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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真理 （美）郝大维 安乐哲 著 施忠连 译 选自《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 最新一代的汉学研究中提出的最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否有关于“真”‘的概念或理论。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好像非常唐突(可以肯定,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经常讲实情,也经常讲谎话),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解决。 葛瑞汉在他为《论道者》（Disputers of theTao）所作的《导言》中将中国古典时期出现的知识阶层主要的哲学关切与西方传统哲学家的加以区分,他说：他们的问题不是“西方哲学家的‘什么是真理?’,而是‘道在哪里?’”在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里,一个人怎样使自已弄清环境,如何为自已确定方向,在这个问题上,葛瑞汉这一论断非常简单明了地对比了中西文化的问题框架。 注：“真理”〔truth〕一词在英文中兼有“真理”、真”、真实'之义,在本章的讨论中,作者谈到西方哲学时也是在这些意义上使用此诃、按照通常译法,我们在这部分译为“真理”;然而在谈到中国哲学时作者主要是在“真实”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此我们在这部分译为“真”。译者 西方的“什么”问题通常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有哪一种事物?”“将世界理解为什么?”或简单地说:“这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对事实和原理加以分类的结果,这有助于人们对于我们周围的世界进行调查和分类编目。与此不同,中国人的“哪里”问题导致寻找正确的道路,以及那些引导人们遵循那种道路的恰当的行为方式,这种道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安身立命之处。 这两种文明中的每一方也都是由另一方的问题所形成的,但是都附加了不同的意义。在西方,我们不问“道在哪里?”,而是问“我位于这世界的何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导致对于我们之下、之上和周围的世界的坚韧不拔的探索,其动机总是由“勇敢地迈向先前无人去过的地方”这样的欲望激发的。 当中国人发问“什么”问题时,他们是问“我是哪一种人?”,“我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回应是依据这样的看法:他们事实土是社会的、家庭的人,是由习俗和礼形成的,在本质上同他人相互联系在一起。他们是父亲、儿子、兄弟、公民。不仅如此,中国人相当关注他们的“中国性'（Chineseness）,他们基本上是在与中华大家庭之外的人相隔离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的世界的。他们很少有探索他们周围的世界的兴趣。（然而,他们怎么会旅游?作为“中国人，即在【世界】中心之人,就像剑桥大学的教师,它们已经在那儿了。）他们的独特的天才是以各种形式的合乎礼的行动,构造和稳定中国的社会。这种礼导致中华大家庭中的社会和谐和理想人格的养成。 除了“哪里”和“什么”问题之外,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他们都问“怎样?”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是“这个或那个事物怎样才能有助于人类昌盛?”对于西方人来说,问题是“我怎样才能对这个或那个事物加以归类或规定?”林语堂这个有名的中国作家,在他那本书名取得很贴切的著作《生活的重要性》中描绘了中国和西方的“怎样”问题的不同形态。根据林语堂,诸如生物学这样的科学在中国从未获得在西方那样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人遇到一种未曾见过的植物或动物会问“我怎样才能把它加以归类”,然而,中国人马上会问“这东西怎样才能加工食用?” 张东荪在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在西方,真理是那种真实的知识,它反映了实在。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不是表象的（representational）,而是履行的（performative）和参与的（participatory）;它不是推论的,作为关于道的一种知识,它是种实际技巧（know-how）。 真理的寻求者与道的寻求者之间的对比,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真理的寻求者希望最终弄清奧秘,确立说明事物存在方式的那些事实、原理和理论。道的寻求者力图发现促进社会和谐地存在的种种行为方式。对于道的寻求者来说,真（truth)是人的而不是命题的最重要的品格。真作为“道”是指一个充分发挥作用的人的真诚和诚实。。。。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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