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偶像周杰伦

你说不出周杰伦的音乐是什么，但是它能保证最时髦的音乐里面都有。这是一个处处都需要信息量的时代，音乐也是如此。华语歌坛群龙无首的状态因为周杰伦的出现而变得清晰了许多，别用“新天王”、“小天王”这类虚张声势的词汇来为周杰伦冠名，因为他是一个颠覆者，他要在这个时代版图上画出的是一个属于他自己形状的符号——而这个，正是这一代人在青春期最想完成的任务。

如果我们把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周杰伦名字放在一起，并且告诉你，他们都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你肯定会反对这个名单中有周杰伦的名字。因为邓丽君、刘文正确立了华语流行歌曲的最基本模式，后来不管谁再唱流行歌曲，都没有超过这两个人;罗大佑为流行音乐赋予了灵魂，把流行音乐的内涵拓展得更广泛。那么，周杰伦呢？他创造了什么？

也许5年、10年后，人们会说:“周杰伦创造了自刘文正以来华语流行歌曲新的演唱方式，只是在当时我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的确，很多人听不清楚这个台湾年轻人在唱什么，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唱片在台湾、香港、内陆和其他亚洲华人地区热卖。

为什么在人们听觉上出现如此大的障碍后，周杰伦仍然这样走红呢？也许这就需要我们讨论周杰伦的音乐与这个时代的关系。以往，我们解读罗大佑、李宗盛、黄舒骏、崔健的音乐时，总是通过他们的歌词中蕴含的各种意义来解释这个时代，从中寻找一种与这个时代相符合的人文的、生命的、理想的价值，当这些价值被发现之后，立刻就变成这个时代的标志，于是就形成这样一个习惯:当想到80年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罗大佑、崔健，就会想到《恋曲80》或者《一无所有》。10年后，现在的年轻人会想到周杰伦，会想到他的《爱在西元前》或者《双节棍》。可是当今天我们用解读罗大佑或者崔健的方式解读周杰伦的时候，会发现远远比听清楚他的歌词还要困难。

罗大佑也好，崔健也好，你很容易从他们的歌词中找出这样的词汇来概括:批判、关怀、忧患、躁动、反叛……这些词汇甚至构成了他们思想的骨架。那么周杰伦呢？他和方文山把这一切都模糊了，你看到的只是断面、碎片、分镜头……

罗大佑当年唱:“就像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花哨的时代，色彩斑斓逐渐消解了各种曲直是非黑白，过去人喜欢求索，希望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但是今天的年轻人解构了前辈们的标准和价值体系，他们抛弃了令人沉重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们还没有力量来建立一种新的体系，只能以一种简单、平面化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做一个拼接，它可以没有黑白，但是不能没有色彩。尽管这个色彩只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对于今天走向享乐主义的一代人来说，已经足够了。辨别黑白的能力已不重要，他们只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接受事物，而周杰伦就是涂抹这个时代色彩的人。

现在，你说不出周杰伦的音乐是什么，但是它能保证最时髦的音乐里面都有。这是一个处处都需要信息量的时代，音乐也是如此，人们可以轻易听到各种音乐，做音乐的人也希望把他听到的音乐“复制”到他创造的音乐中。在数字化时代标准、规则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人们的审美和判断却越来越模糊，只要热闹和时髦，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华语歌坛群龙无首的状态因为周杰伦的出现而变得清晰了许多，别用“新天王”、“小天王”这类虚张声势的词汇来为周杰伦冠名，因为他是一个颠覆者，他要在这个时代版图上画出的是一个属于他自己形状的符号——而这个，正是这一代人在青春期最想完成的任务。

周杰伦，你在唱什么？

一次，记者坐出租车，身旁的司机正在听广播，广播里播放的正是周杰伦的歌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记者感到有些意外，当汽车在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司机开始给电台直播热线打电话:“你们能不能换一首歌，我总听你们放周杰伦的歌，可我从来就没听清他在唱什么，换一首周华健的歌怎么样？”可能你会觉得这位司机因为工作的枯燥而变得参与感太强，但他至少代表了大部分听众的观点，那就是听不清周杰伦在唱什么。

其实今天人们听不清的歌曲太多了，欧美的、日韩的流行音乐几乎已经成了现在年轻一代娱乐消遣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音乐有多少能被听清楚呢？于是，大家也习惯了那些不知所云的歌词，大家接受周杰伦的歌曲和接受用非母语演唱的歌曲没什么区别。

就连周杰伦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他也听不清楚自己唱的是什么，“人们听不懂这个问题满矛盾的，我有时候也听不懂。我不是刻意这样唱，至少这样比流行歌曲好”。如果你了解周杰伦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就会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唱不清楚了。

“最早的时候我喜欢罗大佑和张学友，15岁的时候开始喜欢黑人音乐，比如Boyz II Men和All 4 One这样黑人团体的音乐，再后来我就不受别人的影响了。”其实听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周杰伦改变了以往中国人唱歌的方式。“不能把平仄考虑进去，否则就成了数来宝。”周杰伦说。

中国人传统的唱歌方式在周杰伦这里给颠覆了，这显然是他发现了黑人音乐与华人音乐相结合时出现的问题，那就是汉语的四声与英语的升降调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问题曾经困惑很多音乐家，很多中国人想借用黑人蓝调或爵士乐风格演绎自己的音乐，听着总不让人舒服。当年陈淑桦录制唱片时，曾经专门有人研究怎样让歌曲更蓝调一些，结果尝试得很失败。Hip-Hop越来越流行后，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以说为主的Hip-Hop用汉语演绎的话，和快板没什么区别，所以黑人演唱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韵律感便荡然无存。比如台湾近几年出现的“糯米团”、“L.A.四贱客”、哈狗帮都面临快板与说唱之间的冲突。在此之前，杜德伟和陶  在对华语演唱R&B的改进上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也给周杰伦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范本。

“干脆把唱变成一件乐器。”这是周杰伦的颠覆性想法，不考虑平仄，尾音处理得像黑人那样，咬字模糊一些，今天看来可能是最聪明的想法，以牺牲发音为代价，去找出那种黑人的感觉。于是，Hip-Hop的感觉出来了，一般人也听不清楚了。

阿尔发唱片公司总经理杨峻荣在谈到唱不清这个问题时说:“不是所有的R&B都唱不清楚，只有周杰伦唱不清楚。”那么，如果以后华语歌坛都这么唱，是否会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灾难？杨峻荣认为:“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你还喜欢留声机的时候，大家都去听CD了。”那么如果在10年之后，华语歌坛真的都像周杰伦这样唱，是否可以确定现在周杰伦正在发动一场华语歌坛的革命呢？杨峻荣沉吟片刻，然后肯定地说:“是的。”

《时代》周刊在对周杰伦的采访中认为，他一个歌手，不吸毒，不惹事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西方人觉得很奇怪。其实一点也不用奇怪，周杰伦的出现，尤其是他对汉语演唱方式的破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美国在90年代初期兴起了说唱、R&B，黑人音乐前所未有地流行，排行榜几乎成了一个“黑”社会。但是黑人音乐往往不会像白人音乐那样更容易在亚洲地区传播，照一般规律，在西方时髦起来的音乐，在亚洲地区普及一般都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股黑人音乐潮流在亚洲生根发芽的周期远远多于以前流行的任何音乐，直到2000年左右，它才开始被华人地区繁衍，黑人的音乐文化开始从方方面面影响亚洲华人地区青少年，当然这和日韩等国家更早接受这种黑人音乐的影响分不开。现在，年轻一代听Hip-Hop歌曲，跳Hip-Hop舞，穿Hip-Hop服饰，已经成了一个很时尚的象征，此时，就缺一个心中的领军人物。

反过来再看华语歌坛，90年代末期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制造“大户”，台湾地区在这期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盗版袭击，唱片业经营每况愈下，很多唱片公司因此推行保守策略，即宁可出那些在市场上千篇一律的唱片，也不去创新。台湾地区唱片业一度进入了低谷。曾经一度敢与世界五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滚石唱片公司便在这个时期衰落下去。很多唱片公司已经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扶植一个新人，一些新面孔在出版了一张唱片后，唱片公司发现唱片不好卖，便立刻把歌手束之高阁。

此时的歌坛，就像黄舒骏在《改变1995》中唱的那样:“全台湾（地区）都在R&B，全美国都在Rap。”这时，也就需要一个潮流性的人物出现。

杨峻荣对吴宗宪说:“这样的歌手，你还等什么！”

台湾有个脱口秀明星吴宗宪，他主持过一个节目叫《超级新人王》，通过这个节目来发现一些演艺界新人。周杰伦有机会参加了这个节目，为了引起吴宗宪的注意，他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菜谱歌》，吴宗宪由此发现他是一个可塑之才，便把他和当时的词作者方文山签了下来。这是1998年，第二年，吴宗宪与周杰伦又签了一份歌手合约，当时周杰伦签约的是吴宗宪的阿尔发唱片公司，这个公司并不大，而吴宗宪一直忙于其他事务，这家公司最初没有太具体的业务。后来，吴宗宪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现在的阿尔法唱片公司总经理杨峻荣，让他帮助管理。

杨峻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我第一眼看到杰伦是2000年7月1日，当时他睡在唱片公司，瘦瘦的，我每天看他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戴着鸭舌帽，不怎么说话。说话也很简单:‘好，不好，是，不是。’我当时刚刚接手公司，很多情况都不了解。一次我问他:‘宗宪跟你说过出唱片的事情了吗？’他说:‘宪哥说我写够10首歌就发片。’我问他写了几首了？他说写了一首。于是他从他杂乱无章的东西里找出已经录制好的样带，放给我听。这首歌就是他后来的第一首单曲《可爱女人》。4分钟后，我对他说，马上做，10月份发片。之后我打电话给吴宗宪:‘这样的歌手，你还等什么！’”

2000年11月，周杰伦的第一张唱片出版，阿尔发公司因此也变成了一个大公司。

今天再回过头看他弟子的成名之路，杨峻荣不无自豪地说:“周杰伦的确为华语歌坛带来不少影响力，原来写歌词都要有韵脚，大部分唱片公司都很保守，包括词作者也一样。周杰伦的音乐展示了很多可能性，他告诉人们，原来音乐也可以这样做。对我来说，这个年轻人在音乐上的自由度，在华人音乐家中我没有见过，他音乐中对很多声音的处理、运用、想象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周杰伦在华语歌坛做了很多示范作用，他把很多东西勇敢地扔进了音乐里。”

“我在做他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就感觉他能红。我对宗宪说:如果这个人做不出来，我就不跟你玩了。”杨峻荣为什么认定周杰伦会走红呢？“‘大众’两个字很重要。”他向记者介绍，当时的台湾歌坛真正有实力的只有陶  和王力宏，这两个歌手都曾在国外生活过，学历很高，因此音乐也很西化。周杰伦与他们不一样的是，他土生土长在台湾，父母离异，只有高中文化，如果拿这个背景和其他歌手相比，肯定是周杰伦的弱项。“现在的唱片公司在歌手宣传上尽可能把歌手的形象完美化，如果我们把不好的东西说出去，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于是我们决定，把最真实的周杰伦告诉人们，有好的音乐，我们什么也不担心。”

接着杨峻荣向记者分析台湾市场:“唱片消费者大部分都念高中，很多人的家庭并不富裕，还有些人的父母真的离婚……大部分人的背景和周杰伦一样，这让消费者对周杰伦有一个认同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缺点在这时变成优点，因为最终又回到了音乐上。一个艺人，事事都很完美、很坚强，就失去了平衡感。周杰伦的音乐太坚强，而性格又很害羞，这是一种弥补和平衡，让人们感到了亲和力。年轻人认同他，他们的父母也不反对孩子喜欢周杰伦，而周杰伦做好了一件事——音乐，他成功了。”

近几年，台湾地区由于唱片业的萎靡，很多公司都不敢在歌手身上投入太大，但是周杰伦完全可以让唱片公司良性循环，前两张专辑都成了当年唱片销量之冠。杨峻荣告诉记者:“周杰伦的唱片一张比一张卖得好，新专辑《叶惠美》销量已经超过了上一张专辑的同期销量，这在台湾地区是真真确确的，是比较特殊的现象。”所以周杰伦在唱片市场上可以做到大进大出，杨峻荣很骄傲地说:“我敢肯定，周杰伦唱片的制作费用不是全台湾最高的，但是他的MV（音乐录影带）的制作费用肯定是最高的。”杨峻荣的经营理念是:让歌迷物超所值。甚至他在唱片盒的设计上都非常挑剔，“我要让歌迷在打开CD盒的时候手感一定非常舒服，所以在模具设计上非常讲究。”

周杰伦说:“我现在的音乐,可以打90分。”

谈到周杰伦，就不能不谈到“酷”。记者在阅读新浪网举办的“我爱周杰伦”征文时，发现许多歌迷都喜欢周杰伦的酷，每个人对周杰伦的酷都有自己的理解，他的音乐、他的表情，都被赋予了酷的含义。

周杰伦怎么看自己的酷呢？“我觉得酷是不多话，沉稳，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太刻意在穿着上有什么不同，现在的人是这样，只要你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就会去追随。”杨峻荣对周杰伦的酷的理解是:“他不太爱讲话，很有个性。现在每个年轻人都有更广泛的空间发挥脑子里的东西，都想雕刻出自己的形状。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像周杰伦这样不爱讲话，我不太喜欢，年轻人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形状。我更希望年轻人能感受到杰伦的诚实和自信。”

酷可以用来解释今天一切解释不清的事物，酷消解了前辈们思想中的沉重一面，所以你很难从周杰伦的音乐或方文山的歌词中寻找到沉重、深刻的内容，如果仔细听，会发现周杰伦的音乐很杂，方文山歌词的主题涉及得也很广泛，这些看上去杂乱无章的内容，最终用酷统一到一起。

周杰伦的音乐确实涉猎很广泛，这也是他能很快超越陶  或哈狗帮这样的时髦音乐脱颖而出的原因，陶  的音乐是很典型的R&B，哈狗帮是典型的Hip-Hop，而周杰伦的音乐中不仅有这两种音乐，还有其他风格。杨峻荣说:“大家把周杰伦定位在R&B可能是因为他的第一张唱片，这张唱片R&B的味道重了点，现在他的音乐已经脱离了R&B。他的每张专辑都不一样，风格也有所不同，他的音乐在跟着他一起成长。”

周杰伦对自己的音乐也非常自信:“我的音乐会慢慢加入很多东西，会比较摇滚，但是这不证明我喜欢摇滚。在一首歌里能融进很多元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我觉得我已经走在前面了，现在的音乐可以打90分。”

方文山的歌词让周杰伦变得更酷，在很多地方，方文山的歌词很像香港歌词作家林夕写晕了时候的状态。方文山的歌词有一个特点:前言不搭后语。当记者让方文山谈谈他的创作时，他的很多想法实际上为我们解释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审美习惯。

“我跟杰伦合作和其他歌手合作的最大不一样是他的空间比较大，以前唱片公司觉得歌词很另类，怕人接受不了，在开会的时候就给否定掉了，但我和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么玩出来的。”方文山告诉记者，他写歌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就是别人约他写的歌词，这种创作有很多约束，像命题作文。还一类是他称作创作的歌词，就是他可以自由去写，不管什么主题。谈到这类创作歌词，他说:“我写什么主题的歌词会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我会把它当成电影脚本去写，所以我的歌词很有画面感。”

的确，方文山的歌词云里雾里让人找不到传统诗词中的赋比兴，但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现在的年轻人受影像影响很大，他们反叛传统的叙事风格，他们喜欢不是很逻辑的剪辑，我自己也是受影像的影响很大。而我和周杰伦相互影响，写出来作品相互之间都很吻合。”方文山的歌词比较强调画面，每一句话几乎都是一个独立的画面，相信现在的歌迷读他的歌词跟看日本动漫没什么区别。

方文山认为，通过跟周杰伦的合作，也让他自己的空间拓展得很开:“现在创作的空间大多了，以前有关暴力、血腥主题的歌词别人不敢用，现在也可以用了。”

像周杰伦与方文山这样珠联璧合并能做出很符合时代口味的音乐的搭档不多见，虽然他们的每一张唱片都能招来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每张唱片都是在争议中获得成功的。而现在，周杰伦的价值已经升到4亿台币，而且这个升值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

周杰伦说:“两年后成为罗大佑式的人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杨峻荣向记者回忆过去几十年台湾地区歌坛的变化，他说:“80年代兴起民歌运动，在民歌运动之前，创作只集中在刘家昌等少数人身上，80年代中期，校园民歌进入了死胡同，同时民歌影响到流行音乐，二者之间原来的鲜明界限模糊了。从1988年开始，市场开始发生了变化，台湾出现了很多餐厅秀，很多歌手都去餐厅赚钱，流行音乐的创作出现了停滞。90年代后，餐厅秀没落了，歌手只好从唱片公司挣版税，唱片销售成了歌手收入的很大来源，想多收入就多写歌，于是台湾歌坛在很短的时间创作力量又爆发出来。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的媒体也发生改变，1988年以前，台湾地区的强势媒体只是无线的三个台，传播资源掌握在别人手里，于是人捧人的现象很严重。现在媒体多了，变成了自由市场，新人靠捧是捧不出来的。所以，这些变化也导致像周杰伦这样有实力的创作歌手出现。”

周杰伦在少年时曾梦想自己能成为一个罗大佑式的人物，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希望做这样的人物时，他说:“他是当时流行乐坛的头头，一个时代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物。”再问到他今天是否已经成为乐坛的“头头”时，周杰伦说:“我觉得还要过一两年，我的音乐还没有达到巅峰状态。”

杨峻荣认为:“我并不希望周杰伦扛起那么大的招牌，要定义一个时代，这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在我眼里，他仍是一个新人。现在用他来定义一个时代，为时过早，我觉得再过10年，会充分一点。”

周杰伦的野心和杨峻荣的谦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年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发生什么，更是不可知。但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在消费观念上越来越西方化，舶来文化被新一代年轻人接受早已没有任何障碍。只要这个市场需要，周杰伦就能做出更洋更时髦的音乐。作为一个歌手，周杰伦的音乐和过去的时代代言人相比显得轻浮了些，它可能无法在将来让人从他的音乐中还原回那个时代的特征，但至少现在，他可以做到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让未来的人了解这个时代年轻人曾经追逐的时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