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佔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幷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幷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365？～427）陶渊明的卒年，在顏延之《陶征士誄》中有明确记载，为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向无异义。关於其享年，《陶征士誄》衹说“春秋若干”，而无明确记载。与此相关，其生年也就成了问题。沈约《宋书·陶潜传》说：“享年六十有叁”，歷来多采此说；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王瑶、逯钦立及各种教科书均采此说（逯原采古直52岁说，后改从63岁说）。但早在宋朝张縯就提出质疑，认为如果按陶渊明本人的《游斜川》推算，应是76岁，见其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所作的《辨证》。民国年间，梁啟超、古直根据其作品考证，分别主张享年五十六和五十二。目前赞成梁说的，中国大陆有李文初，臺湾有李辰冬、方祖燊等。朱自清认为陶渊明的享年“衹可姑存然疑而已”。此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重申76岁说，并对各家之说有所辨析。又名潜，字元亮。关於陶渊明的名字，记载不同。顏延之《陶征士誄》称：“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沈约《宋书·隐逸传》称：“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萧统《陶渊明传》称：“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佚名氏《莲礼高贤传》称：“陶潜字渊明。”《南史·隐逸传》称：“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晋书·隐逸传》称：“陶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尷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騫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捨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叁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綫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餘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嘆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復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綫。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幷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着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謚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誄文，这篇誄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幷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諳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根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叁十七次，《列子》第叁，共二十一次”。梁啟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对陶渊明的品格，他在肯定陶渊明冲远高洁之外，又强调陶渊明是“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缠绵悱惻最多情的人”，“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曰：“‘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復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幷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係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幷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关於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陈寅恪说：“盖其生平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术，而不归命释迦矣。“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一文就《形影神》诗论曰：此诗乃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见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朱光潜说：“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见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见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此外渊明的诗里不但提到‘冥报’而且谈到‘空无’（‘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我并不敢因此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衹是说明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狠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嚮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歷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準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縈，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復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幷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幷没有丧失其为人的準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復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叁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叁个方面，叁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观里的衝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衹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衹好求救于人性的復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陶渊明的思想与性格具有復杂性，对此前人多有论述，已如上引。此外，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说：“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衝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於达到了调和静穆。”鲁迅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衞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关於陶诗题材内容的分类，廖仲安大致分为咏怀诗和田园诗两类。钟优民分为咏怀、田园、哲理叁类。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幷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繫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衹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幷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採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餘靄，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叁十年。羈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餘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鶏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餘闲。久在樊笼里，復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鶏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愜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狗吠深巷中，鶏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幷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嘆。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雕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鶏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復餘。”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叁良”、“二疏”、荆軻，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軻》。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行役”一词取自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於规林》其二：“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嘆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復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嘆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捨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叁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着名，刘楨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靄靄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復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嚀，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幷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係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命子》诗，《册府元龟》作《训子》，歷数自陶唐以来陶家祖先的业绩，于陶侃尤详。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徵 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綺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徵。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輒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衹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王叔岷承袭钟嶸之说又加以扩充，将陶诗分成四类：质直、风力、华靡、温厚，前叁者就其五言诗而言，第四就其四言诗而言。孙静用真、淳、朴概括陶诗艺术风格。李华将陶诗的特色概括为真、大、远、深。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幷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衹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係，衹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諦。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採之，採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詮，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叁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嶢。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幷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歷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綺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綺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鶏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衹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綺丽。又如《拟古》其叁：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幷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鶏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隻鶏、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綺，臒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闢。朱光潜对苏轼的话有详细的发挥：“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綺。这两组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它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跡；……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綺，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一眼看去，却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綺。”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衹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叁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狠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钟嶸《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形象 《归去来兮辞》与文学中的回归主题 《桃花源记》的理想模式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叁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着名。 《五柳先生传》衹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晋书·陶潜传》曰：“潜少有高趣，尝着《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在陶渊明之前，司马迁写过《自序》，王充写过《自纪》，但那分别是《史记》和《论衡》的自序，带有自传性质而已。阮籍写过《大人先生传》，虽然借着大人先生表现了自己的志趣，但幷不是自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此后，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都是深受其影响的。《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像之辞，于逼真的想像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嚮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跌荡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虽未必是严谨的评论，但此文之高妙实在是难以伦比的。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羣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衹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寧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衹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衹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衹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认为：它不仅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其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其纪实部分乃依据义熙十叁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其寓意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採药故事加以点缀而成，《拟古》其二可以互相参证。 诗人陶渊明的被发现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不为五斗米折腰 酒与菊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着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顏延之《陶征士誄》盛赞其人品，而对其文学衹有一句评论曰：“文取指达。”钟嶸《诗品》将他列入中品。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萧统《陶渊明集序》曰：“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眾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见《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詮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朱熹对陶渊明赞颂备至，如：“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贿。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晋宋人物。”南宋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是现存最早的注本。他据韩驹对《述酒》诗的评论，详加考释，认为此诗是为刘裕篡晋而作。此说影响很大。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幷获得了世界的声誉。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光明日报》的《文学遗產》副刊展开了对陶渊明的大讨论，有一种意见认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无论在当代还是对后代都起着引人走向消极道路的促退作用；有人则对他抱肯定态度。经过讨论，对陶渊明抱肯定态度的占了上风。《文学遗產》编辑部将这次讨论中的重要论文编成《陶渊明讨论集》，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关於陶渊明在国外的影响，据不完全的统计，其作品有日、韩、俄、德、英、法、捷克等文字的译本或选本，另有大量研究论着。。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幷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韦凤娟《论陶渊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一文认为，屈原代表了载道文化，陶渊明代表了闲情文化。陶渊明所代表的这种文化模式深刻地契合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封建士大夫独特的文化心理。宋元以来成为他们的认同对象，备受推崇。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徵。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諦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关於魏晋文人与酒之关係，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係》一文有精辟的论述，见《而已集》。王瑶《文人与酒》曰：“所谓酒中趣即是自然，一种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的幻觉。”见其《中古文学史论》。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繫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幷不多，一共六处，但因“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徵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徵陶渊明的还有“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餘辉。”（《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