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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一个人不应该没有信仰，否则，精神没有归宿，心灵无所归依，人生不明方向；一个国家民族也不应该没有信仰，否则，自尊自信难以树立，人心难以凝聚。个人的信仰固然可以任由个人选择，但是，一个国家民族却不能没有一种主体的信仰。我们民族的成员可以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但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不能是外来的任何宗教。中华民族不中华民族的信仰应该是什么？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到现在，又要传到中华民族未来的道统，这个道统的依据在“六经”之中，由历代圣人君子传承弘扬，这个信仰，我们如果给它一个名称，那就是“儒教”。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信仰能够成为信仰，前提在于信，有信然后能仰。盲目的信、不分是非善恶的信，谓之迷信。知圣王大道之高，然后油然而生敬仰。立志于仁，则能信我华夏经典所载的圣王大道，能敬仰圣王，如此才能“畏圣人之言”，如此才能“仁以为己任”。诚敬地相信我们的“六经”所载之道，敬仰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圣王孔子，中华民族的信仰才能建立起来。 如今，我们一说到信仰，就会不自觉地认为仅指“宗教信仰”，绝大多数人不把以“六经”为载体、以“祭天尊圣敬祖”为形式的儒教作为信仰，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华民族几乎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从世界范围来讲，参加世界宗教同盟的九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巴哈伊教，其中教徒人数最多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徒居第二，而分布范围则是巴哈伊教属第二。事实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科学越发展，宗教信仰会越淡薄，而是正相反，宗教徒的人数现在仍是上升趋势。有两个数字能充分说明这一点：据1980年《大英百科全书》统计，当时世界上宗教徒约26亿人，占当年全世界总人口43亿的3/5。而到1990年，据《大不列颠统计年鉴》统计，全世界宗教徒人数为41亿，占当年全世界人口52亿的4/5弱一点，比1980年增加了4/5左右。伊斯兰教已占到非洲总人口的43%，亚洲人口的20%。”（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第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儒教不复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立志，是要树立起一个人的责任感，对道义的责任，对个体人生的责任，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人类的责任。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可靠的人；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群体，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国家民族，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时代，都不可能可靠。立志于仁，则必然能有责任感。对儒教圣王之道的信仰，是出于人的本性而敬畏天道、祭祀祖先、尊重圣人，因此，儒教不是向天地、鬼神、圣人祈求什么的“宗教”，也不是以利害、得失、生死威胁人的“宗教”，更不是虚构出一个天堂、鬼神来麻醉、愚弄人的“宗教”。儒教是以天道、人性、圣人、祖先来教化人的真正的宗教。 述： 初生婴儿，无病，则四肢百骸俱全，后天不损之，即为健全之人。赤子之心，本自仁义礼智俱全，后天不蔽，即为全德之人。故本善之性，人生已备。亚圣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论语·公孙丑上》） 议： 儒教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盲目的相信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符合人性人情的基础之上的，正如马一浮先生所说：“学者须知六艺（即六经）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不恩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知、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故一德可备万行，万行不离一德。”（方克立、李锦全《新儒家学案》，第684页）所以，君子之道从明心见性开始。启蒙读物中的《三字经》首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大学》首是“明明德”，《中庸》首句为“天命之谓性”。 如今，多年的反传统思潮，使人们对“性本善”基本上持怀疑剃度，因此而使建立在“性本善”基础之上的圣王之道也在国人心中动摇甚至失去了地位。《现代汉语词典》把“人性”解释为“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第1065页）“感情”和理想都不是“本性”，而都是后天的、人为的。在人们谈到“人性”时，又习惯成自然地把“人性”误解为“本能”、“人欲”，这样，就必然导致“人性恶”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改变，当然与荀子之说有关，但与西方学说的侵入和引入有更大的关系。程子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第198页）所谓“大本”是什么？是最根本的，是中国文化、华夏道统的最重要的根基。若不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性本善”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儒教的信仰难以建立。 述： 恻隐之心，仁之本也。譬如植树，其根基稳定，则树木自然成长。故曰“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所谓道生，非从无到有，而是仁心显现，明德诚明。日月生光辉，只因日有光热且无私照射，只因月本无私而不吞没日之辉。苟不知仁心备具于我心，则无由以得君子之道。 议： 社会需要君子，君子固然需要“学而时习之”，但是，至于“人不知而不愠”则只能是心性的修养，这种心性修养不是由外而来，而是由本来具备的“明德”、“本性”显现出来。人总是要生活在充满诱惑与威胁的现实社会之中，后天的习染常常使人的本性被遮蔽，因此，学习君子之道，必须“复性”。朱子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是，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本性既明，使之显现出来而不受遮蔽，不受外物影响，然后合于君子之道。 《盐铁论·散不足》说：“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伤正德之废，君臣之危也。”千古以来，中外为君为臣者，因贪得患失而害己害人，乃至祸国殃民者大有人在，其中有多少人是当初就为了名利而做官的？很多朝代的灭亡，都是因为其君臣贪图享乐而不顾国计民生而最终失去民心，其中有多少人是有意要让自己灭亡的？那么，贪官污吏的产生、亡国昏君的形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最根本的是有私心，又在欲望、名利或生死面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中曾经议论过，有因豪气而不动心的，有因无惧而不动心的，二者都属于“勇”；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因此，志于仁者，无恶；志于仁而又明心性，则其勇乃是自然显现，然后能“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有这样的君子从政，才能在欲望、名利、生死面前不动心，从而避免成为贪官污吏、亡国昏君；有这样的君子从政，才能是使国泰民安、长治久安。 述： 尧授舜者，“允执厥中”，允执厥中者，守中而不易也。舜授禹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大禹谟》）人心至精则合道，道心一贯则通人；人心与道心，只是一心。孔子授子思子者，中庸而已。中者，不偏于阴阳，不倚于阴阳。喜怒哀乐未发则无偏，发而不为喜怒哀乐所左右则不倚。如此则能“知命”，“知命”则能“人不知而不愠”。 议： 教育的重要性是人所周知的，但是，究竟怎样才符合教育的正道呢？《中庸》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们最近百余年来的教育，几乎完全效法西方的做法，几乎完全放弃了我们正统的教育宗旨、内容和方法，如今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思。早在宋朝，朱子已经说了这种“教育”的弊端：“俗儒记诵之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第3页） 近年大倡“素质教育”，却不知真正的素质教育就是“返本复性”的教育，结果其效果微乎其微。为什么说“素质教育”就是要“返本复性”？《周易·贲》的《彖传》总说：“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王韩注，68页）如今极为盛行的“文化”一词的源头就在这里。“天文”是天道的自然显现，“人文”是人性的自然显现。天人本来合一而不分，天人本来相通，所以，“人文”通于“天文”，“文”由内显，而非外加。人性显明于外则为“文明”，自己能“文明”而后使他人之“文”能“明”，也就是“化成天下”的过程，也就是“教化”的过程。《中庸》中说：“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四书集注，33页）所谓“以人治人”，亦即以自己的人性而通他人的本性。《贲》卦上九爻辞是“白贲，无咎”，王弼解释说：“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贲”的意思就是“修饰”，但是，“绘事后素”是有素而后修饰，“修饰”的最高境界又是复归于素。因此，所谓“素质教育”就应当是使人“复归于素”。 《辞源》解释“素质”为“ 白色质地”、“犹本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仍然解释为“指事物本来的性质”。明白了“白贲，无咎”，也就能明白“白色质地”；明白了“本质”就是原本具备心性，也就应该知道人“本来的性质”。如今的所谓“素质教育”被比较普遍地理解为“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虽然其中有“德”，但是，却普遍地以“灌输”的方式进行“德”的教育，而不是把“明德”作为人心本来具备的本性，这样的“德育”课程效果本来就不会好，更何况在德育课之外有更多的课程是在鼓励学生追求外在的名利和事功！如果不能使“素质教育”回到“返本复性”的正道上来，那么，“素质教育”只能是名不副实的。要“返本复性”，就要使“四书”、“六经”回到学校的正式科目之中，而且要作为最主要的科目。只有这样，才能使华夏文化真正复兴起来，才能培养出众多能够“允执厥中”、担当大任的君子。若不能明心见性、修心养性，不可能做到“允执厥中”。 述：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上传》）偏阴偏阳者皆非道，阴阳交错、阴阳运行，万物生息于其中。继道承道者则善，悟道成道者为性。性者，天生既具之心，人生必备之心，生生不息之心。见仁而不见智，见智而不见仁，皆无以明君子之道也。 议： 西风东侵，大道裂变，智术争奇，仁义几将丧尽。大道本来就是既仁且智的，具体的人与物会偏于仁或偏于智也是必然现象，但是，人不同于物，人应该通过修养尽量避免或减少偏颇。“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是不想让百姓知，而是无法让百姓尽知。在仁智方面，君子不应该见仁而不见智，见智而不见仁，而且应该以仁率智、仁智慧合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之谓器。”但是，百余年来，人类被西方风气所牵连，竞于器而忽于道，可谓见智而不见仁，甚至见物利而不见心性，既已悖于君子之道，更不必说圣人之道了。如今的社会，“奇技淫巧”泛滥，给人类带来了众多的奢侈享乐，因而也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美与歌颂，却忘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欲不可纵”的古训。就在人类大肆享乐的同时，天上、地下、海洋遭受着肆意掠夺与污染，动植物在迅速地灭绝着，人类自己也已经为“奇技淫巧”所奴役，然而，人类却还是不知道减缓速度，更无法停下脚步。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确实，充分发挥智慧的作用能使人类得到极大的快乐和享受，但是，却在将人类自己推上一条不归路。不顾子孙后代如何生存，不顾动植物如何生存，这还能说有“仁心”吗？有资料说，人类诞生以来特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大加速了生物的灭绝。最近一二百年来生物灭绝的速度达到空前，并且是同时发生在动物界和植物界。科学家们推断，地球正面临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志刚博士也认为，从自然保护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自工业革命开始，地球就已经进入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据统计，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有3个物种灭绝。西方有人说“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其实，在人类失去了道义之后，人类自己也将蜕变为禽兽，难道不是这样吗？ 述： “志于道”者，发乎本心，合于本性，此其始也。修明明德，恒进不懈，此其中也。自始至终，以期至善，此其终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所谓百姓日用者，时时处处皆不可背道而驰也，道心须于日用之中历练，亦只在日用之中显现。亚圣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论语·尽心上》）君子者，不媚君上，不媚下民，穷而不滥，志在终生不违道。 议： 如今的世界，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观念，把一切都从“价值”的角度去衡量，所谓“人生观”被称为“人生价值”，即使是“道德仁义”也要从“价值”上去衡量，其实质便是一切从利益出发，也就是“义利”颠倒。因为这种观念的长久而深刻的影响，人类变得非常自私，社会变得非常冷漠；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评价，变成了“成者王侯败者贼”、“弱肉强食”。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孟子·梁惠王上》）人们为了夺得利益，便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且不说虚伪欺诈，更有战争与杀戮。在这种情况产生之后，由于人们的本性就痛恨虚伪欺诈、战争杀戮，因此，要设立严密而众多的法律，培养众多的律师、法官。然而，法律可以制裁犯罪者，却无法制裁违背礼义而未至于犯罪、虽然犯罪却查不到证据的人。在此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无不是从利益出发，追求“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 怀疑和反对中国文化的人，常常把中国文化的原则误认为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是空同的说教，其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用西方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来看中国文化。譬如，常常有人说，要使天下人都成为君子都不可能，要使天下人都成为圣人更不可能。这种说法是根本不理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根本不理解“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也不理解“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的区别。（《大学》）不知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道理。（《中庸》）人怕“遇人不淑”，治国平天下同样怕“用人不当”。现实中固然圣人寥寥而君子不多，但是，能倡导圣贤君子之道，则天下总会有越来越多坚守道义、不媚上下、苟且求容的君子，即使圣人未能出现，只要能使君子得其位，必然能“畏圣人之言”，必然能“仁民爱物”。君子得其位，是纠正“义利颠倒”的最佳乃至唯一良方。 述： 道之名目多矣，或曰太极，或曰太一，或名之曰道，或字之曰大。须知有名副其实者，亦有名不副实者。若不明道在于心，则不知本；若不明道在天地万物，则不知末；若不明道在百姓日用，则不知榦。本末枝榦缺其一，则不成其为全木。道贯始中终，道统天地人。 议：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异端”是什么意思？是抓住一端，而不及其余。战国诸子为什么只是“诸子之学”而不完全符合“圣人之道”？因为不得“圣人之道”的全部，因为未能“一以贯之”，因为未能分辨本末、终始。“圣人之道”载于“六经”，不得“六经”之全而且“一以贯之”，所以不得“圣人之道”的全部。“圣人之道”有“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若只重“内圣”而忽视“外王”，或者只重“外王”而忽视“内圣”，都不能说完全。“圣人之道”若要强分为几部分，可以说包括“道德礼乐政刑”，专讲其中某几个部分而不能将六者贯通为一，便不能说是“一以贯之”。“圣人之道”有本末、终始之别，未知“正己”而求“正人”是本末倒置，未知“上达”而只知“下学”是终始不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圣人之道”以道御器而不鄙器、不弃器，致力于器而不知有道，或致力于学道而不知用之于器，亦属异端。 为何杨墨之说、佛氏之论被称为“异端”？主要原因在于，杨朱只讲“为我”而忽视“为人”，墨翟重视“兼相爱、交相利”而不重视“推己及人”。《孟子·滕文公下》中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为“为我”则无人肯做君主去担当天下责任，“兼爱”则父子无别、亲疏不辨。“无君”、“无父”，则成为像禽兽一样的世界，而不再是有礼义的人类社会。两者各执一端而不及另一端，此即是“攻乎异端”；又因“各执一端”而自以为是，从而导致相互攻讦。至于佛氏之说，且不说其义理如何，单从内外、本末来说，中国人就不应该主次颠倒。 述： 道分而行于天地人，天地人之道合即为道。知其分行则可应用，知其本合方可言经权。虽云天地人道合一，然而，天地之道皆由人道效法而能合一。如何效法天地之道？至圣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议： 通经学道，其目的是为了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此是说读《诗经》的话，我们用来说读“六经”，也完全一样。程子说：“穷经将所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蛊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43页）邵雍说：“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凡人为学，失于自主张太过。学在不止，故王通云：‘没身而已。’”（《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 大道之体只有一个，大道之用却至少有三：天道、地道、人道。至于人道之用，更是纷繁复杂，不可执一而论，但是，贵在“一贯”。“六经”统摄于道，中今中外一切学术统摄于“六经”。马一浮先生说：“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只）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若于此信不及，则是于六艺之道犹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认识也。”（《现代新儒家学案》，第687页） 中国文化不是站在人类之外去观察研究天地万物，而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此而“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周易王韩注》，第210、204页）因此，圣贤君子之道，不是为了以人胜天、以己胜人，而是为了效法天地之道、顺应天地之道而使大道通行于天下，达到真正的和谐。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也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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