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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肇创潮学

 风吟楼 2018-02-19

饶老与潮学研究一段佳话


 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一生与潮学研究有着不解之缘,由广东历史学会组织编写的第一部介绍上起纪元前人类活动痕迹、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完整潮汕通史《潮汕史稿》于去年出版发行,书名“潮汕史稿”四字就是由饶老亲笔题写,记者连夜采访该书主编、广东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李宏新,揭开一段饶老与潮学研究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李宏新教授介绍,《潮汕史稿》创作时间历时5年,于去年脱稿刊印,该书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较全面、立体、连贯地展现潮汕地区从原始时代到近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全貌,以及海外潮人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有关潮汕、潮人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关键历史节点,也都述及,重点突出,条理分明,对潮汕历史发展进程做了认真的梳理。谈起饶老对该书出版的支持,李教授告诉记者,2014年冬天,当时由广东历史学会到位于香港的饶老家中,请饶老亲笔题写书封题签,“由于当时饶老年事较高,无法细看书中内容,阅稿之后提了一些意见。”

  饶老与潮汕文化有着很深厚的感情,饶宗颐的祖辈是潮安地区的富绅。父亲饶锷既是商人、钱庄老板,又是当地的大学者,饶宗颐最终能够成为大学者,父亲对他的影响甚大。很小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很有见地的文章,“崭然而见头角”。16岁时便开始继承先父遗志,续编其父饶锷的《潮州艺文志》,成为他踏入学术界的第一步。

  李教授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饶宗颐主持撰修规模宏大的《潮州志》,是古代潮汕地区最后的古方志,对潮州府县志的40余种较为完整记载,为潮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李教授说,所以在《潮州志》的基础上,这部《潮汕史稿》的面世,对于海内外传播潮汕文化,为潮汕地区具有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生活习惯的记载,这种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显得意义非凡。

  李教授跟记者说到了一件饶老与潮学研究鲜为人知的故事。“1946年11月《潮州志》修志馆迁汕头,先在同益后路6号,后迁至民生路7号。当时饶老任《潮州志》总纂,在汕头西堤一带至少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李教授说,《潮州志》是一本综合集大成的潮州最后一本古方志,在编志时,饶老在汕头编写完成,在这本《潮州志》出版社一栏中有“汕头潮州志编志馆”字样佐证。李教授说,遗憾的是至今地点仍然不详,但应该在老市区一带。

  “原‘潮州学’改为‘潮学’这个词语,也是在汕头、在饶老的同意和支持下更名潮学的”,李教授介绍,潮学曾用名潮州学,为避免歧义,令人误认为仅仅研究潮州市域人文的学问,经潮学倡导者饶宗颐同意并经各专家学者通过,自1993年《潮学研究》创刊及1997年“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起,便更名“潮学”,之前的一些文论还有“潮州学”,但此后专业论著学术刊物及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等皆以“潮学”冠名,且习以为常,为学界所接受。“潮学有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学研究中心、香港饶宗颐研究院等近十个专业研究机构及广州高等院校、各国家地区的一些潮汕文化促进会传播、研究机构,集合全球各方面相关优秀专家学者,并有《潮学研究》、《侨批研究》、《潮人杂志》、《潮商》等一大批专门连续学术丛刊及普及刊物。”

本报记者 陈文惠


登高一呼 饶老树起“潮学”大旗

饶宗颐教授提出潮州学概念可追溯到1989年他在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澳门)上的专题演讲。其时,他诠释了儒佛交辉的潮人文化传统,倡导潮团在联谊之外,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继承唐代常衮、韩愈两位地方刺史“兴学”的精神,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

  1991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以“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为专题在汕头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研讨会,饶宗颐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此次会议将潮州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的研究提升至全国性的层次。

  1993年12月,在香港潮州商会支持下,“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饶宗颐教授发表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树起“潮学”大旗,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和响应。在这篇文章中,饶老正式提出“潮州学”(也称潮学)的学科概念,论述了其内涵。

  结合饶宗颐教授的其他相关论述,笔者认为饶教授的“潮学”概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潮学是一门以潮州地区人文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

  饶教授认为潮州地区人文现象的研究可以提升到一门学问的层次“自然是顺理成章不用多费口舌来加以说明”,因为潮州地区的若干文化现象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因此,“潮州地区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对象,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

  饶教授的论述明确阐明潮学的研究对象是“潮州地区人文现象”,而且指出潮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即既可补国史的不足,其本身也是国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三阳志小考——潮汕文化研究序》一文中,强调“地方史足为国史之辅车,由于记载较为翔实,又富有亲切感,大有助于史学,自未容忽视”。

  历史意义上的潮州不仅包括现在的潮汕地区。如清代雍正十年以前,潮州府的管辖范围几乎囊括了韩江上游的客家地区,潮汕与梅州地区历史上经济联系紧密,文化相通。因此饶老认为潮学的内涵应该包括客家学。他说:“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

  第二, 潮学是一门涉及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学科。

  一门学问的成立,一般有与之相适应的学科分类相归依。现代学科分类源于近代西方社会分工的细化,就潮学研究的内容看,潮学就如国学一样,难以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饶教授的潮学研究成果及近二十年来潮学研究的发展情况看,潮学应该是一门涉及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学问。这一方面反映了以专业分工见长的现代学科体系分类的局限性,也彰显了潮学研究的综合性。

  潮学的研究内容,既囊括了上述饶老七个门类论著的研究领域,还有宗教(包括民间信仰)、民俗、戏剧、音乐、民间文学、方言等等。饶教授还特别提及潮人内陆移民史、潮州商人的海外拓殖、潮瓷的出产及外销、潮州之南明史等等均是潮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第三,潮学研究是一门具有鲜明国际性特色的学问。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潮州地区人文现象”不仅具有地方性意义,而且具有显著的的跨国性特征。而且对“潮州地区人文现象”的研究,不仅吸引了本地学者和国内学人,很多国外研究者对潮人的传统文化、潮人海外拓殖活动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饶教授说:“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问题,我认为海外与内陆一样,都要进行研究。正如杜经国教授在发言中所说的,内陆有潮汕人一千万,而海外亦有同等数目的潮汕人,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另一方面,潮汕人很会经商和向外开拓,这种特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陈海忠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兼潮学研究院院长)


抢救侨批 饶老倾注几多心血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了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的四件墨宝:“侨学前导”、“海邦剩馥”、“媲美徽学”、“侨史辉煌”。字幅落款均为“选堂”,篆隶古朴,自成一格,铿锵有力,振聋发聩。饶老这四幅字闪烁着对侨批价值的远见卓识,见证了长期以来饶老对研究中心侨批研究工作的关爱。

  侨学前导  

  2004年,饶宗颐教授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侨批文化研讨会挥毫贺词“侨学前导”,他深情地对创会理事长刘峰先生解释:祈望这次研讨会真正成为侨批文化研究的前导,引领侨批文化研究的潮流,更祈望今后能持续地把这项研究深入开展下去。

  多年来,研究中心遵循饶老的教诲,切实地把侨批文化工程作为潮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创侨批文物馆,抢救、收藏了为数壮观的12万封侨批文献;编纂出版了大量侨批专业出版物,成功地举办了多场侨批文化研讨会,组建了一支由海内外专家学者组成的侨批研究团队,于国内率先启动侨批“申遗”举措,促成广东、福建两省联袂将“侨批档案”成功申报《国家档案遗产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继之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海邦剩馥

 

 几个世纪以来,潮汕先民过番侨居,华侨秉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沐风栉雨,拼搏积攥,银信往来,怀情赡家。有侨才有批,这种以纸质形式记载海邦情事的侨批,无不与世界各国间民生、文化、经济、交通、金融、邮政以至政治等领域交映生辉。

  侨批虽是寻常百姓的家书,于国于民贡献却殊大,但从未见登录官方典籍文献,甚且曾被当局嫌“批”字不典,而企图横加取缔。但在饶宗颐大师的视野中,民间侨批除了各种价值取向之外,还具有对官方典籍文献的印证与补充的潜质。故在上世纪40年代,饶大师就将侨批现象载入《潮州志》,蓄留当今侨批研讨之根基。

  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先存于民间的侨批实物大部分已被销毁或破损、灭失,若不及时抢救,将会荡然无存。饶大师胸怀大志,把侨批誉为“海邦剩馥”,挥毫泼墨书赠研究中心,疾呼研究中心一定要创建“侨批文物馆”, 抢救潮汕侨批档案遗产,留下时代的记忆,鼓励专家、学者深化对侨批研究的力度,向世人揭示侨批的世界意义和珍贵价值。不难想象,从不被注目的寻常家批演绎到被认定为弥足珍贵的世界性的遗香“海邦剩馥”,期间倾注了饶老多少心血!2013年4月,《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期间,国家档案局、广东省档案局、福建省档案局把《“海邦剩馥”侨批档案展览》推送到国家议事的最高殿堂——北京人民大会堂,这是对饶老题词的最高赏识。

  媲美徽学


  2000年11月,饶宗颐教授在研究中心举办的潮学讲座上指出:“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潮汕能够与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从经济史来看的”。王炜中在《潮汕侨批缘何可与徽州契约媲美》一文中说,潮汕侨批和徽州契约一样,也是原生态的“草根”档案文献,民间特色尤为鲜明。另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记载系统完整,而且有时间的系统完整性。潮汕侨批在翔实可靠方面与徽州契约相同,由于它牵涉面更广,且具跨国性,故内容显得愈加多元、丰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充满着海外侨胞与家乡眷属之间的亲情。综上所述表明,饶宗颐教授为研究者揭示了科学比较的路径,进而作出潮汕侨批可与徽州契约相媲美的论断,是他在潮学领域中又一新建树。


  侨史辉煌


饶教授长期潜心于对“敦煌学”的研究,1956年4月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敦煌学研究力作《老子想尔注校笺》。饶教授曾到美国、欧洲、日本接触许多流散于海外的敦煌学材料;到敦煌实地考察、研究。在敦煌道教、敦煌文学、敦煌书法等研究领域成果相当丰硕,在国内外影响极为深远。

  饶老曾表述过侨批是“侨史敦煌”的意境,讴歌了侨批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其历史价值和世界意义堪比敦煌文书,这又是从另一个方位的比较。

  2014年4月间,研究中心又接到饶老从香港寄来的题辞——“侨史辉煌”,让人看到饶老对侨批的钟情又有了新的飞跃。同年6月,“中国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充分展现了侨批的含金量、侨批的风采、侨批的魅力。侨批本身的历史辉煌,侨批研究的成就也辉煌。时至今日,“中国侨批”终于走向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令人振奋,值得自豪、值得骄傲。

  十年磨一剑,研究中心遵照饶公的谆谆教诲,在侨批研究每取得一项进展,饶公都予以精辟的概括,四次书赠侨批文物馆。这件墨宝,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是对侨批文化内涵的高度概括,是对侨批的品位最恰切的评价,浓缩了饶宗颐大师十余年来赋予研究中心对侨批领域研究的高度肯定和最大的策励,激励侨批研究的继续发展和弘扬。

(陈胜生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情有独钟 饶老与潮剧研究

饶宗颐先生乃当代汉学泰斗,虽久居香江,而对于故乡的地方剧种——潮剧,却情有独钟且深有研究,曾撰写《“言路”与“戏路”》、《<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这几篇文章可谓是潮剧研究史的划时代之作。饶公早年在总纂《潮州志》的时候,曾开辟《戏剧音乐志》这一门类,为历代旧志所无,对保护地方的戏剧文献资料起到很大作用,后来曾为潮剧网站题名为“潮剧大观园”,把潮剧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评价可谓极高;又为《潮剧志》题序并欣然赋诗,诗曰:梨园往事自堪夸,一帙丽情纪岁华。鳄渚风谣随去水,教坊依旧唱桃花。哄堂摘耳闻啰哩,待溯鄮峰粉蝶儿。正字菱花南戏在,三更听唱水心词。轻三重六咏弦诗,拍板来源未易知。斟酌半音成律准,由来丝竹是宗师。

  饶公对潮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的贡献:

  一、探索潮剧渊源

  潮剧也叫“潮州戏”,有“南国奇葩”之称,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曰潮州戏。”虽然潮剧历史渊源悠久,但是一般潮剧演员或者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员,限于本身的学识,不明其历史渊源,其水平只体现在表演上,不足以追本溯源。而饶公学通古今,他利用戏剧本身的戏文,稽古探源,推证出潮剧源于温州的南戏。现面世的最早潮剧戏文为明宣德年间《刘希必金钗记》,由宋元旧篇《刘文龙菱花镜》改编而来。因为在宋代来潮为官者很多是江浙闽南籍官员,所以潮剧受温州南戏影响甚深也在情理之中。据清代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职官志》记载,宋代时莅潮的温州籍官员共有7人:当通判的有淳熙年间的蒋韶,嘉定年间的周茂良和潘子顺,宝庆元年的李文伯,知潮州军州事有乾道七年的宋敦书,淳熙年间的张秀樗和嘉熙年间的林士尹。因此,这些官员在治潮期间,推动了江浙文化与潮州本土文化的交汇融合。饶公又在《明本潮州戏文论文集序》中通过漕运论证了南宋时期潮温两地海上运输的频繁,指出:“既有经涉大海的网运,往来潮、福、温三州,南戏由温州传播闽潮,且经地方官的提倡,是很自然的事。”(《选堂序跋集》265页)由此可见潮剧来源于温州南戏有官员治潮和漕运两条主要的途径。

  二、把方言与戏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在戏剧的表演特别是念白中,会经常出现地方方言,这些方言都是生活场景在舞台上的再现。比如《扫窗会》中王金真唱道:“你许块庭院深深……”“许块”便是潮州方言词,《扫窗会》为古本《珍珠记》中之一出,所以此处也是方言与戏剧相结合的一例。在目前已知的五种明本潮州戏文中,其唱词亦有很多方言词。饶公在闽方言国际讨论会作的主题演讲为《“言路”与“戏路”》,“言路”即语言的道路,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历程,这篇主题演讲就是将方言与戏剧联系起来,用戏文去研究方言的演变过程。饶公在此文中以潮州俗语“十八棚头做到透” 为例,考证出“十八棚头”是指十八出温州南戏,而其中的《戏上戏刘奎》便三次出现了“嗹哩啰”这词,同时饶公也指出“嗹哩啰”和“嗹哩啰”这些词语可追溯至《五灯会元》,南宋叶适的《水心文集》和史浩的《粉蝶儿》等,可见此词汇的传播程度。潮州出土的《刘希必金钗记》第四十出《雁儿舞》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词汇,里面有一段帮声是“哩嗹啰嗹,哩嗹唻啰哩……”这也可以看出方言与戏文之间存在明显的连带关系。饶公还用潮州话中的“加啰”、“加哩啰”与戏文中“哩啰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潮州方言里面也保留着“嗹啰曲”一词,而现代汉语中也有“啰哩啰嗦”一词,所以可以看出“哩啰哩”影响的广泛性,这也是方言和戏剧相互影响的例证。          

(李启彬)

编辑:晓丹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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