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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多人是存在误解的。首先要明确，法律上并没有确立先刑后民的原则，只不过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做法。是否一定要先刑后民，还是也存在别的可能，其实是有争议的，理论上并不能够彼此说服。 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在民、刑基于同一事实的场合，之所以经常采用先刑后民的做法，个人认为基于刑、民证明标准不同的考量比较大。 刑事案件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认定案件事实必须是确定无疑，不存在任何其他可能；而民事案件采用高度盖然性的“优势证据规则”，即只要一方当事人的证据比另一方更有优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则这一方主张的事实就可以被认定。很显然，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试想，如果民事案件先作出了裁判，一旦刑事案件作出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民事案件不同，则民事案件就不得不启动再审进行改判；相反，由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案件，则刑事判决完全不必考虑民事裁判对于事实的认定。出于这样一种司法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实践中采用先刑后民的做法，即等刑事判决作出后，再进行民事案件的审理裁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同时也说明，民事案件是可以先于刑事案件进行审理裁判的，万一出现对事实认定不一致的情况，无非是启动再审改判而已。可见，民事案件的审理并不必然受到先刑后民的拘束，因此也就不能说先刑后民是一项法律原则了。 对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案件，同样如此，民事案件的审理并不必然要受到刑事案件审理的拘束，完全可以先作出裁判。只不过，出于司法成本、责任风险的考量，先刑后民这样一种做法在实践中普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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