也只能从古典法帖中给出“点画”一根,从外部形态到内在意蕴,都在一根点画中被包容得万象玄妙,对于后来者,你去思考吧。

书法点画四要素中的点画质量,即应该是点画意态、意蕴内在涵值的概念性结论,其内在涵值的深刻与阔大的表达和陈述,则全靠书家个人的领悟能力。

书法创作中点画“意”的表达与陈述,从理论的层面,古今书论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书谱》云:“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从古至今,书如其人的古训成为艺术审美品评标准的永恒定律。落到作品实处,书如其人无外乎是点画的内涵所承载的创作家的人品、道德、修养、学问种种。儒家学说文本中的经典“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将中国文化、文学、艺术与人格品德浓缩得温文尔雅,若拈花微笑的佛祖。

一根点画的内在涵值,承载着创作家的一切,听起来若云山雾罩,不着边际,静下心来想想,此语的确不虚妄。一部以书家为主线的中国书法发展史,早已给出了答案。除了儒家文化,书如其人所给出的种种结论之外,创作家还必须以书法艺术的内在艺术逻辑规律进行思考,寻求书法作品风格中点画艺术“意”的涵值,或者说寻求点画艺术内在的生命延续基因。

既然视点画为书法作品的灵魂,那么,书法风格的审美品评当是以点画的审美表达与陈述为核。比如秀逸、险劲、雄浑、典雅、老辣、粗率、狞厉、醇和、刚健、圆熟、苍茫、野逸、高古,种种抽象性的风格描述性语言,都可与点画意蕴的内在审美相对应。其中,老辣与生、涩、拙、枯线质有关联,醇和与丰润、饱满线质有关联,典雅与秀、静、清线质有关联,雄浑与厚、重线质有关联,高古与旷达、简约、静穆线质有关联,等等。

上述,仅是以审美中的点画与风格归属作对应立场上的局部展开与陈述。若以书体间点画与风格归属作对应阐释,其点画意蕴的涵值,其深刻与宏阔会使作家兴奋不已。仅以草书为例,看看古典法帖中点画意蕴的审美储量:王羲之《十七帖》线质简约,刚柔相济,其对应审美风格为典雅冲和。孙过庭《书谱》线质含蓄蕴藉,柔中露刚,其对应的审美风格为俊拔刚健,具外柔内刚的内在美倾向。张旭《古诗四帖》线质柔韧,绵里裹针,其对应风格为洒脱旷达,动若脱兔。怀素《自叙帖》线质圆润流畅,其对应的审美风格为翰逸神飞,“是以覆起万发而举止自若”。以书家的某一种范本为例的点画意蕴,其点画内在涵值可以对应一种审美风格。如此丰厚的古典宝藏,为创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除前述的古典书家法帖外,另有碑刻、摩崖、金文、石鼓、简牍、帛书种种点画,都是创作家可以借鉴的资粮。

书法点画“形”的展开与“意”的陈述,其可供强调、融会、糅合的前景阔大。无论是“形”的类化组合、变化、交叉、对比,还是“意”的夸张、排列、融合、演绎,都将会为书法艺术点画的展示与陈述,注入新生动因。儒家文化给出的传统人格定律,叙说着创作家的品德、修养、人格精神与情感奔突点画,一个昭示着人性走向与心灵自由的精灵。

对书法点画形意的理解与感悟,在临摹与创作阶段是不同的。创作中对点画形与意的把握,是以古典法帖为根基而强调创作家对技术、技巧的提升与再创作。其中既是对点画外部形态的技术、技巧的挖掘,更是创作家个人笔意墨韵、道法、修养、文化、学识及个人心性 、情感的融合。有思想的创作家,视点画为创作书法艺术作品的灵魂,不固守一隅,时刻以先锋的创作理念,将技术、学识、情感倾注于笔端,不断探索书法点画从古典性到当下性及走向未来表现的种种可能性。择其适合个人的艺术表达点画语言,进行加工、锤炼、融合、提纯,提升出崭新的具有个人点画语言风格,表达心性、心灵自由的作品文本。

苏轼的行书《东坡与民师书真迹》

原文: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由儋州内调,九月过广州。谢民师以诗文求教,二人相处甚洽。此卷为苏轼离广州后写给谢民师的第二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特别阐发了艺术传达的规律:一是要“文”,“言之不文,则行而不远”;二是要“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但艺术传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使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艺术传达还要讲求方法,他主张以平和的言辞抒情达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就会“文理自然”。批评了扬雄“好为艰深之辞”、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现存墨迹已阙文章篇首部分。

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今江西新淦县)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后在广东任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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