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心武用“秦学”讲《红楼梦》引起广大观众看百家讲坛的兴趣，引起读者看《红楼梦》的兴趣，也引起红学界广泛不满。媒体大做文章的所谓“红学家群殴刘心武”热闹事儿，从2005年末到2007年初夏，从没停止过。（注1） 红学从不缺少争论，争论往往是双向性的，你商榷，我回应，有来有往。这次“红学家群殴刘心武”，既是一边倒，又是单向性。 所谓一边倒，是红学界除周汝昌先生外，对刘心武的态度基本一致，有理有据的给予批评；所谓单向性，是刘心武仅有“表态式回应”，如“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决不放弃上央视的权力”等，无实质性回应，对红学家的具体批评概不回应。 为什么刘心武所谓“秦学”引起如此广泛反对？ “红学家群殴刘心武”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  蔡义江揭出谬误 刘心武随机应变 刘心武“秦学”发韧之作，发表在1992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题目是《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他提出：秦可卿出身可能跟北静王差不多。他的观点，在当时并没引起红学界多大注意。因为秦可卿本是《红楼梦》的次要人物，开篇不久就死了，对她的原型臆测能有多大价值？除了《红楼梦学刊》编委邓庆佑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鲜有商榷者。 此后，王蒙半开玩笑地把刘心武论秦可卿叫“秦学”。刘心武大概做梦都想不到他居然可以成就某个“学说”，对王蒙的调侃如获至宝，正式树起“秦学”旗帜，连续写好几篇大谈“秦学”的文章。1994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秦可卿之死》。 那个阶段刘心武写“秦学”文章，语气多半是试探性的，不像后来在中央电视台说“秦可卿是解开《红楼梦》的总钥匙”那样武断。 刘心武《秦可卿之死》一出版，上海红学家陈诏立即发表批评文章。多数红学家仍没在意刘心武。在红学家看来，作家写点儿红学文章是好事；作家想象力丰富，有点儿出格理论，看着很新鲜；作家对《红楼梦》胡猜乱道，更没什么了不起，不理就是。 刘心武把他的三个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跟关于秦可卿的“阅红随笔”一起，结集为《画梁春尽落香尘》于2003年出版，印了万把册，到2005年初还没卖完。 在刘心武上中央电视台之前，红学家李希凡、蔡义江早就跟我聊过刘心武搞“秦学”这事。大意是： 作家就是作家。想在红学研究上标新立异站不住，还是回头写小说算了。不过，你们这些当代作家，应该写属于自己时代的小说，最好不要对曹雪芹越俎代庖、画蛇添足。不是有这样的话？“重要的不是作家叙事哪个时代，而是作家在哪个时代叙事”？曹雪芹如果像刘心武这样处理秦可卿、贾元春、妙玉，他还成其为曹雪芹吗？ 对两位大红学家的话，我颇以为然。 蔡义江教授原是宋词研究大家夏承焘先生的高足，研究唐宋诗词和《红楼梦》都很有名气。他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在北京出版社印了百万册，现在中华书局几乎年年重印。蔡义江重校点评《红楼梦》更是很有价值的版本。 2005年刘心武移师百家讲坛，以“秦学”讲红学。 用样板戏的说法：刘心武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刘心武热播，在一般观众和读者眼里，他几乎成了“红学代表”。此时，红学家仍然认为刘心武不过“野台子戏”，随他唱去吧。 那么，刘心武讲《红楼梦》“野”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其理论“无根性”在哪里？是蔡义江教授首先发现并指出的。 刘心武用“秦学”讲《红楼梦》，用简单的话概括其主要论点，就是： 康熙废了又立、立了再废的所谓“两废太子”胤礽将一女婴偷运到江宁织造曹家，曹雪芹父曹頫冒险将女婴藏家中作为政治投资。作为双保险，把曹雪芹姐姐送入东宫，曹氏得太子胤礽及“太孙”弘皙宠爱。雍正篡位，胤礽身亡，曹家被整，幸好雍正暴亡，乾隆即位，又将曹雪芹姐姐纳为王妃，曹家也因此中兴。藏在曹家的公主暗通其兄弘皙谋反，曹妃为向上爬，向乾隆告密，公主悬梁自尽，其兄起事欲刺杀乾隆未成，却也让曹妃付出了生命代价…… 曹雪芹就是以这样的皇室纠葛为原型，写出《石头记》即《红楼梦》。 刘心武认为，在《红楼梦》中，“月”指太子，秦可卿原型就是康熙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后来贾元春为贾府利益告发秦可卿，秦可卿父母兄长派张太医与秦可卿用暗语联络，导致秦可卿之死。北静王、蒋玉菡甚至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贾母等人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御园却被鸟衔出”等词句，都是《红楼梦》对宫廷政治斗争的暗写…… 整个《红楼梦》是个大谜，《红楼梦》问世三百年后，刘心武解开了这个谜，而秦可卿是解开《红楼梦》之谜的总钥匙。 刘心武的理论支柱，或者说所谓“秦学”的第一张牌，实际是： “废太子”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荣禧堂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朝霞。” 等号前边是刘心武认为“废太子胤礽”所作；等号后边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眼中所见。 红学家多半不关心刘心武讲了些什么？却也有偶然关注还留了一份心的，她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吕启祥。 山东画报出版一本书《新解红楼梦——在文学馆听讲座》，里边收了吕启祥和蔡义江等其他人的文章，也收了刘心武的讲座。吕启祥仔细看了这本书的所有文章。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座，她有时也听。 2005年6月14日，客游北京的红学家梅节要返回香港，香山曹雪芹纪念馆李明新组织红学家在香山为梅节送行。 席间，吕启祥递张条子给蔡义江。上边写：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注：太子胤礽留下一联，见王士禛《居易录》。” 蔡先生问启祥：“什么意思？” 启祥说：“这两句诗，蔡老师见过吗？” 蔡先生说：“似曾相识。可是，不记得是在《居易录》见过。” 启祥告诉蔡先生：刘心武在央视讲《红楼梦》，他认为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胤礽的私生女。林黛玉进荣国府看到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朝霞”，就是从胤礽所留下的这一联来的。 蔡先生说：“这两句诗恐怕不是废太子的吧？我没见过废太子胤礽的诗，可这两句诗很眼熟，我怀疑是唐朝人的诗。等我查出来告诉你吧。” 蔡先生回家一查，果然发现“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是中唐诗人刘禹锡（梦得）的名诗《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中的两联，全诗是：  蔡义江查的结果马上在红学界传开，红学家惊愕不已！刘心武振振有词说的“废太子诗句”，原来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而“废太子诗句”是“秦学”主要支柱！如此看来，用“秦学”解“红学”岂不成开国际玩笑了？ “秦学”立足之本“废太子对联”由吕启祥发现疑问，向蔡义江质疑，进而由蔡先生发现谬误。红学界对刘心武“纠偏”开始了。 吕启祥是新时期相当有影响的著名女红学家。她研究《红楼梦》是在细读文本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艺术分析，在我眼里，吕启祥论王熙凤，是迄今为止最妙的凤姐论。吕启祥也曾是百家讲坛主讲人，跟蔡义江等在百家讲坛做过“红学六人谈”讲座。 吕启祥和蔡义江研究《红楼梦》最主要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把曹雪芹当成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来看待，把《红楼梦》当成中国最伟大的小说来研究。他们对红学研究史上形形色色的索隐，林林总总的怪论，洞若观火。由他们关心并揭开所谓“废太子对联”的谬误，不是偶然的。 蔡先生的发现一传出，新闻记者立即采访蔡义江……刘心武“乱点鸳鸯谱”，马上纷纷扬扬。 刘心武得知蔡义江的发现后，立即行动起来，两个月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出版时，电视讲座内容已重新修改，刘心武说：“经查，这确实是刘禹锡老早写下的诗句，那么，王士禛所谓‘太子名对’的记载，该怎么看待呢？王士禛行文比较简约，我想，他所说的情况，可能是当年太子还小，他的老师说了刘禹锡诗里的前半句，作为上联，让他对个下联，他当时并没有读过刘禹锡的这首诗，却敏捷地对出了下联，与刘禹锡的诗句不谋而合。” 刘心武的辩解再次受到红学家嘲笑和调侃。纪健生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一辑发表《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说，从刘心武说所谓废太子对联“可能”跟刘禹锡“不谋而合”，他联想到过去一件“不谋而合”的糗事，“有个什么人”（实际指刘心武）曾“梦中得到‘江湖夜雨十年灯’诗句”，认为是自己的创作，岂不知是宋代大诗人黄庭坚流传九百多年的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此事被揭穿，据说也是以“从未读过黄诗”和“不谋而合”来解释的。纪健生说：“这种与古人争著作权的做法，实在不高明。” 蔡义江发现疑点，指出谬误，刘心武随机应变，亡羊补牢。纪健生这样分析：“刘先生为什么紧紧抓住这两句诗不放，甚至在有力的反证面前也仍要咬牙坚持呢？盖因为这两句诗是关系到‘月喻太子’能否成立的根本也是唯一的证据。而‘月喻太子’的成立，又是‘双悬日月’、曹家参与康、雍、乾皇室斗争并属于‘太子党’的重要依据，更是关系到‘秦学’成败的关键：秦可卿的原型就是被宁府藏匿的胤礽之女的推论是否有着落。” 蔡义江则说，“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楼中饮兴’不出自刘梦得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无可能。”他随后详细分析，所谓“废太子对联”和“林黛玉所见对联”毫无联系：“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日月’‘烟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 蔡先生客气地不称“刘心武”名字而称“小说家”，他说“小说家说：‘请注意他的平仄’”，而“楼中饮兴”（平平仄仄）和“座上珠玑”（仄仄平平）恰好平仄不同。“恰恰可以说明小说家并不懂律句的平仄”。 对“小说家”如何回应“废太子对联”，蔡义江教授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一辑发表的《无秘可揭无谜可猜》文章后边加了段“附记”：“我于2005年6月14日晚查出所谓胤礽一联，乃出自刘禹锡诗，当即电话告知多方，消息传得很快。小说家已风闻，但没有勇气认错，仍设词强辩，说两者是‘不谋而合’。” 蔡先生始终不点“小说家”刘心武的名字，大概是文人雅量吧。 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蔡义江为何花费这么大力气反复证明两副对联的联系根本不存在？主要是说明：研究《红楼梦》不要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索隐派老路是走不通的。 十年前因为欧阳健说脂砚斋是红学家虚构的，蔡义江写了火气十足的批评文章，有这样的话：“你不是伽里略，我也不是教皇”。我在莱阳全国红学会大会发言时，给蔡先生送个外号曰“蔡教皇”。 转眼十年，“蔡教皇”对“异端邪说”的忍功见长，他批“秦学”的文章写得较平静，只在文章最后略露锋芒地对“小说家”说：“还是发发慈悲，饶了曹雪芹吧！” 从旁观角度分析，刘心武必须“咬牙坚持”说废太子对联跟刘禹锡诗句“不谋而合”，绝对不能承认废太子背刘禹锡的诗句。因为废太子如果没有这两句诗句的发明权，至少是跟刘禹锡“不谋而合”的准发明权，“秦学大厦”就建到沙滩上了。而废太子如何能和唐代诗人“不谋而合”？刘心武用的词是：太子小小年纪就“可能”和唐代大诗人“不谋而合”。 “可能”是刘心武讲《红楼梦》最常用的词，有时候这“可能”用得莫名其妙，比如2005年东方出版社《刘心武解秘红楼梦》中有这样的话：“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找到任何关于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来，被曹家藏匿的史料，但我们可以不必再问：那是可能的吗？” 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就断定曹家藏匿公主，而公主即秦可卿原型，读者却不能追问“那是可能的吗”！真是天才的逻辑混乱！如果质疑与秦可卿相联的弘皙“刺杀乾隆、乾隆赐死曹妃”有没有史料依据，刘心武的回答是，档案由乾隆皇帝“销毁”了。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刘心武怎么知道十八世纪乾隆皇帝“亲手销毁”档案？刘心武说是“据清史专家考证”。到底哪位清史专家考证出来、发表在哪年哪月哪家哪期刊物上？不知道。“可能”吧！ 刘心武如果写小说，悉听尊便，可他偏偏声明是红学研究且成了红学分支，这只靠“可能”下结论的“学术研究”，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学术”研究，借央视这个平台向广大读者灌输，不能不令搞多年学术研究的红学家大惑不解，以至不得不为维护红学尊严挺身纠谬，以正视听。  杜春耕胡文彬张书才等提出质疑 挺刘者打“刘心武我们支持你”红幅 尤令很多红学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刘心武对待正常学术批评的非正常态度。除了对蔡义江指出谬误不认帐之外，他究竟为什么？是有意还是无意？挑起了所谓“草根红学”和“正统红学”的对垒？ 蔡义江教授揭出刘心武“秦学”的硬伤后，刘心武多次对记者声明：他搞的是“草根”红学；研究红学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他坚持上央视的权力。 更出格的是，有些小报报道刘心武要“打倒红学界”。这究竟是小报无中生有？还是确有其事？红学家们希望刘心武出来声明小报在造谣，但没有动静。 看来，刘心武要用“草根红学”跟主流红学较量一番了。 “草根红学”这个词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刘心武，而属于邓遂夫。邓遂夫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研究叫“草根红学”？说来话长，此且不提。邓遂夫创造的“草根红学”这个词因为刘心武借用红火起来。 其实，红学从来没有“庙堂红学”或“牡丹红学”和“草根红学”之分。中国红楼梦学会也不像中国作家协会那样是正部级国家单位，而是红学同仁的松散组织。红学向来是个极其松散的圈子。任何人随时可入，随时可出，没有任何“准入标准”，比如学历、职业、职称。只要你写文章提出的观点受到大家关注，大家就默认你也研究起红学来了。 假如原来非古典文学专业者研究红学叫“草根红学”，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人研究《红楼梦》叫“草根红学家”，那么，刘心武恐怕得算第N百、N千名“草根红学家”了。 现居美国的大名鼎鼎红学家周策纵、唐德刚、赵冈教授的本业都不是古代文学研究。国内红学圈内著名版本学家杜春耕是光学专家。台湾红学版本专家刘广定的本业是化学研究。他们原来的专业跟刘心武原来的作家专业相比，离《红楼梦》更远，更“草根”。 但是因为对《红楼梦》的共同爱好和共同君子态度，杜春耕这些所谓“外四路”出身的红学家和蔡义江这些所谓“正门学派”的红学家，经常在一起平心靜气地讨论红学问题。可以当面争得面红耳赤，可以发文章毫不客气地互相商榷。一般都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谁也没觉得因为观点不同受到质疑而感到压抑。 一位可以算典型“草根”的红学家，光学家杜春耕利用清宫档案就刘心武一事发了言。2005年10月7日，杜春耕在香山曹雪芹纪念馆做学术报告谈红学索隐派，在谈到刘心武时，根据清宫档案专家张书才先生提供的资料，谈到： 第一，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皇帝在废了太子胤礽之后，对太子的子女非常关爱，亲自收养在身边，废太子的儿子还封了亲王，根本不存在废太子把女儿偷运出去的必要。 第二，刘心武整个讲座的核心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讲到秦可卿用的棺材就是给义忠亲王老千岁准备的。这事也根本不可能，如果这件事有“原型”的话，可能是纳尔苏亲王制作棺木事。根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对纳尔苏违禁运木头的事，下诏骂了个狗血喷头。因此，这样用“违禁”棺木的事，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皇室子女给弄到曹家绝对没有可能。 杜春耕实际上把刘心武讲座错误的要害都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了。但是因为杜春耕在香山曹雪芹纪念馆做报告时没有记者参加，这事未在新闻界引起震动。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其实，如果查学术背景，胡文彬这个红学家比刘心武还“草根”。 刘心武不管怎么宣布自己“草根”，他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61年毕业生，做过十年班主任，后供职于中国作协，搞文学是本行。胡文彬却是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曾任《新华文摘》编辑。胡文彬特立独行，总是宣布：我只是个《红楼梦》爱好者。而这位“爱好者”的红学专著至少有十部以上且很有影响。 2005年10月15日，胡文彬教授在大观园做了一个学术报告“红楼梦的诱惑和红学的困惑----关于当代红学的几点思考”。主持人是吕启祥。 大观园每个月都搞学术讲座，讲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胡文彬跟刘心武是认识的。但胡文彬觉得，不管两个人认识不认识，是不是朋友，都得讲学术良心。对不正确的学术观点，该说就得说。 胡文彬在讲座最后郑重说到刘心武的讲座。他说，研究《红楼梦》猜谜是不行的，《红楼梦》是伟大的小说，不是谜语书。你到图书馆查书，你也得到小说类找，不能到谜语书里找。还有，所谓“打倒红学界”，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即便哪位红学家的意见全部错了，你也不能讲这样的话。胡文彬还讲到刘心武的讲座中其他一些不科学的地方。 因为胡文彬讲座时有记者参加，他批评刘心武的事立即就“捅”到报纸上了。接着：广州南方都市报、湖南潇湘晨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天南地北，一家一家报纸采访胡文彬。 胡文彬是个血气方刚的红脸汉子，有话直说，而且往往一针见血。他说：现在社会上浮躁的东西太多，浸润着大学校园，也浸润着整个社会方方面面，这个社会得神经病了! 还不是一般的神经病!不符合学术规范还不让人说，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希望刘心武自重一点儿，不要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你说要打倒红学权威部门，这合适吗？即便你有意见，即便哪位红学家不好，你也不能打倒红学会!中国作协不是有犯错误被开除的，你怎么不去打倒中国作协？因为《红楼梦学刊》过去发过、现在不肯再发你的文章，因为红学家批评你，就犯了弥天大罪了？ 胡文彬一次一次接受采访，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也引起挺刘者的不满，刘心武在签售他的《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时，有人打出了“刘心武我们支持你”的大幅红布标语。 胡文彬处于风口浪尖，相比于最早指出刘心武张冠李戴的蔡义江教授，他更多地受到挺刘者嘲骂。有个阶段，胡文彬的家人甚至于担心起他的安全来。人们有理由要问，究竟是谁受到“群殴”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红学家们还是坚持跟刘心武摆事实，讲道理，于是，清宫档案专家张书才，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纷纷做讲座，发文章，接受采访，表达了对刘心武讲座的既旗帜鲜明又有理有据的批评意见。 冯其庸：刘心武的讲座是“红外乱谈” 李希凡：《红楼梦》它就是一部小说 张庆善：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 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自称“一家之言”，但这“一家之言”附着于强势媒体，影响就非比异常了。《刘心武解秘红楼梦》一个月重印六次，足见受欢迎程度。 当刘心武的讲座热播时，也有读者觉得讲座固然有趣，但缺扎实依据，刘心武讲得对不对？如果对，贡献在什么地方？如果不对，谬误在什么地方？当胡文彬受到“挺刘者”“围殴”时，很多读者给红楼梦研究所打电话，要求中国唯一的红楼梦研究机构的专家出来说话。 于是，2005年末，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以接受《红楼梦学刊》记者访谈的形式发表了对刘心武讲座的意见。《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 冯其庸先生釜底抽薪，说，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讲解跟《红楼梦》没关系，充其量只能是“红外乱谈”，所谓“秦学”根本不能成立。 冯先生原话是这样说的：“有人问我：秦学能不能成立？我反问他假定有人研究贾宝玉，能说就是‘贾学’吗？研究林黛玉，能说就是‘林学’吗？那么，一部《红楼梦》得产生不知多少学问了。一门学问总要有一门学问的根基，研究秦可卿就叫做‘秦学’，‘学’在哪里？随便编造就变成了学问，那做学问也未免太容易了，天下做学问的人也就太多了。所以不客气地讲，刘心武的所谓的《红楼梦》的讲解，不是‘红学’，也算不上‘红外学’。‘红外’当然是‘红外’，因为它与《红楼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学’在哪里呢？信口乱说就能算‘学’吗？我认为他自称的所谓‘秦学’，或者别人说的‘红外学’，充其量只能说是‘红外乱谈’。” 冯先生说：“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乱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我觉得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 李希凡先生坚持他一向的观点：《红楼梦》是小说，不能把它作为事实考证的对象、曹家家世考证的对象。“曹家人只是内务府的官员，地位不高，虽然跟皇家很亲近，而且得到康熙的信任，但终究只是个江宁织造，跟小说中开国元勋式的荣宁二公没法做类比，更不能以曹家家世的考证来评价小说中的艺术形象。” 那么，李先生如何看待秦可卿这个艺术形象？他认为：“小说中的秦可卿是个很完美的贤德的孙子媳妇。”“一家上下老小，包括老祖宗都说是十全十美的。就连她的死也从‘淫丧天香楼’变成了病死，而且她得病的过程也都写得很细致。我个人感觉这是曹雪芹《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大失败，他不应该听别人的意见，把秦可卿改成现在这样。”“我主张艺术形象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来，不要搞艺术形象外的索隐。” 李希凡先生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样重要的舆论导向的阵地，应该把学术研究，把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正确方向，不能什么说法都引入。学术讲坛不是娱乐台，不能像现在电视上某些改编名著的作品那样，那纯粹是败坏古典名著，我希望中央电视台少做这种事，否则贻害无穷。” 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则说：刘心武的所谓“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新索隐。“可以说他是把索隐和自传说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红学史上有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索隐方法，而刘心武的索隐又跟历史上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不同，蔡式索隐的东西历史上确有其事其人，只不过和《红楼梦》没关系。刘心武的索隐，比如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的女儿，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是刘心武分析和猜想出来的，所谓“秦学”不是红学，是搞创作，是编故事。只是这些故事编的不如刘心武自己以前的小说故事编的好。” 张庆善说：“退一万步讲，废太子真的有这样一个女儿，也不可能送给曹家这样的家庭去做媳妇。因为曹家虽然在清代是很有名的家庭，但是他们出身包衣，是皇帝的奴仆。清代满清贵族中规矩是非常严格的，公主与包衣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张庆善还对刘心武“杜撰出贾元春的生活原型”，“是曹家一个女子”“应该是”先后跟废太子、太孙生活过，又得乾隆宠幸成了王妃，实在“荒唐可笑”“完全经不住推敲”。 张庆善对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的节目“感到非常遗憾”。 冯其庸先生是中国红学老会长，李希凡是当年研究《红楼梦》受到毛主席重视的“小人物”，张庆善是中国红学会现任会长。这样三个同时接受访谈，标志着红学界对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郑重批判态度。 刘心武是知名小说家，得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最高奖励茅盾文学奖。他讲中国古代最伟大小说《红楼梦》的结果，居然使得理论家对他的小说家认知能力大加质疑。 茅盾文学奖评委李希凡说：“刘心武……的探佚、考证、索隐都是在强调《红楼梦》中充满了政治斗争、充满了阴谋、夺权等。……史湘云说了一句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这本是李白的诗句，刘心武则解释为日月双悬，是宣示在曹家的头顶上，有两个司令部云。……更可笑的是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诸如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等中药也都是‘进行秘密联络，亮出的一个密语单子’。《红楼梦》那是什么文学作品，简直是一本密电码。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岂止是政治小说，简直是一部《清宫秘史》。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刘心武本身是一位作家，他完全懂得文学创作。那么他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是类似‘清宫秘史’一样的东西，你说合适吗？” 李希凡的话跟许多作家“不谋而合”，在刘心武讲《红楼梦》热播期间，不止一位小说家给我打电话对把《红楼梦》讲成政治阴谋密码不以为然，山东作协副主席、著名小说家邱勋有一天气愤地打电话对我说：“小说能像刘心武讲的这样来写吗？刘心武自己的小说是那样写的吗？刘心武真把我们作家的脸丢尽了！” 继红学家蔡义江、胡文彬之后，三位红学家同时登场，态度鲜明地否定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读，引起一些读者、观众不满。 实际上，这些观众和读者压根就是把刘心武讲座当成好听好玩儿的娱乐活动来接受。哪个吃饱了撑的，大中午头儿，不睡午觉，坐在那儿听课？刘心武像侦探破案，一环扣一环，总不把谜底揭出来，挺有意思啊，听听就是了，反正只是一家之言。现在这么多大红学家出来搅局、煞风景，真没劲！ 此前不是也有红学家在百家讲坛讲过《红楼梦》？旁征博引，正襟危坐，讲得相当严谨而多半无趣。你们就不能跟人家刘心武学着点儿，像平民跟平民，促膝而谈，也把你们的“正确观点”讲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本事自己也上百家讲坛讲上几次，跟人家刘心武较什么劲？ 有人提出：红学本来就有两大功能，学术功能和娱乐功能，索隐派实现的就是娱乐功能，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满足的就是公众对古典名著的娱乐要求。干脆，由刘心武和任选的红学家在中央电视台对垒，来场PK，公众手机投票，岂不更公正？ 如果刘心武和红学家搞起“超女比赛”，岂不是成天大笑话？不过这样的“建议”也说明，听众早就不把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当成学术活动了。 “非红学领域”专家评说: “秦学”是新小说不是红学 冯其庸等指出“秦学”站不住脚，在观众铺天盖地支持“秦学”的强大话语空间中，红学家的声音微不足道，有点儿像唐·吉诃德跟风车作战。 有意思的是，即便红学家的声音如此微弱，还不能被容忍，有人称：正统红学家要“垄断红学”，是对 “草根红学”“封杀”“围攻”。这样的群众舆论，跟刘心武宣称自己是“平民红学”、红学家“不能以专家的身份压人”，珠联璧合。 既然有人说“红学家封杀刘心武”，那就请非红学家出来评说一下，刘心武的“秦学”到底符合不符合学术规范？到底应该怎么看待“秦学”？这，就是《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期《学术研究与学术规范----刘心武“秦学”论争访谈录》。十四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人士谈“秦学”。 这些“红学”之外的学者并非当事人，所谓旁观者清，但他们同样异口同声，认为刘心武“秦学”是违反学术规范的，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完全站不住脚，应该算“新小说”而不能算红学研究成果。 但围绕着“刘心武现象”，他们也思考了学院式研究如何走向大众？如何为大众服务？刘心武为什么走红？为什么红学家讲红学反而红不了？正因为红学家的研究只注意提高，注意普及不够，红学家及古代文学研究家都应该从此事引起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周先慎是古代小说研究名家，他首先强调“学术规范”。世间万千的行业行当，哪一行没有自己的规矩？连玩游戏都有游戏规则，如果刘心武“明言自己搞的不是学术研究，而只是一种娱乐性的猜谜活动，也就不会有人用学术规范去要求他了，但他既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作‘秦学’，那就表明他是明确地认定自己搞的是学术研究，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自觉地遵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是立论要有根据，论证要合乎逻辑，不能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而刘心武的“研究”呢？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他将书中本来写得清清楚楚是出身寒微的秦可卿，硬说成是出身高贵的废太子之女，进而将《红楼梦》内容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加以比附，得出一些与《红楼梦》的实际内容并不相干的结论。”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把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看成是“个人创作”和“学术漫画化”：“小说家自己喜欢《红楼梦》，当然可以凭借阅读过程中的文学想象和灵感激发做出自己的解读，但我们需要坦承这只是作家的个人想象，只是作家以经典小说为素材的个人创作，把它说成是研究，而且过分夸大这样的所谓研究的学术价值，就把学术漫画化，同时也把作家自身小丑化了。” 首都师大文学院长左东岭教授表示对刘心武这样的“文学研究爱好者”而非专业研究人员，该采取宽容理解态度，同时指出刘心武理论水平和学术准备不足。其一，“秦学”不能构成一门学科；其二，真正搞研究不能“客串”。得有学术底蕴、学术积累，遵循学术规范。刘心武搞“原型研究”，他认为的原型研究就是人物原型是谁。这就跟西方提倡的原型批评完全不是一回事，也就不能跟学术界对话。刘心武不能自己随意建立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体系。 首都师大教授侯会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上自发的刘心武批判高潮。认为刘心武其实是在向听众说自己也不相信的话。从其讲稿，不难看出内心深处的不自信和娓娓而谈背后挣扎于逻辑泥潭的疲惫心态。刘心武的演讲风格令人联想到旧时以牟利为目的的说书人，东拉西扯、无限拉长。如果“试着将这些判断从连篇累牍的废话中提炼出来，就会发现那本来就是简单到不值一驳的歪理”。而学术界却需要从刘心武很好地抓住广大基层听众文化需求一事，好好反思，如何将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变得通俗易懂。 《文学遗产》杂志主编陶文鹏说：刘心武在央视演讲，很多普通观众听得津津有味，说明他的讲法也有可取之处。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刘心武的讲座对《红楼梦》研究界和整个古代文学界都有启发：我们可以做一些既有学术性又普及的工作。文风可以生动活泼一些。 《文学评论》副主编胡明有点儿像跟刘心武面对面对话：“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你不去做《红楼梦》的学问，只是借《红楼梦》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人物秦可卿猜测清宫内闱的政治斗争，实际上这等于是在构架一部小说。”“‘秦学’与其说是一种红学研究的成果，毋宁说更像一部作家杜撰的小说。这种新文体的小说比旧式的索隐探佚更有趣、更曲折、更有情调，作者也需要更多的才情和智力。” 胡明一年到头做编辑，而且是各个大学都高看一眼的《文学评论》的编辑，什么样的文章是学术文章，什么样的文章不是学术文章，他应该分辨得清。《清华大学学报》副主编刘石与胡明不谋而合，“何妨将他的这些个揭秘就看成是一部新小说”。 “秦学”不是学问是小说，是几位学术刊物主编的共识。文艺研究主编方宁跟胡明观点相似，他认为“大众是要从被演绎得热闹非凡的故事中获得轻松的娱乐快感。显然，刘心武正是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并按照这个逻辑去编撰另一部红楼故事的。因此，就娱乐的目的来看，他不仅没有错，反而成功地引领了一次时尚化的文学潮流。”而“红学界真应该感谢刘心武，并深刻地反省自己。“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认为：对刘心武“秦学”的默认，那是学界的一种悲哀。有些人对于红学家正常的维护学术规范的言论反而有这样那样的指责，这是对红学界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挑战，是对多年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的挑战。刘心武有演说的权力，学术界也有开展正常批评的权力。同时学术界也需要检讨自己，长期以来只注重研究的提高不注重研究的普及，结果大众不知道研究到底是什么。今后应该提倡学者走出圈子，给大众讲古代文学。 这么多人都来谈红学，红学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当然啦，这并不是刘心武，也不是哪位大红学家的魅力，甚至也不是百家讲坛的魅力，而是《红楼梦》的魅力。 真是说不完的《红楼梦》、说不尽的《红楼梦》、又永远说不透的《红楼梦》！ 周汝昌“提携后进” 刘心武“借山砍柴” 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秦学”纯属个人发明创造吗？不。 刘心武的讲座里有一位大名鼎鼎老红学家的“心血”。 这位红学家就是年近耄耋还笔耕不辍的周汝昌先生。 周先生对刘心武，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提携后进。 我对周先生如何“提携后进”有过亲身体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上海红学会，带到会上一篇论文《古今中外一祖母》。会议组织到淀山湖游湖，我走到一个宋代石桥上，恰好看到周汝昌先生在跟画家刘旦宅交谈，一见到我，就对画家说：“这位就是马瑞芳，就是她写的论贾母，我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文章了。” 《文学报》记者谢春彦抓拍了周先生指着我向画家介绍的镜头。 像我这样刚写过几篇红学文章的小人物，居然得到我所崇拜的大红学家的夸奖，真有点儿找不到北了。 时任红学会副秘书长的马国权师兄在饭桌上对我说：“小马呀，不要头脑发晕，周先生夸奖怎么样了？周先生就是这样，只要你跟他的观点一致，他绝对不吝最好的夸奖。你的文章肯定前八十回，否定后四十回，和周先生一致，他能不夸奖吗？不信你试试，如果你的文章跟周先生观点不一样，他肯定会说，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糟糕文章！”听了这话，众人大乐。 两年后在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周先生亲切地称刘旦宅和我“老搭档”，一起合影。我还专门请周先生给我谈谈“作家学者化”，这是当时王蒙提出的命题，我想写篇文章，在济南请程千帆先生谈，没想到程先生根本不同意谈这这个命题并说这是个伪命题。周先生却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作家必须学者化”的道理，周先生娇女周伦玲把我们当时谈话的情景照了下来，我至今保存着当时周先生谈话的录音整理稿。…… 时隔二十年，周先生把他的“奖掖后进”和“作家学者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支持刘心武以“秦学”讲“红学”上了。 周汝昌先生是老红学家，是中国红学会顾问，还是《红楼梦》新校本顾问，他的《红楼梦新证》等著作历来受到尊重。但周先生红学研究的立论相当特别，其立足点是“曹贾互证”，立论主要有两点：其一，《红楼梦》写的是曹家作为“太子党”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二，脂砚斋即史湘云。而刘心武的讲座实际上借助强势媒体对周汝昌先生的学说起了推波助澜、广而告之作用。可以说： 刘心武讲解《红楼梦》的理论立柱，来自周汝昌先生； 刘心武讲座若干年前，周先生已把讲座“关键词”写出来了。 具体的说，周先生《红楼梦考证》《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家世》等书的许多观点，实际是刘心武讲座的源头： 《红楼梦》是曹雪芹及其家庭的“自叙传”； 《红楼梦》用“暗笔隐文”写贾宝玉生于四月中，实际上曹雪芹本人“当生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 《红楼梦》写的是乾隆前几年曹家的事儿； 《红楼梦》写的“先皇”就是和曹家关系密切的康熙； 《红楼梦》里的北静王就是乾隆皇帝的第六子允禧； 《红楼梦》中，“日”为雍正，“月”为废太子胤礽；…… 刘心武讲座的基本观点，若干年前，周先生已有表述，比如： 周先生1983年在《红楼梦学刊》第4辑发表《双悬日月照乾坤》，提出：史湘云在大观园宴会上说的“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诗句来自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双悬日月”指的就是“两个皇帝”政治事件，史湘云用这个典故暗示“两个皇帝”的政治事件跟贾府生死攸关。 周先生还分析大观园宴会上其他诗句，比如“日边红杏倚云栽”，“御园却被莺衔出”，“双瞻御座引朝仪”，“采仗香桃芍药花”都是暗写北王和贾府的关系，都是《红楼梦》对政治斗争的描述。 周先生说：《红楼梦》里“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实际就是废太子胤礽，荣禧堂穆莳的“手书”对联就是废太子胤礽的手迹； 周先生说：雍正“深知曹家是太子的一党”； 周先生说：“到乾隆登位后，胤礽之子名弘皙，联合了皇室中对雍正夺位、残害骨肉怀有‘世仇者’，竟组成了‘影子政府’，并要乘乾隆在塞外秋猎时刺杀之，为乾隆查觉，铁腕制服了这场史家罕及的大政变。而雪芹一家的再次抄家，彻底沦亡，正是又被弘皙大案株连的惨痛结局。这又是引出‘红楼’的近因。” 周先生说：“元春的死，正是她随侍到中外围场期间，事变猝起，她乱中被敌对势力的人员乘机杀害了。”“六军不行，妃子只好以自己的性命解围了。这就是元春大小姐的悲剧。”…… 过去周先生提出这些观点，在多数红学家看来，不过是早被批倒的索隐派试图东山再起，不过是周先生原来的自传说跟索隐派横向联合，更加没根据。所以基本没人跟周先生商榷“废太子”之类的事。或许因为红学家有更重要的事一直在跟周先生商榷，比如，您为什么要造“曹雪芹诗”？曹雪芹原籍是哪里？支持“太极红楼梦”这种明显谬误合适吗？ 刘心武“将‘秦学’研究不断推进”时，跟周先生挂上了钩，周先生起了添火加柴、架桥拨火的作用。 比如，“秦学”的支柱“废太子对联”即“荣禧堂对联”，就是由刘心武和周先生共同研讨，隆重推出的，大体过程是： 刘心武“发现”“废太子对联”，以狂喜的心情写信告诉周先生。 周先生回信说：“废太子对联”异常重要，“我有一种新破解”，它跟《红楼梦》荣禧堂的对联“文藻风格”（相似）“怎么就和‘老千岁’那么相仿！” 刘心武喜不自禁，又写信：“‘楼上……江上……’一联，确实与《红楼梦》中‘座上……堂前……’一联太相仿了！何况当年胤礽确实以此给人题写过，估计不止是给徐嘉炎一处。” 等到刘心武到百家讲坛开讲时，胤礽“估计不止”写了一处的对联，就千真万确写给曹家并衍化成荣禧堂对联了。 周先生不知道所谓“废太子对联”原来是唐人刘禹锡的诗句，或许可以理解，谁能把古代诗词都背下来？何况一位双目近盲的老者？但有一点令人奇怪：刘心武是当代作家，他不懂得平仄，倒也罢了。难道周先生也看不出荣禧堂对联和刘梦得诗句风马牛不相及？还需要“晚辈”蔡义江专门上一堂诗词平仄课？ 他们的互相激励的通信，刘心武都收进《红楼望月》一书。 周先生零零散散的观点到了刘心武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中，整合成系统，用小说家娓娓动听的语言，细致生动，循循善诱讲给观众听。 如此说来，刘心武是借山砍柴？一定程度上，应该算吧。 不过刘心武比《劳山道士》里懒惰的王生要强一些，他砍柴非常勤勉，收获颇丰。对周先生的观点有不少发扬光大。 比如说，周先生创造“乾隆制服政变”故事时写个“史家罕及”，意思是：这事历史学家没怎么记载。刘心武讲座对“史家罕及”有了小说家的创造性发展：乾隆镇压了叛乱之后，亲手销毁了弘皙谋反、曹妃被杀的档案。当然此前先得创造出：曹雪芹“可能”有个姐姐，这姐姐“可能”先后得到废太子、“废太孙”、乾隆皇帝宠幸。 红学及古代文学研究者、清史研究者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分析刘心武讲《红楼梦》比比皆是的硬伤。有意思的是，刘心武硬伤的类型、“伤情”，都跟周汝昌先生出过的硬伤如出一辙。 著名文献研究专家王利器先生在1980年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期发表《＜红楼梦新证＞证误》，指出周汝昌四十几处硬伤，总结为“十大罪状”：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贩，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祖，前知五百年等。 王利器给周汝昌总结的硬伤十特点，几乎都能在刘心武讲座找到例证。这说明刘心武的“研究方法”，实际是对周先生照猫画虎。 比如，刘心武指鹿为马把刘禹锡的诗误归废太子，且在蔡义江指出后再做狡辩，就深得周汝昌先生给曹雪芹造假诗的真传。 那是发生在文革中的一件咄咄怪事。 曹雪芹除《红楼梦》之外，留存人间的文学作品只有两句诗，就是收在敦诚诗集里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敦诚的诗集是谁发现的？吴恩裕先生。 1971年12月26日周汝昌先生写信给吴恩裕先生，抄了首“曹雪芹的完整的七言律诗”，其中包含了“白傅”这两句： 周汝昌给吴恩裕的信说：“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 这首诗引起红学界热烈争论，有人认为是曹雪芹的，有人说是伪作。吴世昌、徐恭时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5年第2期发表长篇论文《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说：“我们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曹雪芹的原作，绝无可疑。” 1976年后，有人暗示：所谓“曹雪芹完全的律诗”是周汝昌先生根据曹雪芹两句遗诗补全的。吴世昌坚决不信。后来周汝昌自己出来承认这首诗确实是他所补。吴世昌仍坚持到底，认为，这诗只有曹雪芹能写出来。 于是，吴世昌先生这位以“科学考证”和“辩伪”著称的专家无形中成了自己的反证。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这样评述：周汝昌“续作曹诗冒充真品让一些成就卓著、恃才傲物的考证专家出尽洋相、盛名毁于一旦。” 大名鼎鼎的吴世昌遭遇“假诗门”后尴尬异常。李希凡大师兄告诉我：发生了“曹雪芹律诗”事件后，吴世昌再不和周汝昌搭话，有一次日本学者访问北京，红学家聚会，吴世昌后到场，一见周汝昌，扭头就走，厉声说：“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 陈维昭《红学通史》这样归纳周汝昌，他“痛恨红学主流”，“喜欢跟红学主流为敌”，“他热衷于发动群众战争，他更愿意鼓动文化下层的莽夫去冲击红学主流。这种冲动是那么的执着，以至于他对于莽夫的错误、无知与野蛮熟视无睹。” 这段话当然切中肯綮。但为什么周汝昌会这么干呢？实际上，周汝昌一直以红学正宗主流自居。长期以来，红学界却几乎没有人承认他。于是周先生便恼羞成怒，处处与红学界对着干，连太极红楼梦的观点，他都极力吹捧。现在更找到刘心武这块好材料，他怎么能不倾全力一搏呢？ 刘心武实际上担承着替周汝昌负弩前驱、冲击红学主流的莽夫角色，只不过这次周汝昌发动用来冲击红学主流的，并不是什么“文化下层”，而是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文化上层”。 那么，刘心武怎么形容他和周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呢？他在《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里说：“……他在‘红学’研究中却仍然充满朝气，仍时时发表出惊动学界也引起一般读者注意的独特见解，他那固执己见的劲头，常令与他观点不合者既“窝火”又不得不费力对付，他还常常挺身而出，为民间一些‘红学’研究者、爱好者‘护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与观点乍听乍看觉得‘荒诞不经’，也还是应该允许其存在，可以批驳却不必呵斥禁绝，这种雅量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尊重他的一个因素。” 而周先生是如何看待刘心武的秦学呢？他在《铁网山·东安郡王·神武将军----致刘心武》中写道：“你这篇书简写得好，内容十分重要。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相互启发切磋和共识，已然逐渐显示清晰，可说是红学史上一大‘突破’。因为，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红楼奥秘。”这封信收进刘心武的《红楼望月》。 刘心武站在百家讲坛，打着“平民红学”旗号，得到公众热烈追捧，声势非凡。在一般读者、观众看来，是知名作家成了红学代言人。很新奇，很好玩，很有意思。在深谙红学界内幕、向来不同意周先生“搜奇猎异”的红学家看来，是索隐派在强势媒体和群众层面上获得成功。 在大多数红学家看来，新红学原来就是在否定蔡元培等“索隐派”基础上建立的，经过八十年发展，对《红楼梦》小说思想艺术的研究和对曹雪芹家世、生平考证成为红学研究主流，成果蔚然。现在，周先生为一位小说家做后盾，借助百家讲坛一方宝地，重新矗起索隐派大旗，以所谓“草根红学”“平民红学”向红学学术规范挑战。 于是，在红学家对刘心武汹涌的批评声浪中，终于出现了对“个别红学家”即“有的学者”旁敲侧击、却尖锐批评的话语： 沈治钧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一期《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一文中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刘（心武）书中的一些引申发挥，正是以个别红学家的错误观点为基础的，如曹家有个乾隆帝的妃子，‘义忠亲王老千岁’暗指康熙的废太子胤礽等等。有的学者借考证之名行索隐之实，游谈无根，固执已见。对于走火入魔的奇谈怪论，非但不加劝阻，不予引导，反而无原则地吹捧揄扬，有意纵容。又经不住蝇头小利的诱惑，为文贪多求快，粗制滥造，无病呻吟，叠床架屋，甚而为老不尊，自玷羽毛，甘当‘红学大跃进’的排头兵，成了知识界的笑柄。” 沈治钧“红学大跃进”暗指一年出八本红学论著的周先生。 沈治钧指“有意纵容”奇谈怪论的“个别红学家”是哪位？ 显然也是对“红学”下过特殊定义的周汝昌先生。 什么是“红学”？哪些是红学研究范围？红学家一般认为：作者、版本、探佚、思想、艺术都是红学。 周先生却主张：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比如说，人物性格、语言、形象，不能算红学，只能叫“小说学”。他在《红学辨义》里说：“红学作为名词，成立实晚；作为实质，发生最早，早在作品一经传出后立即发生了的。红学的真正主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就是‘本事’。” 按照这个观点，所谓“红学”其实是不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而是“猜笨谜”的学问。 刘心武的“秦学”，就是按周汝昌先生的定义做的吗？ 刘心武假手“外援” 红学家戳穿“春秋” 刘心武热，热出国门，热到美国。 据刘心武透露：他之所以接到美国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正因为美国“有关方面”看到中国红学家对他的批评。 有趣！这就叫“成也萧何败也何”！ 有位当时在美国探亲的红学家却说：邀请刘心武的是美国一家“非学术的民间团体‘华美协进社’”，也不是什么讲学，而是受邀参与“周末休闲娱乐活动”，地点是哥伦比亚大学，听众是海外游子。 有趣！现在这个世界已成了“地球村”了，任何人说的任何事，都可能被其他人从其他方面来反证。刘心武讲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夏志清大声叫好的事，也有人认为值得推敲。 内蒙师大教授李爱冬有位朋友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就职。哥大那位女士跟夏志清一起去听了刘心武的报告。她告诉李爱冬，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们认为，刘心武的讲座是“很不成样子的，很不令人信服的。” 无巧不成书，李爱冬若干年前还对刘心武自己的小说《钟鼓楼》提出过异议。李爱冬是地道的北京人。她看过《钟鼓楼》之后，给《北京晚报》写过一封信，一一指出，小说里边有些对北京旧生活的描写是错误的。她还说：写京味小说最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北京晚报》没有发表李爱冬的信。 刘心武美国讲学时，托人送书给余英时先生，刘心武回国后，余英时写给他一封信，他把信发表在《文汇报》上。 余英时何许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化思想史著名专家；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很有影响；他曾调侃性地把不研究《红楼梦》、专研究曹家，起个名儿叫“曹学”，引起周汝昌先生不悦，这“曹学”却被红学界沿用下来。胡德平、杨乃济，甚至周汝昌先生就被称为“曹学家”。 刘心武公布余英时的信，有这样的话： “两周前收到梅振才先生转寄大作《揭秘》二册，喜出望外。先生近来为‘红学’最爱欢迎的作家，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钦佩之至。所赠两册为先生自用本，改正误字，更为可贵。……” 刘心武这样解释余英时的信：“余先生在‘红学’上造诣极高，但与周汝昌先生观点并不相同，没想到他能抽暇读我两册《揭秘＜红楼梦＞》，并来信鼓励。近悉余先生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人文奖’（终身成就奖）。我将此信公开，意在与大家分享从余先生谦虚风范、博大襟怀中获得的精神滋养。” 刘心武还通过解读大洋彼岸红学家余英时的信反击批评他的红学家：“这边有的专家批判我，其实并没有去读我的书，只是远远一望，就觉得我大逆不道，必欲排除而后快。余先生耐下心读了我的书，他的肯定语是‘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这不是随便夸奖的客气话。据了解余先生的人士告诉我，他是从不随意拿便宜话客气话敷衍人的，这说明他看出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细读’，并且使用了通俗的类似推理小说的文本策略。” 刘心武说余英时的信“表达出一个学术大师对一个外行爱好者的尝试性研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他未必赞同，却鼓励我‘开辟新园地’，这是多么博大的学术襟怀！” 刘心武发表余英时的信并写文章解读、接受记者采访，引起红学家热切关注。《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发表沈治钧教授的文章《对余英时一封信函的另类解读》，语词之强烈超出前此红学家批评刘心武的所有文章：“读者不妨设想，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史家，作为一个极力主张‘从文学观点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专家，作为一个历史考据与‘文学考证’的出色行家，作为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正直君子，作为一个对于擅长政治投资与商业投机的无行文人一贯疾若仇雠的狂狷之士，作为一个大体了解‘揭秘’风波真相的知情人，余英时可能会对《刘心武解秘红楼梦》表示赞赏吗？可能会在信中对其作者表示‘鼓励’吗？我是绝对不信的。”这段话，每一句都是对余英时正面肯定，每一句又是对刘心武的反讽。 沈治钧认为“余函对刘书及其作者非但毫无‘鼓励’之意，反而明确表达了断然否定的态度。”他根据对《抱朴子》的考证，提出，“思入微茫”实际上是“微茫欺诳”典故巧用，又引李白诗句“烟涛微茫信难求”，说明“微茫”即虚无渺茫。他用挖苦的语气说：“余函皮里阳秋，柔中带刚，批评刘书满纸荒唐，讥讽作者不学无术。函中称刘先生为‘作家’或‘文学家’决不及于‘学者’字样。所谓‘最受欢迎的作家’、‘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思入微茫’、‘引人入胜’等，精选此等具有特殊针对性的语句，竟是在评骘一部其作者自引为无上荣光的‘学术’之作，褒乎？贬乎？” 沈治钧还说：“函中明指，刘书的‘始点’为周汝昌的成说，而非《红楼梦》小说文本，则其‘新’可知。余英时对于新旧索隐派，对于周氏所固执的‘自传说’，均持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他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讲得再透彻不过了。” “余英时资源”得到超常运用。刘心武将余英时的信同时发在《北京晚报》《温州晚报》《广州日报》等若干家报纸上，还变成新书《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的广告词：“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开放思维，页页新意迭出。共享红学，嘤嘤争鸣求友，倒食甘蔗，节节回味无穷”。 余英时从1981年开始，就没有再涉足红学，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封“八行书”，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居然得到如此物尽其材、巧夺天工、轰轰烈烈的使用吧？ 刘心武借央视百家讲坛自重，红学家借《红楼梦学刊》辨诬，小报摇旗呐喊，网络自由互动，所谓“红学家群殴刘心武”，成了长达两年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而据网络调查，百分之八十的网友支持刘心武。不认同批评刘心武的红学家。于是成了：“红学专家们围殴刘心武，民众群殴红学专家”。 红学专家“围殴”刘心武，是因为刘违犯了学术规范，民众群殴红学家，是因为什么？有位网友这样剖析民众对红学家的“群殴”：“什么叫‘群殴’，这才叫群殴！一群什么都没有看见的跟着打太平拳，也不知打的是谁，也不知为什么打，反正别人喊打，也跟着喊打，别人围攻，也跟着围攻，可是究竟为什么，是一点也不愿费劲去搞清楚的。反正跟着大伙喊没错。这就是今天如此众多的人跟着高呼挺刘，骂红学家的原因。这也是什么叫围殴的最好注解。” 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忽然变成网友口水战，啥也弄不清就打太平拳，是刘心武的悲哀，还是红学界的悲哀、学术界的悲哀？ 1、本文写于2007年夏，故不涉及2007后相关话题。经冯其庸、蔡义江、吕启祥多位红学家审读补充，本应编入《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作家出版社2007首印十万册），后阴差阳错未收入该书，收入商务印书馆2013《红楼梦风情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