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电脑红学创始人

早在１９９９年省溧中五五届高三班同学聚会时，我就耳闻彭昆仑先生的大名了，但由于诸多原因一直无缘相见。今年清明节前夕，昆仑先生的同窗好友陈翼宙先生夫妇来溧阳扫墓，经他们引荐，我怀着崇敬之意，有幸结识并采访了这位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在红学上勇于开拓的学者。彭昆仑先生是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涌现出来的一位带有超前思想的红学研究家，是我国首先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方法解决《红楼梦》疑难问题的学术带头人。他于１９８３年在国内首次用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红楼梦》，解决了困扰红学界多年的关于人物年龄和故事年序的研究难题。随后又攻克了在红学界争论不休的被人们模糊了二百多年的“怡红夜宴图”疑案，恢复了曹雪芹在《石头记》中的本来面目。此后他又领衔研创了《红楼梦》数据库（即文学信息库）的浩大的科技文学工程。因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比较先进和奇特，有的学者称他为“红坛畸人”。

 

 

峰回路转结缘红学

人生之路通常是一个复杂的生活方程。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１日，昆仑先生出生于江苏溧阳一个店员工人家庭。父亲小学文化，母亲识字不多，从经济收入而言，属城市贫民阶层。三代人久住溧城镇下城湾。他小学和中学均在溧阳就读，１９５５年由江苏省溧阳中学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他考入北大除必然性以外，也有不少偶然性，尤其与同班同学翟中齐的帮助有关。当时翟最先知道北大地学系要招收一个新的专业。他当时喜出望外，找到了时任教导主任刘大荪先生，要求更改志愿，但这是送档的最后一天了，难度很大。因翟中齐的哥哥翟中和是留苏生，是刘主任的爱生，因有这层师生缘分，刘先生破例拆除了“报考档案”上的封条，把翟和彭所填志愿更改为北京大学，使他俩有机会接受到我国最好的高等教育，并打下了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偶然性之二是１９５９年大学四年级时，彭先生受命参加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带队老师胡兆量先生（现北大环境学院地理系教授、系主任）发现他在实习报告中“文笔较差”、“写作不过关”，因此建议他“要多读点书”，当时共荐了七本书：其中有《反杜林论》、《红楼梦》……为此，他阅读了不少书，其中尤对《红楼梦》情有独钟，而此书竟成了他人生中“书斋之友”，与之相伴了近五十年。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２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当助教；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４年，调北京财贸学院任教师。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８年，由京返乡，任溧阳茶亭中学和江苏省溧阳中学高三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偶然性之三是１９８０年因地震工作需要正式调入镇江地区地震办公室工作，为处理大量地球物理数据，他在１９８２年开始接触电子计算机，后又因工作需要调入镇江市科委工作。彭先生开展红学研究，起初仅是业余爱好，后渐渐转为他的主业。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江苏省科委和江苏省红学会的大力支持。

辛勤耕耘成果丰硕

《红楼梦》是一部世界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与《红楼梦》相媲美，但《红楼梦》的谜实在太多了，有些疑难问题，都是构成研究红学的重要基础，吸引了古今中外诸多红学研究者。彭昆仑先生迷恋红学是从啃难题开始的。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他发现书中关于人物的年龄和故事年序的描述前后有些矛盾。１９７２年他决心弄清《红楼梦》中人物年龄之谜，然而要解决此谜谈何容易？二百多年来在红学研究中，对“年龄”、“年序”问题作过较为系统研究的研究家不乏其人。清代有姚梅伯、王希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有胡适、俞平伯、张笑侠，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有周汝昌、何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章诚望、戴不凡和戴敦邦等人。这些都是著名的研究家，研究成果颇丰。但上述各家的观点，都自成体系，甚至大相径庭。其中有些研究者有独到的见解，甚至论述还十分精到。问题是根据各自的观点，起码可以排出五种不同的“年表”。黛玉入都是故事情节的转捩处，按姚说发生在故事的第十二年（黛玉十一岁）；张说第九年（黛玉八岁）；周说第七年（黛玉六岁）；而戴不凡、戴敦邦则认为是第十四年（黛玉十三岁）。从上述可知，在红学中“两年”问题的争论，可谓自成体系，各不相让。事实上，细勘《红楼梦》，可发现书中存在两个方面的情况：人们既可以看到作者精心设计和详尽规划的一面；又可以看到前后矛盾，甚至不近情理的一面。平心而论，学者的观点大多是版本异文的延伸。曹雪芹的原作，早已淹没在不同的版本之中了。有人想把希望放在曹雪芹的“佚稿”上，这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更何况人们每每又难以分清哪些属于早期手稿，哪些属于晚期抄本，故常常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彭先生认为老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开创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多种思路探索，才能有所突破。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前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当今世界科研上的必然趋势和重大特征。１９８０年６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行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会上美籍华裔学者陈炳藻先生宣读“从词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利用电子计算机这一手段来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假问题，引起了国际红学界的注意和兴趣。彭先生从中得到启发，在潜心研究文本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总结了以往探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大胆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采用交叉研究相结合，即版本考证和逻辑判断相结合，微观分辨与宏观判定相结合，正常信息检验与异常原因追踪相结合等综合考察和全面判定的方法，大胆地运用了电子计算机探索《红楼梦》，使红学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显而易见，新方法比较重视基础工作的严实性，对故事全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比较了各种观点不同的“总表”（即六岁、八岁、九岁、十三岁等观点）。此项研究课题处理信息量大。整个探索过程和工作环节大体归纳为：年表——相对年龄——总表——优选——咨询五个阶段和环节。先生与他的合作者于１９８２年完成了“关于《红楼梦》时间进程和人物年龄问题的探讨”的研究课题。在整个研究工作中电子计算机的功能和作用是卓越的，尤其是在编制总表，优选和咨询程序中作用十分明显。此外，运用数学逻辑，对年龄、年序问题进行大量的综合分析工作，机器筛选获得成功。计算机得出的结论是黛玉入都九岁论。专家们认为：它比较符合生活和文学逻辑，从而使红学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一成果轰动了红学界，彭昆仑的开拓精神载入了我国红学研究史册，并被公认为我国电脑红学的创始人。

１９８５年他完成了“还怡红夜宴图本来面目”的研究课题。《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是曹雪芹重墨渲染的一章，不知是曹先生采用留将一半给人看呢，还是故意安排得模糊不清，或是抄者误写之过，在所有版本中均没有清楚点明参加夜宴的总人数及座位次序的排列情况，对此近二百年来红学家们为绘制这张夜宴图可谓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它一直是红学中的经典疑案，因“怡红夜宴图”复杂性被有人喻为红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在参加这场激烈的学术争论中有著名红学研究家俞平伯、周绍良、邓云乡等人，这些人都是红学研究中重量级人物，昆仑先生亦参加了这场争论，然而他却另辟蹊径，开创新的思路。他认为单靠传统研究的方法（考证学、版本学及谱牒学等）确实难以突破，只有大胆引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运筹学、博奕论及模糊数学等现代化智能科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叉研究，才能揭开它的谜底。实际上此课题研究价值巨大。它是研究《红楼梦》版本的演变“窗口”，它也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研究的“试验场”。在研究思路上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即从过去的定性研究为主，开始转为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为揭开红楼夜宴的奥秘必须弄清五个方面的问题：即夜宴总人数，正确无误的酒令点数、数点的方法，合理的旋转方向和不应出现的重位等，尤以其中选择版本的参数（骰子点数或酒令点数）最为重要，为此他以版本异文入手，沿着数学逻辑的踪迹同时探索，运用信息论、系统论等知识，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交叉研究，终于揭开了它的奥秘，使这个被模糊了二百多年的“怡红夜宴图”恢复了历史真面目。同时，他在此基础上从各种信息反馈中又理出了版本演变的规律，找到了定量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一种新方法，这在红学研究史上也实属首次。１９８５年２月，用电子计算机模拟“怡红夜宴图”及自动评价版本权威性的检验系统这一科研成果通过了专家鉴定。研究证明：曹雪芹在“怡红夜宴图”中给出的酒令点数是十分正确的，绝非欠思之笔。

彭先生在完成二大课题后，又完成了“《红楼梦》数据库”这一课题。１９８６年７月由镇江市科委和东南大学联合完成。彭先生是学术研究领衔人和项目策划人，在研制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和他的合作者用了整整一年时间，１９８６年６月在南京通过鉴定，并在第二届国际红学研究会上公开表演成功，此事又一次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红楼梦》数据库功能强大，具有四大基本功能：一、原著检索；二、人事档案查询；三、统计表格；四、图形显示。检索又分人物、物品、风景、事件、结构、综合等六个部分。可供红学研究者、古典文学研究者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大中城市图书馆电脑阅览室使用。以上三个课题得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和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教授的首肯。此后他于１９８７年又完成了《红楼梦》系统工程和《红楼梦》创造工程的研究工作，１９９０年完成了《红楼梦》稀世珍宝、《红楼梦》中的四味怪药的研究工作，１９９９年发表了《评〈红楼梦〉作者新说》的争论文章，２００４年８月发表了《数据校正和系统识别》的研究论著，不久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疑难问题探索》一书，全书三十万字。书中共收集整理了彭先生六十六篇文章，其中学术论文十五篇，随想杂文十九篇，红楼茶座二十六篇，综合文档六篇，每篇文章浸透着先生的心血。彭昆仑先生近年来还活跃在国际学术活动的舞台上。在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０４年期间先生曾六次参加《红楼梦》国际研讨会。１９９４年５月，应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邀请，参加台湾红学会议，并发表了《科学技术与〈红楼梦〉》的论文，被有的学者视为“现代红学中的一篇力作”。一分耕耘，一分成果。彭昆仑先生在国内外红学界享有崇高的荣誉，成为红学界实力派的专家学者。

研究特色专家评述

昆仑先生研读《红楼梦》，研究疑难问题，与红学界传统的做法不甚相同，很有自己的特色。过去的学者多用考证的方法、索隐的方法或文学的方法，而他却以计算机为工具，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研究方法。他的探索思路和当代国际科学的总体走向完全一致。探索实践证明，运用多元化探索红学难题，这是十分有效的和成绩卓越的，据悉，红学研究中疑难问题多达一千多个，细分为一、二、三级难题，例如《红楼梦》作者，书中人物年龄、大观园院宇布局、第六十三回酒令点数等堪称为“一级难题”，必须依靠专门对待复杂问题的科学——“系统论”来解决。过去研究讨论红学多半是定性的，其缺陷是它的不确定性，极易造成争论。随着科技进步，近期来以定量研究为特色的智能科学日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受到年轻研究家的青睐。由于复杂的数学方程和信息的远程连接，而处理这些问题往往单靠人工的计算方法是无法胜任的，因此它必须要交给现代化处理信息的机器——“电脑”去完成。又鉴于“红学疑案”通常是社会、文学、历史、自然、美学、版本、哲理等问题相互交错，因此试图揭开它的谜底，必须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视角切入，并在各个相关学科中来回穿梭，否则就无法揭开它的奥秘。为了使研究工作永远充满活力，还必须及时引入当代最新科研成果：例如创造学、耗散结构理论、运筹学、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数据校正等前沿知识，并作为现代红学新的探索支点。综上所述，昆仑先生的研究风格可简化为：系统论＋计算机＋交叉研究＋定量模型＋创造性思维。为此，便构成一条特殊的探索逻辑链和解密方式。

国内外专家学者又是怎样评论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先后三次对彭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第一次在与彭的私人通讯中说：“关于你用系统工程用电子计算机解决了红学中的大难题，我首先在科普刊物上读到的，当时就很感兴趣（１９８５年）。”第二次由钱学森、沈大德、吴廷嘉共同撰写的文章中写道：“江苏省镇江科委彭昆仑同志不久前解决了红学家的长期论而不决的一个问题，林黛玉是几岁到贾府的。这个问题难不在于《红楼梦》一书中没有线索可寻，而在于线索太多，不能偏于哪一条，而是要把全书中所有可以推论林黛玉入贾府年龄的文字全部理出来，然后看哪一个年龄占绝对优势，这里的框架或模型并不复杂，复杂就复杂在条理太多，限于精力，哪一位红学家也无法一条不漏，彭昆仑用电子计算机可以说是彻底地进行推算，结果表明林黛玉到贾府时间是九岁。”（１９８６年《历史研究》第四期）。第三次钱教授对彭昆仑研究的“怡红夜宴图疑案”课题也有较高的评价。“这个问题对俞平伯先生和周绍良教授来说大概太复杂了，他们弄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但用系统辨识方法，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用到我们研究工作中去。”（１９９６年，摘自钱个人著作）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教授评论：“这次大会还公布动用电脑检索和探索《红楼梦》的新成果，这在国内是首创，在国际上据我所知也是首创。”（１９８３年）“用电脑来自动评价哪个本子正确，哪个本子是误传的，这是了不起的一步。突破这个问题还辐射到其他相关问题，这项成果具有普遍意义，可推广到其他一切领域。”（１９８５年）“关于‘《红楼梦》数据库’可谓成绩卓著、令人振奋……我看这一成果对于其他领域、文学、社会科学、艺术……均带有开创性、普遍性特点，对从事人文科学的人会有巨大的启迪。”（１９８６年在鉴定会上的发言）此外，端木蕻良、周策纵、唐德刚、柳存正、陈庆浩、王蒙、刘梦溪、郭豫适、周雷、吴新雷、张锦池和胡文彬等著名红学家都有精到的和热情的评价。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评论：“他是我国用系统论、计算机来研究《红楼梦》最早的学者，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学者。”（２００５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文汇报》特约记者称先生是“我国电脑红学创始人”。（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６日《文汇报》）正如著名科普评论家董进先生所言：“彭昆仑先生是位‘通才’。”“通才”是“一种知识广博、技能高超的复合型创造英才，应具有多种才能，其特点是目光远大、知识丰富、动手能力强、开拓创新意识强”。（引自１９８９年《科学画报》第九期）由于他大学时所学的专业和个人工作经历，使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积累了广泛知识，加上计算机的应用，使他在红学研究上得心应手。由于先生特殊贡献，他曾获得江苏省自然科学进步奖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成为名副其实“两栖型学者”。他的先进科研事迹被收入１９９０年《〈红楼梦〉大辞典》、２００１年《中国专家学者辞典》、１９９５年《北大荒》等十多部大型辞书。国内外有一百多家新闻媒体作了广泛报道。

成长之路家乡情结

昆仑先生的成才之路有点异样。他不是“自小聪明型”，而属于“厚积薄发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高三时才知道读一点书，以前不知道‘用功念书’为何物。正经书很少看，只喜欢看连环书，爱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一类书，还曾想当一名侠客，云游天下。平时还喜欢游泳、登山和演戏……”他说：“值得庆幸的是，我遇到了一批好朋友、好老师，是他们启发我，教导我应做一名对国家对人民对家乡有贡献的人。”他还坦言挫折、失败也是一种驱动力。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他遭受到了一场破坏性“情感地震”，１９６２年又遭到事业上的一次“滑铁卢”，这几乎使他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他反问自己：“我是谁？我的路在何方？一个人应当为何而活着？”昆仑先生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经过良师益友的规劝和帮助，终于从“低谷”中走出。昆仑先生从大学三年级（１９５８年）开始发奋，大学四年级（１９５９年）开始释放潜能，其思辨文采初露锋芒。１９６２年通读《红楼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受到钱学森、冯其庸等著名科学家、学者的指点、帮助，加之许多好友、同学的鼓励和鞭策后，终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学术山峰的登攀。昆仑先生承认：“虽然有点累，但却得到了人生中的愉悦和自豪。”他又说：“我做人的原则是‘夹着尾巴做人，勤勤恳恳地探索’，要善于向一切有学问的人学习。”“我绝不做对不住家乡、对不起父母、对不住哺育我成长的省溧中和北京大学母校的事。”每逢先生参加红学研讨会和新闻媒体采访他时，当问及他的经历时，他总是平淡地说：“我出生在江苏溧阳，是故乡的山水和老乡哺育了我。”有三首诗反映先生的真实生活和内心写照。第一首《故乡行》：“昨日不读书，今日啃书狂。莫问我是谁，歌岐少年郎。温馨沁骨髓，知肠是同窗。莫问何时聚，频祝老友康。”（１９９６年５月）第二首《无题》：“生为北大人，逝作燕园鬼。情惹《红楼梦》，痴心总不改。”（１９９８年５月）第三首《无悔人生》：“平生爱美人，公然不知羞。日后归天去，窃语问嫦娥。”（１９７４年５月）以上这些诗多为溧阳老同学玩藏。以往凡家乡人的聚会，先生必去。在外地遇到家乡人时他总感到格外亲切。他的祝江苏省溧阳中学五五届校友九九聚会的楹联，也被许多老同学珍藏。他１９９８年“写给北大老同学的一封信”不少老同学读后潸然泪下。值得称道的是１９９８年他撰写《狄平子与〈红楼梦〉》一文（详见彭昆仑先生所著《〈红楼梦〉疑难问题探索》一书），曾对狄平子先生作如下评价：“综观狄公的一生，可称得上是一名堂堂的男子汉，是一名爱国者，是无数中国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前仆后继长长队伍中的一员，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爱护者与发扬光大者。在世界名著《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上‘狄平子’的名字将永远不会磨灭。”此评价至为客观公正，可谓在学术界为狄公作了彻底平反。冯其庸教授说：“过去我们对狄平子先生的事迹了解甚少，由于您的介绍我们清楚了，某些人攻击狄平子真毫无道理。”先生的一生事业，可以用与他相濡以沫四五十年的夫人的话来概括：“他少儿时像一只猢狲；中壮年时像一只猛虎；老年时像一只憨牛。”此外，先生的正直、热情、幽默、豪放、豁达、博学、叛逆、刻苦的性格和品德给许多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余 音

在《〈红楼梦〉大辞典》上，记载着中外著名红学家共二百七十名（自红学问世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其中介绍了两位溧阳籍红学家：一位是狄平子先生，一位是彭昆仑先生。这确实是我们溧阳人的荣耀，但我们似乎更应该从江南福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去寻求解答。也许是人杰地灵的天目湖畔的宝地，哺育着许多闻名海内外的溧阳籍人士。彭昆仑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红学天地里，大胆探索，不断开拓，呕心沥血，奋勇前进，在红学研究上熬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然而红学实在太浩瀚了，用彭先生话说：“我用几十年的时间在红学中仅探索了大小难题三十个左右，在红学上还有许多的学问要研究，限于本人年龄和健康原因，我只能把接力棒交给有志于从事交叉研究和现代探索红学的年轻朋友了。”愿家乡人以彭昆仑先生的治学精神为楷模，今后能出现更多古典文学研究家，以及许多激励后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为家乡增添荣誉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