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域歧视到种族战争： 统计学注重“方差”的社会学意义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追求和谐、大同与平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得不面对冲突、两极分化、和战争。同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幸运，生于长于一个和平的环境，没有亲生经历过战争，但是，对冲突和对抗却感同身受、记忆深刻。 我在上海长大，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上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地人、特别是歧视长江以北人口的地域偏见。来自于长江以北的人被称为“苏北人”，他们居住的地区被称为“下之角”（上海话读作“胡渣裹”），虽然那时还没有蓝领，白领，或高端，滴短人口（晕，这竟然也被河蟹。。。）的说法。 长大了到美国读书，更是亲眼看到渗透于这个社会骨髓里的“黑白冲突”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世界，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其实不是。比如，涉及到黑 人白人及有关种族冲突的话，是绝对不能随便说的。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因为开了一句关于黑人的不恰当的玩笑，结果把工作都丢了。2014年在圣路易斯的弗格森区，因为白人警察执法不当打死了一个年青的黑 人，而引发了全国的抗议和骚乱，它造成的恶果至今犹存。 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 – 2008)发表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一书，认为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将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战争，取而代之的将是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伊斯兰教与其它教派的冲突。世界格局不幸被Huntington 言中，他的著作发表仅7年，便爆发了911事件、美国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以及活跃于中东的极端组织令人发指的滥杀平民的事件。 大同和平等是理想，与其做不到，不如承认差异和多样化，在这方面，统计学对差异的分析，有着深刻的哲理。 统计学有一个描述差异和多样化的指标，叫“方差” Variance。这个指标首先求出差异的平方和。在它的分子上，我们首先算出单个个体与平均数的差异。为了弥补差异加总后正负抵消的问题，我们先计算差异的平方。求平方的目的，就是先将差异“放大”：如果某个变量的平均数是5，张三在这个变量上的值是7，李四的值是3，这两人与平均数的距离分别是2和-2，加总后正负抵消，差异为零。为了确切描述出差异，我们先将差异作一平方（2的平方为4，-2的平方也为4，并且永远是一个正值）。将所有差异的平方加总，我们得到了“差异的平方和”，这个值就不会出现“差异消失”的问题。在这个“平方和”的基础上再除以一个样本或总体的单位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个描写差异程度的统计量“方差”，或曰关于离开平均数的平均差异。方差是统计分析中最重要的指标。任何变量，大方差值表示高变异度，小方差值表示低变异度。所有对研究现象的分析解释（比如回归），到最后都可归结为不同解释变量所拥有的群体之间在方差上的差异。我们对群组之间在平均数上的差异所作的分析不叫“平均数分析”，而叫“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就是因为我们承认差异，只有对异（方差）有了深刻的认识，然后才能对同（平均数）作出合理解释。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差异永远存在，而相同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承认差异并且做到不同差异人群之间的和睦相处，就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今天，“多样化”Diversity一词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成为学术界和不同利益群体所推崇的词汇。 这个多样化，可以泛指不同人群的差异，包括性别、种族、文化、宗教、性别取向、年龄、收入、教育等等任何可以看得见或想象得到的差异。推崇多样化是人类承认区别并且走向和谐的重要一步。Diversity 一词今天的广泛使用，恰巧印证了统计学“方差”思想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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