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雪孩《但求心安》
1
走上苏堤。
如果为苏东坡和苏堤拍一部纪录片，名字就这么决定也不错。
壬辰年8月下旬我去了杭州。并非故弄玄虚不说“去年”，1052年也是个壬辰年，那时苏东坡17岁，和我年纪大抵相仿，是少年气未褪全、青年姿正旺盛的最佳时期。他不会想到38年后，55岁任杭州知州的他因为任职期间的种种政改与在他管辖之下的百姓、乃至一座城市产生如此深的联系。而即使是55岁时的苏东坡也不可预见的，他带领下的一个大工程在整洁了一片湖、丰富了一座城的同时，为后世留下了如此悦目愉心的风景。
“要熟悉一个地方，能充分欣赏它，最好的方法便是走进这块地方，而且走得越慢越好，相应地就能收获更多……把一大部分时间用在‘看’上，甚至原地不动——这是一种有‘目标’的行走。不在乎走得多远，也不在乎走得多快，而是在乎能看到多少东西。”苏堤全长2797米，3公里不到的距离由北至南贯穿了西湖。北头起始处立了块牌，说沿苏堤走完单程需要4500步。我和老蒋走上苏堤的时候，就是这样先嗅着草木香站了很久，便是迈开了脚步也不时被跑步健身的人或举着相机谈笑风生的游客从身边超过，然后接起因为太过匆忙而从他们身上掉落的专注和闲适。
杭州是个能让人不由自主地静下来缓下来的城市，有山有水也就连仁者智者都有了。随处可见的和谐与相互成全使得整座城都像它的气候那样暖洋洋。秀美温润的是景，静远沉稳的是气——苏东坡36岁自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三年，54岁时又赴杭州任知州。前前后后在杭州待了五年。时间不算久，但他是真心喜爱这个地方的。
苏东坡在杭州期间写了很多作品，他笔下的杭州风景流丽宛转、色彩鲜灵。表达的感情在跳脱恣肆的笔调下奇趣寓理兼备，但也大多纯粹，字里行间尽是温情。他《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本是一时才思，却在千百年的传诵间成了西湖之定评。
对于钟情之物，苏轼总爱以美人相比；“从来佳茗似佳人”暂且当作后话，西子即西施，风神韵味大概只能从前代画作或赋文中推断，西湖之美只要立于前便觉直观，但其神其魂依然“不可说”——两者被苏轼这样一比，不论湖还是人，都被一股“生命”的气息源源充盈了。
诸如“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次韵刘景文登介亭》）、“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等妇孺皆知的诗句都出自苏轼之手。
走在苏堤上，心头咏几句苏诗不啻为一种全方位的享受。一路上垂柳碧桃交相致意，海棠芙蓉笑靥盈盈，半途上有初开的桂花，香气被阳光晒得暖而浓，直甜到人心里——这些美好都如此实在，几乎到了不真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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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三年前第一次去杭州，在一路的怕热嫌累和耍赖声中“看”遍“西湖十景”；到近来我读苏诗苏词苏文苏传，只为勾出一个相对不那么模糊的“东坡其人”之轮廓，一轮天干地支溜得比“竹杖芒鞋”还轻巧。两者间还有像“断桥残雪”一样诸多不连贯的浅尝辄止。无论对杭州还是苏东坡，我的态度总是亲切但不甚亲密，即使几次在杭州“身临其境”，脑中仍然是迷茫的“只知享受”。
一张“西湖历代营建图”拿在手里，顿时就让人对这片湖的概念清晰了很多。在约2600年前的先秦时期泻湖形成，浅水海湾因被沙嘴、沙坎等封闭而与海洋隔离，此为西湖的前身。历经秦、东汉、唐与五代，西湖在10世纪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发展重地。“元五年（1090年），杭州太守苏轼筑苏堤，堤上建六桥，遍植桃柳，立三塔。”短短一句概括出现在北宋一栏中。说实在的，比起“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我心头涌起更多的可能是种名为“归属感”的情绪，为我、为西湖，也为苏东坡。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无比佩服可以在诸多领域中均能取得成就的人。“成就”是一方面，游刃自如地综合应用不同“专业”间的精髓、互相体现相互促进以丰富出更饱满的知识体系才是最妙之处。两年前我为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写过乐评，而鲍罗丁本人将化学家和作曲家的双重身份完善呈现也使我着迷不已。可以有严谨精确的音乐，柔美悠扬亦可以用来形容化学，而两者在鲍罗丁的加持下都显得愈发光彩照人起来——同样的道理应用在苏东坡身上会怎样呢？身为文学家和书画家，若以文才学术论，苏东坡应是远超多数人的。自古以来文人为官的例子不少，苏东坡一生为官十六处，主政八个州，数量上惊人，不过纵观他的经历却算不上“顺利”，“待遇”之低更不用多言。苏东坡骨子里的正义正直无法不令他在溜须圆滑的官场中感到拘束局促，平庸佞幸者自然以他为仇敌，百般刁难拉人下马。不得不说，作为官吏的苏东坡遗憾诸多，好在杭州给了苏东坡机会，他与百姓互视为挚友，以西湖为中心扩散出官与民的鱼水之情——看似闲闲而起，亲切敦和下则满是无需矫饰的坚定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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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五十而知天命”。苏东坡五十几岁的时候不仅“知”，还“用”了“天命”。元四年（1089年）七月，时年53岁的苏东坡到达杭州，以龙图阁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说白了也可以叫他一声“苏市长”。
接着太后的恩宠，苏东坡为草拟的一系列革新方案申请了拨款，为了救济饥馑，甚至不惜与邻省官员意见相左。运河清淤、疏浚盐道、建设供水系统、医院；改善太学的硬件软件、修缮馆舍、城门和谷仓，还稳定了谷价……这些都是苏东坡在杭州不到两年的任期内完成的工作，对此，百姓哪有理由不敬他爱他。
任期内，苏东坡最上心的就是居民用水、运河淤泥积存问题。杭州被称为“山水城市”，这是个近年兴起的概念：把城市建在山水中，与山水同化，把生活与美景融为一体——对于现在大多数地方来说，开发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无数实例告诉人们，它是多么不可避免却又不得不做。由此，杭州显得愈发珍贵：西湖本身就是一部延续千年的保护和治理史。苏东坡的西湖清淤除蔓与湖周边的植树建桥工程，使得西湖和容纳西湖的杭州早在九百多年前即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天堂”：一个不辜负自然美意的“人工艺术品”。
元五年四月，结束了杭州城输水管和水库工程的苏东坡开始向朝廷为治理西湖一事筹资。计划一经批准，苏东坡即动员二十万人工投入工程，开掘葑滩。四个月后工程完毕，清出的水草和淤泥却也堆积如山。按以前的做法，从河中疏浚出的淤泥就直接堆在沿岸居民的家门前。而为使杂草不再重生，苏东坡又一次向上申请保养湖堤之税收；至于淤泥，苏东坡想到了一个今天看来几乎称得上“完美”的办法——将淤泥“归还原处”，不过须将其形态“稍作改变”，建一条上有六座拱桥的直堤，与清而净的西湖相映，浑然天成。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帮衬下，苏堤得建，整个过程宛如另一部制作班底更宏大精良的纪录片。苏东坡自编自导自演，投资方是朝廷，观众是百姓，万世百姓。
宋人王明清的《挥尘录》里记载了苏东坡于公务之暇携一众宾客美人泛舟西湖、游于堤上的浩荡盛景。我尤其喜欢文段最后的小结：“此真旷古风流，熙世乐事，不可复追也已”。后来晚年的苏东坡也时常回想起自己在杭州时的恣意无忧，大笔一挥写道“三十年前，我也是风流帅”，这首词因是在酒会上写来送小辈的，借着酒意，话语里都是得意洋洋的不羁，又附了四分天真和一百二十分的笑意。想想“老苏”在酒会上眉飞色舞地道一番旖情往事的憨态，就算无法在当时当地亲眼得见那人的神情，稍作想象即知，围坐一起的宾客们定是拍手大笑、时而夹带几句善意的谑语逗趣吧。
站在跨虹桥上，再过半个拱度，本不长的苏堤就到了尽头。八月的艳阳把西湖湖面照得一片灼白，三潭映月映着波光日光，苏东坡打量着挖清的淤泥，思量如何处理它们也约莫在八月。那时别说是花草树木和映波、锁澜、望山等几座拱桥，“大病初愈”的西湖尚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谁能想到几个月后它和崭新的苏堤一起脱胎换骨的清灵之姿？
有人说西湖的诗情画意经由苏东坡方得尽其妙，而苏东坡的诗与思又如何不是在西湖的诗情画意之下方得尽其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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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再原路返回吧。”软绵绵的空气覆在裸露的皮肤上，调皮地引了层薄汗出来，换了个视野，回程又是新风景——纵深望去，苏堤活像一条节点分明的时间轴，压堤桥约处在苏堤的“黄金分割位”，旧时为东西向水道的通行口。追着历史回溯一番，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乞开西湖状》，为苏东坡申来“巨款”靠的便是这么一张折子。“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文人”的天然优势，讲历史、谈变迁、论形势、说利害；既顾科学亦不忘利益，方方面面列得滴水不漏，最后配合苏东坡对百姓的可贵赤诚之心，使得全文于情于理都是动人之作——让西湖在自然美和人为精上取得平衡的“黄金分割位”，大概在此了。
既然已经走上了苏堤，和白堤也就相隔不远了。比始建于唐朝的白堤更出名的，是白居易的那首《钱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勾勒出的明艳春色在白堤上飘荡。自苏东坡筑苏堤时往前数258年，同过了“知天命”年岁的白居易赴杭州任刺史——发生在两个“平行时空”里的事情何其相似。只叹白居易组织修筑在旧日钱塘门外的“白公堤”已破败得无迹可寻，好在与苏堤南段相望的东西向的“白沙堤”终以纪念之名义冠上了白居易的名字。
与苏堤北缘相邻，呈平行状的是杨公堤，明朝杭州郡守杨孟瑛耗时五年修复西湖沿岸的名胜古迹，再清淤泥将苏堤垫高两丈，又加建长3400余米的杨公堤。堤上环壁、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六桥与苏堤上六桥呼应，合称“西湖十二桥”。我是极喜欢杨公堤上着六座拱桥的名字的——高不可攀的贵气活像哪家的公子，剑眉星目鼻挺唇薄，见惯了倾国倾城的美人，可一见西湖，还是禁不住叹一声真绝色，折扇一收干脆留在这里了。
我们现在见到的西湖相当于“千年接力”的成果，一时间甚至不知要先感谢哪位有识之士才好。科学技术的进步消除了工程的障碍，同时消弭的却还有对自己所能达到之“极限”的意识——知道了“人的界限”在哪里，也就不会做逾越自然本性的事，“和谐共生”的真谛即是各物种在各自的“范围”内各司其职。无怪乎西湖可以美得这么久。
从地图上看，苏市长和白市长的“政绩”恰好形成了半环抱西湖的角度，两条堤活像两只温和有力的臂膀，把湖光山色和安乐驯良的百姓一股脑儿全拥进了怀里。力道不算大，却足够踏实。就是那么一个“拢”的动作，把多少深情厚意尽数道了个明白。
常言道，“官舟民水”，可这用在苏市长身上偏偏欠了几分妥当。和老蒋说起，他只往脚下一指：“眼前不就是吗，多少官员能有当‘岸’的资格？承载水、包容水，同时因为有了水才有了岸的地位。船有靠岸的时候，但岸无论如何都会和水同在。”
我在听过老蒋的一番话之后再望苏堤，心中好似瞬间注入了一池春水，柔波荡着满着，几近变成泪水溢出来。这时，一个来回也要走完了，暖光碧湖鸟语草芳还是那么勾人心痒。后来，在回汪庄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刚才怎么会因为一件“和自己完全无关”的事差点儿流眼泪呢？大概是再单纯不过的感动一时间被西湖的沐粲灿然状蛊惑，又加上东坡的“煽情”吧。这种置身其中更能切身感受的“杀伤力”实在过分惊人了。
走上苏堤，身体有不得不走下去的意念的时候，心灵和回忆却都不会。如果幻想也留下，会和老苏聊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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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堤走完了，其意在“走”也不在“走”。苏东坡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给出的“答案”很好：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家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我若一说起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苏东坡是让我弄明白了一些之前还朦朦胧胧的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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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最喜欢的苏词是《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东坡在《江城子》的词牌下写过不少双调。说起“江城子”，它始见于《花间集》韦庄词，单调原为三十五字，七句五平韵。到了宋朝，词人多依原曲增一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东坡的另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甫一开头就狠狠捏紧了人心，七十字的悼亡词竟处处激起满腔悲痛——东坡的诗词，不论什么都写得太“透”太“尽”，青壮年时才气灼煜逼人，恨不得把胸中所有一泻千里；后期才情随心境之变稍稍内敛，却更耐咀嚼回味。写景抒情、描物喻人，语气平实处亦愈读愈觉抑扬，时而转折间起矫健之势，时而让淡淡的余音从结尾继续延展，袅袅无尽。
东坡的诗词辨识度极高，他从不拘泥于“豪放”和“婉约”，全凭当时当地的场合和心情。我反倒无法想象通篇纵情放笔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如何娇柔婉转得起来。记得上中学时语文课上学古诗词鉴赏，遇到“苏辛”一派的词时，首先写下个“直抒胸臆”总归是不会错的，你可能以为说到这里就可以了，但东坡之奇绝，偏偏就体现在这“直抒”上。“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言语间的英武豪情甚至夹杂了几分“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狂气，哪像个39岁、正要步入“不惑”的中年人？
不管在不在苏东坡身边，听到或者看到这些话的人大概都会跟着仰天长笑，手边若有酒定也随着东坡脱口的壮志入喉了。一个人、一条狗、一只鹰、一把弓，可以是整座江湖，一箭挟着持弓者心无旁骛的定定目光向天狼星直直射去，纵是天下也倾颓此中了吧。
正好在20年前，1993年第22期的《望》周刊刊登了老蒋的一篇万余字的特稿：《力挽雕弓射天狼——新疆开放大行动的思考》。老蒋打趣道，他现在再看这题目，心头还是有种不衰的兴奋热度，想来，他中意《密州出猎》的原因并不难得知。天狼星是夜空里最亮的恒星，其希腊语名称有“烧焦”的意思。它还被古希腊人称为“犬星”。古人认为天狼星的光芒与太阳相合，才造成了夏季的炎热——两者“身份”也差不多，一个是黑夜不朽的神，另一个是白昼永恒的帝王。
我还没有去过新疆，但仍然有种被脑海中塔里木的烈日烧伤的错觉；炙烤的焦灼宛若新生时必经的蹒跚，对脱胎换骨的期待终究让疼痛如有毒的诱惑那样深刻撩人。
既然说起了《密州出猎》，就不能不多说说苏东坡的“革新”。他作词时正值柳永词风靡一时，为改变《花间》以来的柔媚词风，东坡“自树一家”，并对自己的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颇为得意。这是他对以温庭筠、柳永为代表的传统词风的挑战。此前我便知东坡词“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范围，使其不再尽是花间柳下的‘靡靡之音’”，进而“词至东坡，其体始尊，从此诗、词地位并驾齐驱”——相信以东坡之淳良绝不会有贬低柳三变的意思在其中，顶多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说来柳永也是一位让我敬爱的词人，一年前写“武夷山——茶叶之路”时，我在“下梅”和“上梅”的部分中写到了他。柳永的故乡在上梅乡茶景村，村中一大特色是兴植白莲，所以我借了个方便，把我那篇文章取名为“白蕖满池”。白居易在《题西亭》中写到的“烟蔓青薜，水花披白蕖”的景象，想必去了柳永的故居就能看到。无怪乎不论柳永是流连于万紫千红的烟柳巷中，还是在伤怀悲叹的每个春秋里，依然留存着纯净的灵魂——柔美得正如他家门口那片此去经年未曾再见的白莲。
我写柳永自然也是冲着“茶”去的。“白衣卿相”裁了一世白衣也不得满意，我是多么想看那人“穿白衣、喝红袍”的情景，他那潇洒乃至稍嫌轻浮的气质是非常适合醇厚的岩茶来中和的——便是从与岩茶相同的“原产地”这点来看，比起所有为赋新词强说“茶”的文人，柳永对岩茶应是最有发言权的。
即便历史没有“假如”，柳耆卿和苏东坡的“以茶会友”想想也是有意思的，倒不至于说“一笑泯恩仇”，“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总还是可以的。倾杯倒盏间茶香萦绕，一居士、一卿相，氤氲的哪止幻梦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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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本是个地名，在宋朝时的黄州黄冈城东，苏轼被贬至黄州时一无所有，经老友帮助才得到一片撂荒旧地，并躬耕其中。此后的苏轼不仅于此耕种，还建起了居室“雪堂”。他自题“东坡雪堂”四字之后，始自称为“东坡居士”。古拙玄妙的老屋中流动着东坡庄严而飞动的奇思，他是个惹人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他的情感多快慰，故总使人亟欲一探其究竟，之后就是沉迷。
我心中的苏东坡离不开杭州。东坡37岁那年在杭州任通判，有一天他病了，却还是头戴乌纱帽，身穿白葛衣地去了祖塔院，也就是如今的杭州虎跑寺。他写了首《病中游祖塔院》，其中颈联是这样一句：“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东坡在人生的“中点”写下这句诗，既像在总结过去，又于冥冥间预见了未来——为求心安他将一无所有，但求心安他将拥有一切。
(《北方文学》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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