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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典型的古代知识分子比后来更信奉“圣人”、诸子百家和“古法”，从其作品还可以窥到一点-他们的智力绝对不低，思维广阔激荡而且是“有骨头的”。 早期的中华社会哲学，大都推崇自由仁爱、平等和谐，这些往往与压迫剥削性、明显非正义性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可信奉自由平等、胸怀天地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大多还是走上了求官的道路，低下高贵的头颅，事实上接受了封建制度，包括李白、苏轼这样的盖世大能，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为官而官、为财而官者不在本文主角之列） 当然，一切都有理由。 首先，封建社会的客观现状，诱迫知识分子从物质角度屈服。（奴隶社会可视为封建社会的开端） 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封建等级制。暂不考虑刀兵的因素，实际上权力是决定封建等级的唯一因素（金钱附庸于权力），进而决定物质分配，影响精神。层层的压迫、层层的剥削，从饭食到礼节、从嫁娶到经商、从物质到精神，无所不在。 为数不多的赚钱路，要么风险大，要么给封建资本垄断。何况没有权，有钱也难保住。 如此，知识分子似乎只好安于“耕读传家”-可这个条件其实也不低，因为田地大多在“官”手中，而且单单种地利润不高，稍有风吹草动就吃饭困难。 于是做官成为“人上人”也就难免成了颇有诱惑的“独木桥”。 一旦当上了官，立即社会地位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是“九品芝麻官”，也是百姓十分羡慕的（或害怕），地方上自然尊重好几分，黑恶势力也再不敢招惹过来。一份体面的收入，加上丰厚的福利，相对于靠天吃饭的民众来说实在是“一步登天”。 至于腐败收入的诱惑，理论上应该与做官无涉，却又客观存在，具体因人而异。可封建社会那种腐烂扭曲的官场环境，想保持绝对清廉的确很难生存。慢慢地，腐财也成了经济诱惑。 还有，经济条件，对于有志于在文艺上有所创见的知识分子，同样是一种“必备条件”—毕竟采薇是吃不饱的，饿着肚子谈风雅也就是偶尔的事。何况，官员更容易被“簇拥”，作品也更容易被重视、传播出去-其中一点虚荣心固然，报效中华文明的一颗赤子之心也当拳拳。 苏轼、李白、白居易、辛弃疾、陆游这些文坛大腕大多作过官，他们的不少优秀作品就出在“官途”。 这方面动机，与那些为发财满足个人物欲而求官的大相径庭。 其次，有些知识分子意图通过做官影响天下局面，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 典型的、心理健康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感情丰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在他们心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往往是一个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至少，是一个重要目标。 可是，封建现实决定了，草民是没有资格“悬壶济世、兼济天下”的。就算去做医生，又能救得了几个？何况救精神，比救肉体更难百倍。 那么就求官做官吧。地位高了，能为天下作的事也就多了。是这样吗？ … 那么，古代知识分子们是否能通过求官做官，实现他们的目的和理想抱负呢？ 遗憾地说一个字“难”。 起步阶段，得到官职本身就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 古代当（文）官基本只有两条路：试科和恩科，后者是靠背景的，与小民基本无缘，那么就考试吧。 科举难不难？人为的难。第一，那种僵化的科举内容（比如八股文）本身就是一个思维大笼子，不单从技术角度局限思路而且特意从封建立场进行“洗脑”，实在“催人下呕”，没有几分毅力的坚持下去都难。 第二，因为考试范围狭窄，加上参试人巨量，造成了竞争极为激烈。必然，这种情形下选上来的大都是些擅长考试的，李白、柳永式的偏才和全面型的反而不占优势，常常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默默无闻地消失掉。 第三，封建官场的重重黑幕也影响着官路，比如小山头。 即使最终考中，也往往“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多次考试才行，这也造成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才考中的大有人在，以至于年轻状元成了稀奇事，甚至皇帝乐意于嫁给他公主。“范进”54岁中举-那还没到官呢。 林则徐会试参考三次，考中时26岁，已经是很年轻的了。 如此对于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是极大的浪费。 苏轼书香家庭、天资不错，从小读书一直憋到21岁才离开家乡，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此前名作不多。之所以拖了这么久，自然是老爹苏洵想给他找最好的机会，最后到底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也是苏洵的“恩师”），实际上等于加入了欧阳修为领导的小山头。 柳永，考了四次进士也没中。公认他的才学绝对不差，也宁可相信他是认真考了的，刨除“阴谋论”的因素，可见当时脱颖而出之难。（后来因其对宋词的杰出贡献，白头柳永获得“屯田员外郎”的官职，故有“柳屯田”。） 李白，根本就没考，或者看不起科举，而是直接溜达到长安，理所应当地朝李隆基伸手要官，竟也部分成功。当然，史上只有一个李白。 其实，当上了官，也远没有完事。来自上方的压迫剥削，文化圈禁，党争，激烈的同僚竞争排挤（包括腐败式竞争），地主阶级的挤压迫害…无不在摧残着官员的神经。 跪不跪？做官，本身就是跪。日后还要继续跪，具体怎么跪由“上”说了算，甚至要迫跪就是一种人格侮辱和摧残，而且并无底线。 当官，往往要自觉不自觉加入小山头，陷入党争漩涡，作一些不大光彩的事，牵扯精力又容易败坏声名、污染精神，更要冒风险。苏轼加入了欧阳修小山头，后来被连累贬官下狱，明代的东林党更遭到了魏忠贤强力迫害-可见小山头不是那么好混的。可不加入的话，在山头林立的歪风下，容易被孤立。 同僚的竞争，如果是政绩倒也罢了，大家都认真，差别不会太离谱。问题是腐败式竞争-辛苦好几年，可能敌不过一笔贿赂或者乡党关系。这就是潜规则，怎样？ 地主阶级的贪婪难于想象，而且他们往往背景“通天”，难以管理。“得罪”他们有可能遭到迫害，不得罪人又完不成任务，苦啊。由此或许，可以“蒙头大睡”作庸官了。 在这种情况下，“夹着尾巴做人”的低调几乎成了官官必须遵守的规矩，因为病态的封建社会是容不下异类和出众的。太出众了，来自嫉妒犯的暗箭明刀大把，甚至可能包括皇帝。小山头更加不允许—只有“山主”才有出众决定权。 清廉做官、平善做人？大家都下作就你高尚？ 出众搞名文？实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家都庸俗就你能？ 大家可记得“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吧，他这首诗是在老年宰相任上曝出的，受到的制约已经不多。 苏轼千古名作“明月几时有”是在贬官期间所做。 李白千古名作《将进酒》是在“赐金放还”之后做出的。 “夹着尾巴做人”还意味着职务上不能出格、不能自搞一套，必须按照封建的条条框框潜规则和上官要求完成—这意味着，为民做主就要得罪整个封建剥削阶级，认真为“上”履职的话，以前的那些理想抱负等于成了放屁。 举个例子：发生自然灾害，地方缺乏备用粮食的话，也决不能自行挪用赋税赈灾，甚至“建议”都不好提，哪怕老百姓大批饿死。否则就是官员自己作死。若是“处理不好”百姓因此造反，却要砍官员的脑袋。 让去镇压农民起义也得去，谁让你作的是封建官。如此作用几近家犬。 在歪风邪气统治的封建官场，干多了反而危险，清廉会成为大异类，于是庸懒无为和贪渎腐败成了流行风-只要找个小山头护体就好。 海瑞爆耿之流，必然是要贫寒和被收拾的。林则徐这样残余些正义感的，也就只有辞官或被贬了。魏征能活到老，那是因为他碰到了李世民这个聪明得莫名的皇帝。 似乎，做官的只好老老实实作奴才外加随大流了。可是，这两者经常会冲突的！比如，随小山头的大流可能会被皇帝砍头。 于是，能“冒风险”干点实事（比如修个不大费公款的水利之类）已经属于好官，能少贪些、少恶些更加要膜拜的！ 回头想想，包拯做的事难道不是他应该作的吗？可是大家都没做，就他敢做，他就是包青天。 所以那种封建天下，知识分子们想通过做官“兼济天下、泽被苍生”的理想，几乎注定多半化水。可是他们还会去作，哪怕有一线微光-这，未必就是不是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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