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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生产的家具。它形成于明代中期，以用料名贵、结构科学、造型典雅、尺寸合理而著称，是明代家具风格的塑造者和主流，常说的明式家具实际上从渊源上来说都是源自于苏式家具。 苏杭自古繁华，到了明朝中期随着赋税制度的革新，农民负担得到减轻，社会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社会秩序安定，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江南的苏、松、嘉、湖、杭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蚕桑丝织，冶金瓷器等手工业极度兴盛，市场商业高度繁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这片诗情画意水土孕育了无数个性鲜明，思想自由的文人雅士。众多外乡的文人墨客也纷纷移居这里，一时文人名士荟集，也成为了文化的中心。很多学派也如雨后般的春笋，破土而出，江南著名的吴门画派、乾嘉学派、泰州学派等就诞生于此时期，这种大背景下苏式家具流派也应运而生了。 明清时期，江南的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修建园林，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其数量为全国之首。中外闻名的拙政园、留园、退思园等都在这一时代建造的。这些文人雅士们追求超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诗画。家具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而且是点缀居室空间的重要物品，自然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格外关注。这些文人士大夫通常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品位，在家具定制的过程中或者是亲自绘图造型，或者是全程参与监制，甚至还有人专门针对家具著书立说进行研究分析。因此，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禅宗的见性明心和道家道法自然这些思想，自然就融汇进入了苏式家具的体系，使苏式家具饱含文人性情。苏式家具之所以木秀于林，流行数百年，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这一点也是苏式家具的精髓所在。现在有一些模仿和仿制苏式家具的，往往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就是因为缺少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自身修为的不足。 苏式家具造型简约大方，线条流畅，尺寸合理，在设计上吸收了宋代家具风格。在用料上主要以黄花梨、紫檀、铁力木、鸡翅木、瘿木等木材为主，这些木材坚硬质密、色泽独特、纹理优美。江南地区本不生长此类木材，这些木材大多是通过海上贸易所得，可谓来之不易，所以工匠在施工过程中都精打细算，慎之又慎。设计者们往往首先根据木料的大小，顺应木材的形状，合理的设计出相应的家具造型，做到木尽其用，长此以往，就养成了一种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这是使苏式家具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体形比较大家具中制作中，为了节省材料，则通常采用包镶作法，他们常常以杂木为内部框架，外面镶嵌硬木薄板。这种做法看似有些投机取巧之嫌，实则非常耗时，对工匠的手艺经验也是极大考验。因为木性不同，杂木和硬木在结合时缝隙容易显露，影响美观，所以对工匠们的斧工、凿工、刨工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另外，杂木容易扭曲变形，需要对其进行浸泡，蒸干等繁杂的工艺方能使之与硬木结合，以此来减小误差，力求合缝严紧，不露痕迹。通常他们巧妙的将缝隙留在家具的棱角部位，粘合好之后再进行抹棱去角，变得圆润光滑。实际上苏式家具不论在棱角、部件截面、局部图案，都进行了打磨处理，所谓的“明圆清方”便是这样出现的。这些家具的缝隙如不细细观察，亲手抚摸是很难发现的，还以为是一木所制是“天成之器”。这样一来家具的线条就变得明快流畅，优雅自然，这都有赖于苏家具制作者的超人智慧。 苏式家具风格简约清秀，注重注入文化内涵，气韵高雅，一般没有太多的雕刻修饰。修饰手法也通常以浮雕、线刻、嵌木、嵌石等手法为主，其内容题材大多都是字画、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人物与瑞兽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二龙戏珠、龙风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使用，大多借其谐音，寓意吉祥，局部装饰花纹多以缠枝莲和缠枝牡丹为主，也有的采用草龙、方花纹、灵芝纹等图案，常用的镶嵌材料多为玉石、象牙等名贵材料。
从明代后期一直到清朝，中央政府都屡次颁布禁海令，致使苏南地区的本来就来之不易的硬木资源严重缺乏。明亡清兴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迎合上层社会骄奢的心理，家具的造型和装饰急速向富丽，繁缛，重其外表而轻内涵气韵的方向发展。到了清朝康乾年间，由于主客两方面因素苏家具急剧衰落，能进入宫廷官宦之家的家具越来越少。为了寻求市场的需求，苏式家具逐渐转向普通家具市场，不得不吸取广式家具风格，被迫“转型”，于是有了“广式苏作”之说，从而形成了清代苏式家具风格，在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取得市场，也让苏式家具得以走进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普及起来。虽然苏式家具失去上层社会的宠爱，但其高雅的气韵和浓厚文化内涵一直为世人所推崇，所以苏式家具不再限苏南地区，在全国各地都其继承和学习者。 广式家具是指以广州为中心，广东地区生产的硬木家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朝廷已有广式家具出现。清初，广式家具的豪华造型满足了统治者对富贵的追求，成为清廷家具的主要来源。清中期，广式家具受欧洲巴罗克式和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影响，在造型和装饰上达到鼎盛时期。其用料奢华、体质厚重、雕刻繁缛，在清代中后期迅速风行起来，形成一种潮流，成为清代家具的重要风格之一。 广州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是我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同东南亚及阿拉伯等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门户。明清时期，它成为我国“得风气之先”，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明代中叶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广州，再进入中国内陆，他们以传播欧洲科学文化为手段传播天主教，其中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广东地区，处于门户开放的最前沿，中西文化因而得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更大规模、更迅速地碰撞、吸收和融合。 广州由于是东南亚各国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港埠和通道，南洋各国盛产优质木材，木材外贸在这些国家出口货物中占很大比重，大批优质木材源源不断从南洋运到中国，中国政府亦常派官员赴南洋采伐。同时，广东、广西又是中国贵重木材的主要产地，品种也比较多。据《博物要览》记载:“花梨产交（交趾)广(即广东、广西)溪涧，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做器具、桌、椅、文房诸器”。从史书记载，可以知道广东制造家具的木材比较充裕，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得广州的家具制造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原料充分，加之经济不断发展，清统治者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表现出极大的欲望，他们追求一种绚丽、繁缛、豪华、富贵之气，原先的明式家具不能符合他们的口味了，于是清式家具产生了，而清代家具的主要代表便是广式家具。当时，广式家具在追求豪华、优美的效果时，用料毫不吝惜，造成了用料粗硕的特点。特别是在雍正、乾隆以后，达官显贵阶层在生活不断追求豪华气派，尺寸随意加大放宽，以显示雄浑与稳重，而广式家具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迎合他们的审美情趣，清宫造办处曾经专门设立了“广木作”部门，专门承担广式木工的活计。于是广式家具迅速取代原来苏式家具的地位，成为清廷具有独特艺术风格主要家具来源。清康熙的著名戏剧家李渔在游历广东后说:“予游粤东，见市廛所列之器，半属花梨、紫檀，制法之佳，可谓穷工极巧。 广式家具的更大发展是在清代中期以后，其时由于欧洲文化史上风靡一时的巴罗克式和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以及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欧洲豪华而瑰丽的装饰工艺，随西方文明一齐传入中国，广州城内西洋建筑风格的商馆、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西贸易兴盛，西方国家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市场，尤其是罕见的钟表、珐琅器、天文仪器等，引发国人的极大兴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对西洋器物无不倾慕之至，以拥有为时尚。由于上层社会的青睐，它在清中期开始取代苏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清代家具的代表，其出口范围、数量以及名声都远远超过苏式家具。从艺术角度与整体来看广式家具，它虽有别于苏式家具的正统淳朴，但广式家具能在结构上保留传统的优良工艺，又能在形式上吸收西方华丽的装饰风格，在应用功能上也勇于创新，从而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广，所以广式家具也是中国传统家具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广式家具特点 广式家具呈现出了许多独特的艺术风貌，具体表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洋纹饰的应用 有人将广作家具的成功看作是对西方审美的一次最早、最普遍的接纳，因而，西洋艺术风格成为广作家具不可避免的重要艺术特征。这种来自西洋的艺术影响在广作家具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造型和纹饰，其中，又以纹饰最为直观。广作家具上的西洋纹饰有两大类：其一，直接取材于国外的纹样，如一种名为“东洋花”的纹样，也有人称其“摩登花”，实则为向日葵，不仅样子新颖，也有蒸蒸日上的美好寓意。其二，中西合璧的纹饰，乍一看是传统纹饰，但仔细观察却能看见混搭其中的西洋花纹。 二、功能人性化 “席不正，不坐”，这是孔子在数千年前提出的礼仪之道，进而成为古典家具制作的法则之一，在“正襟危坐”的礼仪诉求之下，古典家具的舒适性被逐渐弱化，但观察广作家具，我们却能发现对于家具使用功能和人性化追求的回归。这种对家具实用性的强调，也是受到西式家具“人本主义”的影响。家具的威严和生疏让位于舒适，这种看起来颇为现代的设计理念，在清代广作家具中随处可见。例如，椅背不再笔直，而是带有适当弧度;椅面做成“堕面”，略有倾斜，乘坐更为舒适…… 三、用料壮硕 作为贸易港口，广州拥有丰富的进口木材资源，充沛的原材供给使广作家具制作形成了用料壮硕的特点。为讲求木性一致，广作家具大多用一木制成，用料清一色，从不拼材，不参杂使用各种木材，保持了家具用材收涨系数的一致性，让家具更为耐用。同时，广作家具造型多弧度较大的曲线，如内翻的腿足、突出的椅面等，在制作这些结构时，广作匠师们基本都是一木挖成，与苏作家具的精打细算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广作家具不油漆里，使木质完全裸露，使人一眼明了材质优劣，算得上是清代的光身家具了。 四、重雕刻 由于受到巴洛克和洛可可家具的影响，广作家具也十分注重雕刻，且风格细腻，雕饰面积颇广。一些家具几乎整件满雕，使家具演变成了精美的雕刻品，因此广作家具中也有“卖花”一说，即指广作家具重视雕刻、雕工精湛的特点。而广作家具的雕刻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建筑雕刻的影响，高浮雕和圆雕较多，并结合了透雕等多种手法。 五、巧镶嵌 在我国的许多地域都有镶嵌工艺品，但将镶嵌与传统家具完美结合的，广作家具堪为翘楚。为了追求色彩绮丽的艺术效果，广作家具的镶嵌材料十分广泛，通常有大理石、玉石、宝石、珐琅、陶瓷、螺钿、金属、黄杨木、象牙、琥珀、玻璃油画等。其中嵌大理石和螺钿是最为常见的，甚至有人说，如果看到一件家具同时嵌理石和螺钿，那么基本可以断定为广作家具了。在广作家具中，一般用整块的大理石做成桌面或椅背，这样不仅装饰效果美观，更能在岭南的酷暑之中为使用者带来一丝凉意。广作家具上的螺钿镶嵌则可分为白色和彩色两种，镶嵌之后的艺术效果颇有巴洛克式格调，十分新颖别致。而嵌玻璃油画则带有明显的广作洋派气息，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喜爱。除镶嵌之外，广作家具中描金、彩绘、掐丝珐琅等多种手法兼用的情况也很常见。丰富的装饰手法使广作家具呈现出缤纷华丽的视觉效果，让人印象深刻。 所谓的京式家具是指北京地区上层社会的家具，即清宫宫廷作坊如造办处、御用监在京制造的家具，以黄花梨、紫檀、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京作家具比苏作和广作都晚，是清代雍、乾两朝才有的，早期的京作应该是清宫造办处及造办处出样监制的那些家具。行里人也称它为“贡作”。京式家具造型线条遒劲，大开大合，豪华尊贵，气韵庄严，带有典型的皇家风格。它是一股子皇家的霸气，是一种帝王的尊贵和威严，是一种强悍的气魄。 在明清时期北京附近，如天津，河北等地本来也有很多家具制作作坊，但受经济、地理等客观因素制约，都是生产一些柴木家具或材质粗劣的低端产品，而真正京式家具是在清代产生的。明朝覆亡时紫禁城遭到了严重损坏，皇宫内陈设的家具器物自然也难免浩劫，满清入主以后，便大修宫室、园林、添置家具器物，在这方面清政府可谓竭尽财力，皇室贵族们也开始相互攀比。初期清政府沿袭明朝旧制从苏州采办家具，但随着广式家具兴起，很快得到清室的垂青。从乾隆年间便开始放弃了苏州，到广州采办，但是广州到北京距离遥远，采办的进度远远不能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清宫的造办处下设制专门造家具的机构，开始招募苏广地区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专事木作，从广东沿海输送上等黄花梨、紫檀等硬木以备其用，在苏广两式家具艺术交融下，京式家具流派的就顺理成章的形成了。 清代宫廷御用家具，材料与费用均出自于政府财政，其用材既有明朝遗存的旧料，也在海外积极采购，另外还有民间的收纳进贡，材质都精良无比。现在从故宫博物院里的家具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用料不厌其精的特征，有些家具上面镶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货真价实。 因京式家具是在苏广两式的交融下产生的，所以京式家具风格介入苏式和广式之间。但这并非是指京式家具继承了苏广两式优秀的基因而超越苏广，实际上作为宫廷家具，京式家具风格一方面普遍学习苏式简约之风和广式华丽之气，另一方面还是逐渐向追求富丽豪奢的皇家风范发展，在皇权尊严的潜意识下，京式家具也带有骄矜，奢靡的习气。 但是，京式家具在法度严谨和整体协调性上是其它家具流派不能企及的，在严格的封建纲常礼制下，造办处出品的家具，其尊卑之别，主次之分，大到套装类，小到一件家具的型制修饰都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家具还与清宫的建筑、藻井、窗饰等宫廷陈设都保持着高度协调。现在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乾隆时期家具大部分出自造办处，是最正统的京式风格，其法度之严谨，整体之协调令人叹为观止。 在修饰方面，京式家具与广式风格相差无几，但其用材和内容有所不同，其装饰材料偏于更名贵的，金、银、玉、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力求显示宫廷家具的尊贵，异于民间之物。其修饰内容风格独具，它多采自殷商青铜器和汉代石刻艺术，常用的纹饰是象征天子身分的图腾，夔龙、夔凤、蟠纹、螭龙纹，以及兽面纹、雷纹、蝉纹与勾卷纹等，这些不同形态的纹饰，古朴典雅，肃穆高贵是京式家具的重要闪光点。 清朝晚期，皇室衰微，京式家具制作数量明显减少，现存的京式家具原件多为乾隆至道光年间作品。清亡以后，故宫再次遭到破坏，这些家具散失到寻常百姓家后多因保管不善，很多已损毁和外流，现存不多。民国年间一些京派旧匠虽然有技艺，但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便以杂木冒充；民间庸工们更是胡来一气，所以民国年间的京式家具已经京味全失了。 京派家具以宫廷家具为主，派生于苏广两家，继承了这两流派的大部分工艺手法，并且有所发展，尤其是在修饰上更加正统，注重传统文化内涵，以及把多种工艺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过于富丽豪华，骄矜自傲，但我泱泱中华，自古就威服四邻，德化八方，京式家具作为统治阶层的御用器具，含有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也是难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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