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渤丨“魏晋风度”的当代体现——林涛书法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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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的当代体现

——林涛书法印象

作为一个局外人，对当今书法艺术的情感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甚至是如鲠在喉，不便言说的某种痛苦。

在彻底摆脱了实用性而衍化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活动之后，书法艺术的当今形态的确不好描述。在传统文化品类全面遭遇挑战，甚至更多地濒临灭绝的状态下，书法却可谓其兴也勃，其势也大，一枝独秀般地繁荣了起来。这种繁荣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一点是不可回避的，这便是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后所发生的相互推动。但它其中的尴尬是书法作品被突如其来的市场利益所裹挟而成为商品时，它并不依托于一个规范的市场原则和市场价值评判体系，其商品的价值标准是书写者的身份与身价，而这一切又不完全是市场所赋予的，它的直接依附体是书写者的头衔，而头衔的生成更多的是一种官方式任命的结果，是与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机制的衍生结果又是一个复杂和无法言论的问题。所以当今书法作品的市场价值，俨然带有了买办和官僚资本的性质。这既是市场发育相对畸形的产物，也是体制、机制不完善所带来的尴尬。

在这种背景下，谈一个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必然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在于你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去分析和解读，它只能停留在相对纯粹的学术剖析或者带有功利性的宣传层面，并不具备市场元素的介入与诱导，更何况笔者还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局外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来谈谈我所熟悉的书法家——林涛。尽管这种谈论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述一些个人之见罢了。

林涛的从艺之路简单而复杂，言其简单在于他自幼喜好并长年坚持不辍的研习之路；言其复杂在于其高考后所经历和从事的医学教育和医生的职业。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其中实有一大把柄”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均有较高的地位，而且他亦精通医术，有时甚至以行医为生。由此看来，医学与书法并非不搭界的两门学问，或许还真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而且人的阅历的繁富和学养的积累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所谓触类旁通，启迪心智是也。

童书业先生说做学问必要有一个“老营盘”，习字研书，亦是如此。每一个书法家必有所宗崇的根源。从这个角度讲，林涛的书法创作在其根本上是宗崇“二王”书风的。笔者曾多次见其临习“兰亭序”且常年不辍，多得神妙。一个书法家喜爱并宗崇一代宗师，必然与他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有关，而这一切，又与他的个性、阅历、思维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不无关联。

“二王书风”是魏晋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时代特征在书法领域的集中体现。魏晋时期，“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恋。”（以上见李泽厚《美的历程》）以玄学为代表的社会思潮成了“魏晋风度”的核心的内涵。汤用彤先生说，“神形分殊本玄学之立足点”，“按玄者玄运。宅心玄运，则重神理而遗骸。”（见《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的魏晋风度，“这优美的自由和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疱丁之中肯，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宜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见宗白华《 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上述诸家对魏晋社会思潮与书法创作之关系的论述可谓精僻入里。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集中体现魏晋书法创作艺术大成的“二王”对今天的意义，亦或说是与林涛书法创作的意义，其中的堂奥究竟是什么？

玄学笼罩下的魏晋思潮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这与当今人们尊崇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不无相似之处。另外，魏晋玄学中道家思想是其基础和根源，这又与人们在当今各种欲望纵横充斥时寻求一种自我完善和超脱的精神追求相一致。我们说当今人研习书法，在许多时候是追求一种心情的修炼和淡泊宁静的心理状态，大概即是指此意，陈寅恪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提出过晋人书法与道教写经有关（见《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人之所未发，至为精当，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并未在后人中引起重视。它或许可以为我们研究写经书法提供某种借鉴。魏晋时期士大夫之个体自觉既随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之发展而日趋成熟，而多数士大夫个人生活之优闲，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兴趣与大群体之意识，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性情之所在。亦因此之故，草书始为时人所喜爱，盖草书之任意挥洒，不拘形踪，最与士大夫之人生观相合，亦最能见个性之发挥也。（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魏晋行草书艺术的出现与发展，特别是这其中蕴含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审美取向以及时代氛围，其关系是十分直接的。这与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确有许多的暗合之处。但是与魏晋时代风潮相一致，这样的精神追求，是需要一定的思辩能力和精神素养方能完成。否则它会走向人的精神世界的虚飘与处世行为的消极没落，而无法成为一种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心性凝炼与提升，更无法成为艺术创作中的品格追求和精神情感的升华。

林涛兄生性淡泊旷达，但不无郁勃之气。他既有与他出生地气质禀赋相契合的那一份沉稳与憨直，同时又兼见雄健刚毅，率性而为、敢作敢当的豪爽之风。他在沉稳之余往往将思想的落脚点放在对一些事物的思索与考量之上。他善读书，善思索，在学养的积累之余，更加注重思悟的所得，与之交淡，每每能听到惊妙之语，与一般搞艺术的人往往情感大于理智不同，他给人一种理性色彩更为浓烈的感觉，这或许与他曾经从事过的医学事业有关，但又不是全然如此。的确，对品格心性高洁的追求是林涛日常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他身上，很少能看到尘俗的一面，他的为人与他的书法一样，往往给人以超逸脱俗，自然酣畅的感觉。林涛对超逸洒脱的追求，建立在他深沉、厚实的思辩基础之上，他有时也充满着“进”与“退”的矛盾，但他的“进”“退”之难，最后变为在书法园地寻找到的那一块净土上的驰骋玄思和超脱旷达，使从艺与修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写至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二王”书风对于林涛这一个体的意义了。我想，学“二王”是需要条件的，这种条件是一个人心性的修炼，是学养积累基础上的思辩考量，是心志脱俗谛之桎梏后的飘逸潇洒。人们面对纷扰的尘世，所选择的人生方向和审美尺度是五花八门的，但在纷扰之中去努力寻求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一块属于灵魂的安闲清净之地，虽然有时看似一种理想，但毕竟体现着我们当今社会一部分的精神追求，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境界，这或许是“魏晋风度”亦或是“二王”对今天人的意义，也是对林涛的意义。

纵观林涛的书作，一股源自“二王”的清朗俊逸、格清气爽之风致扑面而来。他在一种简约清秀，浓淡遒丽中诉说着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和体验。王献之曾说：“古之草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穹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这种“草纵之致”来自思想的活跃与开放，来自思维的捭阖《纵横和游思驰骋，所以才能达到唐太宗所说的“烟霏露结，状若断而不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的境界。林涛将自己的诸多思索和情感蓄积凝于笔端，他常年畅游于历代名家之帖学之中，但所宗崇的不离“二王”酣畅淋漓，纵而能敛的求美路数。这与他的性格和审美取向相一致，也是他妙悟的必然。他的情感方式总是理性与感性相杂糅，而情感表达不完全是直白的，渲泄而是理性沉淀后的施放。

王献之书法拓本

在“二王”之间，林涛更注重王献之，在行草结体上多取王献之“外拓”之法。明何良浚言“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张，故萧朗多姿，”“右军用笔内”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见《四友斋书论》）沈尹默先生亦言，羲之“内是骨胜之书”，献之“外拓是筋胜之书”（见《二王法书管窥》），沃兴华先生说，圆转外拓顺，翻转内逆，顺则快，逆则慢，外拓写法更为自由，更符合草书流畅奔放的本意，因此外拓法比内法更多后人青睐。（参见《中国书法史》），林涛对“外拓”的擅用同时也不排斥对“内”的取舍，这就使他的书法作品张弛自然但又不是一泻千里，在收放中达到“敛”与“纵”的统一和整合，放汹涌于寂静，寓激情与沉稳。在淋漓中有内涵，在清丽中蕴雄健。在中国书学史上，“内”“外拓”不应该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借鉴的方式，将其对立，难免绝对化。这里面又蕴含的另一个问题是，林涛在追求“二王”书风的同时，注重对“苏米”精神的感悟，对明清行草格调的融合，并涉猎汉魏碑版，他写魏碑独有心得。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西北人，他时常还涉猎汉简和敦煌写经，并从中汲取营养，属于善于“杂取”之人，这就使得他的书法既有其宗，又兼收并蓄。这样的结果又使他的书法创作带有了较强的地域特征。这种特征是他理性思索和学养积淀的结果。诚然，在“二王”那里，林涛寻找到了恣肆胸臆的那一份洒逸之感，但又在西部文化积淀中寻找到了一种沉雄刚健的情感方式，我们说林涛的洒脱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般的直泻和奔放，其中又有了许多百转千回浅吟低唱的沉静。古人好用郁勃之气来评价一个人的个性和作品，或许这样的评价也十分贴切地反映在林涛身上。本来，魏晋时代那种凝聚于“二王”书法中的神思飞逸，与士大夫悠闲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地位不无关系。而做为西部人，我们无法从西部文化的深层积累和近几百年来的亲疏没落中跳跃出来，对在西部从事艺术创作的每一个艺术家而言，西部地域文化的赐予是复杂和难以言说的，我们既不可能忘却汉唐以来，西部历史中所凝聚的那一份青春和辉煌之感，无法忘却一如边塞诗中所激荡的那一份对功名和荣誉的追求与壮美，更无法忘却有如铜奔马般的那一股弥漫在历史空间的超逸雄浑之气，但同时也无法回避西部失去文化中心地位或文化交流传播渠道后而形成的历史空白感，以及远离中心后的历史疏离感。所以西部艺术家的任何一次飞翔都不无沉重的意味。林涛的碑学修养和汉简、写经对他的浸润，使他在“二王”般清畅飞纵的同时，带有了许多雄浑的意味，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又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魏晋之风”的复杂化和双重化。这也符合他的心性特征与性格特点，也正是这种特点，所以在他的书法创作中有了较多的历史意味，其精神追求也有了更多的复合因素。

魏晋时期，是文艺的自觉时代，其间创造的许多美学概念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艺术史，如“气韵生动”，如“传神写照”“得意忘象”等等。这些观念，在今天其实也很难用比较精确的词汇加以阐述，而只能用心去体会其中的奥妙和哲思。与上述观念相对称，书法创作中的“轻”“重”关系，仿佛也容易让人感受到“训无达诂”的困惑。但善于运用“轻”“重”的变化确实又是林涛书法创作的另一番美学风貌。林涛的作品，在布局和章法以及笔墨的行走逶迤中，无不体现着这样的美学追求的。“轻”“重”的变化，表现出书家对笔锋和笔势的聚敛功夫。在这方面林涛的作品，可谓尽得其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均能看见这样的特点。有时，其下笔如斧凿，墨浓而浑厚，有时又轻若蝉翼，细若毫发，时若山泉涓涓，时若大河奔腾，他的作品表现出明快的节奏感和强烈的空间张力，吸引视线，耐人品味。在这里，我更愿用“以轻压重”来比喻他的运笔技巧和章法追求。“以轻压重”在其它艺术门类中，也是一个比较难以描述的概念，因为“轻”“重”在有时，已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方面的东西，而带有了内容的意味，它是一种玄外之意与“神”相通的某类意象和境界。气韵生动这一来自人物品评的观众念转艺术创作方面就成为对风姿神貌的把握和判断。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说“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精妙也。”只有“取之象外，”突破有限的形象，才能做到“气韵生动”，才能体现“道”，从而达到“神”“妙”的境界。中国美学的元气论是着眼于整个宇宙、人生、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要求艺术作品是一幅全幅的天地，要表现出宇宙的气象、生命、生机，深邃、浑沉之感、历史感、人生感，而不只是表现单个的个体或物体。在这个层面上讲， 我更愿把林涛笔墨中的“轻”看作一种“象外之意”的传达。也是他巧妙地表现中国书画中“疏能走马密不通风”的疏密，虚实意境的手段。他写的“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诗”条幅，开局浓墨重笔，渐入轻柔空灵，如此潮起潮落的节奏，随心自如地驾驭着笔墨，抑扬顿挫地倾诉着诗境，更是用“轻”来填气，用“轻”来强化“逸”的灵动与飞驰，疏密变化对比清晰。缓急相应，浓淡相宜，全局富于变化，灵动活泼，张弛有度，从中体味出诗的意韵，笔墨的旋律，情感的激荡。

明人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一位优秀的书法家，当是“会通古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弈矣奇解，此谓大成已集，时入时出，继往开来，永重横轨，一云正宗也”。此言当以鉴视之。然而在今天，作为书法艺术的研习者，借鉴古人，开创新风的目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式方面，理应表现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外延。这个问题十分浅显，但并不易做到。有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作品，无论从技巧方面，还是在继承创新方面都无可挑剔，但就是看不到作者自己，不明了他为什么去创作，把书法创作弱化到一种书写过程，而不是一种艺术情感的表达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书法创作中思想情感的传达，并用充沛的情感去打动人、感染人，才是书法艺术的真谛。黑格尔说：“把每一个形象的看的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和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使外表形象变成为“心灵的表现”（见《美学》第一卷）。书法创作，对于林涛而言，是一种心情和品格追求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情绪的传达和情感的渲泄方式。这样的境界追求方是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第二行书《祭侄稿》，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都是作者对不同思想情感用笔墨表达的代表佳作，千百年来一直是书家的顶礼膜拜，心驰神往的至高艺境。林涛的书法作品中，最常传达的情绪是一种旷达、飘逸、洒脱的意绪，同时又有许多的郁勃沉健的气象。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言：“茶余细品李杜诗，酒后醉写苏辛词”“朝露浸墨三分淡，暮雨和弦一分愁”，在这其中，他更能寻找到诗词作品与心境情绪的相合之处。他书写的：“陆游金错刀行”横幅，用一气呵成的笔墨线条，传达出陆游报国无门，空怀梦想，但又不甘沉沦的气度与心境，这幅作品运笔遒劲，如龙蛇之急行，但又沉稳健朗，在观赏这部作品时，我们仿佛能感受到林涛书写时的心态表达，他在笔墨间寻找与陆游心境的契合，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他书写的东坡词，与东坡一般的豪放词风不同，抓住其轻盈、洒脱的心境，用轻灵的笔墨，灵动挥洒，传达出词人一种久违的生活气息和悠闲的快乐惬意。表达出一种雅兴闲趣的意味。而“杜甫冬景”条幅，又行走在轻盈与滞重之间，既与杜甫的诗风与格调一致，又在轻重、疏密间表达一种情景交融的图景。这幅作品忽而用笔苍劲，忽而疏墨淡线，忽而雄浑端庄，忽而又俏丽轻松，各种兴味均跃然纸上。可以说，林涛多领域的知识涉猎，常年的学养积累，十多年救死扶伤对生命、对社会的体验，加上他善于思考的所得，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升华林涛的艺术思想与创作心态。读他的作品，我们能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能体味出这一生命个体的喜怒哀乐，心志追求和价值取向。这与魏晋风度中人的意识的觉醒，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呢？当书法艺术不再具有实用价值之后，成为纯粹的艺术创作，这可能才是其价值的真正体现。人的情感的高下，来自学养的积累，来自阅历与体验，厚重的情感是人的胸襟、心志、趣味的综合体现，是学养的积累，是理性的思索，在这个层面上讲，林涛书法作品所传达的那一股股与魏晋之风相暗合的精神气息，何尝不是当今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呢？

远去的魏晋，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思想、艺术繁荣的时代，这种繁盛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在感受这一思想宝库中一枝奇葩所绽放出的光芒时，也在升华着自己的思想和境界，这对于每个生活在当今纷扰的社会中的人是重要的，对于林涛也是重要的，他在用自己的书法去诠释着对这一精神气度的理解和感知，所以他属于一个远去的时代，又属于当今。

王登渤，现任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国家二级编剧。著有话剧《马背菩提》，歌剧《牡丹月里来》，秦腔《飞将军李广》，电视剧《生命树》、《春风又绿玉门关》等。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孔雀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中国秦腔艺术节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出版学术专著《失传元杂剧本事考语》，参与编写了《中国西部文学史》、《甘肃文艺五十年》等书籍，发表论文数十篇。创作了《圣土人杰》等电影、电视纪录片数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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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赵玉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