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吴征宇：作为一种大战略理论的地理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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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地理政治学有两种内涵：广义的地理政治学指任何专注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之间互动联系的研究，狭义的地理政治学指基于历史上海权与陆权的相对重要性及由此引申的战略含义阐发的一整套彼此密切联系的理论。作为一种特定的理论形态，地理政治学包含两类不同的变量：一类是地理变量，即自然地理变量和人文地理变量；另一类是技术变量,即物质技术和组织技术。地理政治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两类变量间互动联系及其政治性和战略性含义的科学。它从来不是一门价值中立的、专事冥想的“纯科学”，而是一门与现实密切联系的“政策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地理政治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大战略理论出现的。

1地理政治学的分析范畴与主要特点

现代地理政治学起源于“世纪末时代”（１９世纪末）的欧洲。它自诞生起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大思想传统，即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法国维达尔传统。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法国维达尔传统都逐渐销声匿迹，真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的，主要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

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经典地理政治学包含了两类既有着密切联系也存在严格区别的范畴。中文的“海权”“陆权”等术语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英文中的Power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强国”，二是指“权力或力量”。中文研究者因此必须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分析范畴：一类是Sea Power（海上强国）、Land power（陆上强国）、Rimland Power（边缘地带强国）；另一类是Sea power（海上力量）、Land power（陆上力量）、Air power（空中力量）、Space power（空间力量）、Cyber power（智能空间力量）。

这两类范畴间的主要联系就在于：“海上强国”“陆上强国”“边缘地带强国”都可能会需要不同程度的“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空中力量”“空间力量”和“智能空间力量”，但由于战略需求上的差异，这三类强国在发展力量类型方面往往有不同的侧重。中文著译者使用的“海权”“陆权”和“空权”属于第二类范畴，即等同于“海上力量”“陆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这也是三个术语的本来含义。这两类分析范畴间的根本区别，是两者的界定标准有明显差异：第一类范畴是按照地理位置及相关战略取向来划分的，第二类是按照力量类型划分的。

虽然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前提假设，但经典地理政治学却有着不同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经典地理政治学本质上是一种“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而不是“简化理论”（Reductionist Theory），即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经典地理政治学同时兼容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这两种类型的变量。其次,经典地理政治学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国际政治的延续性，也可以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性。

作为一种大战略分析框架，经典地理政治学的理论大厦主要包括三个彼此间密切联系的核心命题，即海洋优势与大陆核心区域均势间的共生性关系、主导性海洋强国承担大陆义务的意义、心脏地带强国在战略上的两重性。这三项核心命题不仅构成了经典地理政治学的核心，而且揭示出一种本质上不同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均势论。对经典地理政治学核心命题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其均势论）的某些根本缺陷。

2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

不同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均势论，经典地理政治学的均势观既不抽象，也没有普世的适用性。对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而言，均势原则只适用于大陆，即仅仅适用于1945年前的欧洲或1945年后的欧洲与东亚。大陆均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维持海洋优势及其在体系中总体优势的一个必要前提。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是主导性海洋国家维持其优势地位的两个重要支柱，这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共生性关系,即主导性海洋强国要维持其总体优势地位必须两者兼具。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密切的共生性关系，正是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核心主题。

阿尔弗雷德·马汉对经典地理政治学的贡献主要是他的建立在对历史上欧洲的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间冲突历史考察基础上的“海权历史哲学”。马汉对拿破仑战争的考察最能体现他对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间共生性的认识。马汉认识到，法国以征服或结盟的方式控制了欧洲大部地区，同时关闭了大陆所有港口，其目的是整合欧洲国家的海军，从而能直接向英国发起挑战。对马汉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既拥有欧洲霸权并且拥有能战胜英国的海上力量，这个国家必然有能力统治整个世界。

哈尔福德·麦金德对经典地理政治学的主要贡献是他的“心脏地带理论”，这个理论同样基于对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冲突历史的考察。麦金德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三项重要发现：一是海上力量必须依赖安全且资源丰富的陆上基地；二是一个拥有更丰富资源且不受干扰的大陆强国最终将能够战胜一个海洋强国；三是最佳地理位置是一个既有岛屿特征且拥有丰富资源的地方。

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世界岛）不仅拥有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且具有潜在的岛屿特征。因此，如果一个大陆强国控制了世界岛的资源且不受其他陆上国家的干扰，那么它将成为最强的海洋国家。麦金德的理论并非是说明大陆国家或陆上力量必然优于海洋国家或海上力量。麦金德认为,大陆国家要战胜海洋国家必须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是拥有建立优势性海上力量的资源；二是不受到其他陆上国家的干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麦金德强调，控制了世界岛核心地区的国家，同样也将能获得丰富的资源，从而建立起能够战胜海洋国家的强大海军。

与麦金德的看法相类似，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也认为，美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是欧洲和东亚的均势，即美国与欧洲及东亚的关系类似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维持欧洲和东亚的均势是保持新世界（美洲国家）的独立及美国世界性优势的前提，单纯的本土防御对美国而言存在着巨大风险。因此，即使和平时期，美国的关切仍然应是确保没有哪个旧世界（欧亚大陆）的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在欧洲或东亚占据支配地位，即只有坚持“不让任何国家在欧洲和远东获取绝对的支配性地位”，才能够最终保障美国的独立与安全。

3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大陆义务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国家（1945年前的英国、1945年后的美国）一直无法承受出现一个大陆霸权的挑战,这也是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尽管在大陆上既没有占领领土的欲望也没有扩大领土的动机,却总是在必要时倾全力以恢复大陆核心区域强国间的均势的原因。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虽然对必要时干预大陆事态很少表现过犹豫，但其内部对这种干预的方式却总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在于海洋国家（尤其是和平时期）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 continental commitment）。这种分歧不仅是海权论与陆权论的核心分野，而且存在于后冷战时代有关美国大战略的讨论中，尤其是体现在“离岸制衡”和“选择性干预”的争论中。

马汉认为，海权重要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繁荣的关键要素；二是一个有海洋优势的国家总能战胜一个陆上占优势的国家。在马汉看来,这种基于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模式同样适用于未来。事实上，历史上英国对欧陆政策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单纯靠海军力量就足以确保本土安全以及必要时对大陆局势的有效干预。但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扩散及工业技术对海军力量的影响，都极大地削弱了英国皇家海军保卫本土和干预大陆局势的能力。进入20世纪后,英国已经无法单纯靠皇家海军来调控和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了，这也正是英国在1914年不得不向欧洲派出一支前所未有规模的远征军以战胜德国的原因。

马汉“海权历史哲学”的主要缺陷，是他认为英国可以在不承担大陆义务的情况下单纯靠海洋优势便足以维持其原有的地位。麦金德则认为,在工业技术扩散的背景下，英国若要继续保持其海洋优势及相应的大陆均势，就必须承担大陆义务。麦金德认为，基于一战的教训，一战结束后最迫切任务就是在东欧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即必须在德国和苏联间建立起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中间带国家”），以此作为将德国和苏联隔开的缓冲区。麦金德指出，“中间带国家”彼此只有密切合作且必须得到区域外国家的支持，才能够有效发挥战略缓冲作用，否则东欧的权力真空将引发新一轮霸权争夺。

斯皮克曼对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设想与麦金德对一战结束后英国对外战略的建议实质上是类似的。斯皮克曼指出，美国的安全历来与欧洲和亚洲的均势相伴随，但均势从来不是自由放任的产物，而是持续的努力带来的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性海洋强国和体系领导者，其对外战略上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超级大国如何处理与欧亚大陆权力中心的关系。斯皮克曼认为，美国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必须密切地关注欧洲和亚洲的均势运行，但做到这点需要美国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美国或许可以选择和平时期退出大陆，但此后却可能需要倾全力来重建欧洲或亚洲的均势，这么做的成本远高于一开始便主动承担大陆义务的成本。对斯皮克曼来说，“离岸制衡”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版的孤立主义，但现代世界的相互依赖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孤立主义都不会促进和平与安全。冷战结束后，美国有关“离岸制衡”和“选择性干预”的争论仍然是围绕同一问题展开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虽然都主张美国应当推行“离岸制衡”战略，但迄今没有任何人能够直面斯皮克曼的观点，更不用说能够推翻他的看法了。

4心脏地带强国战略上的两重性

麦金德的地理政治逻辑可以简单概括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一个占据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有可能控制欧亚大陆，欧亚大陆上丰富的资源将使得这个国家有能力建立一支对英国海洋优势构成致命威胁的海上力量，正是这种可能性导致了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间的竞争与对抗。除心脏地带外，麦金德思想中还包括另两个地理政治范畴，即“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内新月形地带”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却不具备任何的独立性，即这个地区仅仅是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强国间争夺的对象，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海洋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这片区域来阻止心脏地带国家将大陆沿海地区组织为一个整体。而“内新月形地带”根本上是一个从属于“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地区，即“内新月形地带”不是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地区，在战略上是从属于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强国的。

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地理政治范畴进行了一系列修正。首先，将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边缘地带”。其次，以“滨外洲”取代“外新月形地带”，但英国和日本被排除在外，而被称之为“滨外岛”。与麦金德相反，斯皮克曼明确认为，世界政治中的权势斗争主要发源于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即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历来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力造成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的程度有关。这种认识意味着，斯皮克曼界定的边缘地带实际上并非像麦金德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在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之间的被动地位，而是经常与心脏地带国家和海洋国家发生对抗。

斯皮克曼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一个位于边缘地带且独占欧洲或东亚的强国，不仅能够包围美国，而且能够包围苏联；也就是说，如果二战中的德国和日本取得了成功，就能把苏联势力推回乌拉尔山－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在斯皮克曼理论中，边缘地带的战略属性实际上是双重的：要么就是在心脏地带强国和海洋强国间保持分裂，要么是心脏地带强国和海洋强国联手对抗企图独占欧洲或东亚的边缘地带强国。

边缘地带的两重性改变了心脏地带的战略属性。麦金德坚持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是海洋国家的天然对手；但斯皮克曼认为，边缘地带战略上的两重性同样决定了苏联作为心脏地带强国战略上的两重性：首先，作为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苏联先天特有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通过向外扩张从而使边缘地带国家面临巨大压力；其次，只要苏联自己不打算在边缘地区建立起某种霸权，那么它也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

5经典地理政治学的当代意义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之所以要不断地干预大陆以保持大陆均势，关键原因就在于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本质上是一种共生性关系，即海上力量必须依赖一个安全且广阔的领土资源基地，一个统治了更广阔的领土且不受其他陆上国家挑战的大陆国家，最终将能够战胜一个在规模上相形见绌的海洋国家。

自古典古代文明时期以来的历史表明，一个大陆强国要战胜一个海洋强国，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征服海洋强国赖以生存的领土资源基地，进而最终将海洋变为大陆强国控制的内海（例如罗马征服地中海）；二是控制一个比海洋强国规模更大且更为富饶的领土资源基地,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支能够战胜海洋强国的海上力量（例如斯巴达战胜雅典）。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英国和美国）对任何企图在大陆核心区域（欧洲或东亚）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历来都保持警惕。因为一个控制大陆核心区域的国家，也将会有资源和能力对主导性海洋国家的优势地位发起挑战，甚至有可能最终战胜主导性海洋国家。

“均势”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主导性海洋强国提供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在维护大陆均势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大陆均势有助于保护主导性海洋强国在海军及经济和金融上的相对安全；另一方面，这种自利的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国际体系内主权国家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大陆均势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主导性海洋强国负责提供的,这也构成了主导性海洋国家优势地位之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注释略)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02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