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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容院里做指甲，女孩托着手，扬眉问道：“你要做椭圆形还是方形的指甲？”“方形。”女孩笑了：“做方形指甲，好强啊！”“不对吧？做椭圆形，还不是为了迎合男人的审美？方形的，太刚性硬朗，男人一般不喜欢，只有特立独行，不愿意依赖、讨好男人的女人才去做。”“噢，遇到内行了。”女孩又笑。 想想我的随口乱说，貌似聪明其实也不尽然。换了张充和，她应该也是做椭圆的柔美型指甲吧？不过她是真的喜欢，也合适那样的柔美，她不会去讨好、依赖男人，她也不用标榜独立与自我。她不会看重这些形式的东西，如同她并不很看重爱情和男人。 她自己说：“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是最好的。”寻常女子爱金银珠宝，就像寻常女子做椭圆的柔美指甲一样，多是为了取悦男人，还暴露了内心为青春买保险，以备不时之需的不安全感。 张充和 一个爱笔、砚，不爱金银的女人，是一个真正能找到、享受自我乐趣的女人，她不怕独处，不惧孤单，男人和爱情，有便有，没有便没有，她自有浑然忘我的一片天地。就像一些修行得道之人，自身和外界可以完成能量的交换，没有那要死要活、欲仙欲死的男女之情，也一样做到雍容、平和、宁静，不带火气，也不裸露，永远是男人心目中的春城柳，这样淡淡的女人，其实更吸引人，更有迷人的魅力。 充和一直到三十几岁也不急于结婚，她的养祖母在合肥给她留有一笔田产，让她不会因为经济窘迫而考虑嫁人。而她喜欢自由自在，满意独身的潇洒，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妇女的期待和约束，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庸俗的烦恼。当然有不少文人雅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或者因为享受独身的乐趣，或者缘分未到，还没有一个真正打动她的芳心。 情感专家曾经给出现婚姻危机的夫妻一条建议：要设法培养“第三者”——令人痴迷的爱好，有了这样的迷恋，就不会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迷恋真正的第三者了。充和有“第三者”——昆曲、书法、诗词、绘画……她和它们相互拥有，一往情深，男女之情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第二者很难打动她，因为竞争对手第三者太过强大。
最后进入充和青眼的是个外国人，叫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有西班牙文学学位，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希望寻觅东方奇遇，傅汉思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48年3月，他通过沈从文认识了他的小姨子张充和，充和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 张充和与傅汉思 傅汉思时常去沈家，他自己回忆说：“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两人恋爱了，连沈家的孩子都看得出来。小虎一看到他们就嚷嚷：“四姨傅伯伯。”他故意把句子断得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 相识八个多月，他们结婚了。那是1948年11月，北平快解放了。婚礼很简单，是中西结合的仪式。充和两个堂兄弟、沈家两个孩子和几个好友，连牧师夫妇一共十四个人参加了婚礼。傅汉思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我们前天结婚了，非常快乐……仪式虽是基督教的，但没问答，采用中国惯例，新娘新郎在结婚证书上签章，表示我们坚定的决心。” 我查不到更多有关张充和、傅汉思之间的亲密往事来见证他们之间的罗曼蒂克，只有傅汉思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多少有所提及，比如《我和沈从文初相识》一文里提到：婚礼后，大家吃了蛋糕，兆和的儿子虎虎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也就只是这一类写实的人间烟火。
其实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不乏雅趣，就在他们结婚已经五十二年的新千年，一位美国学生，为充和出版了一本名为《桃花鱼》的诗词集，汉英对照，译文就是老伴傅汉思翻译的，那本书只印一百册，宣纸印刷，手工线装，古色古香，想象两位老人珠联璧合的生活，夫复何求？ 话说回来，毕竟是一中一西的结合，一直待字闺中的充和为什么会嫁傅汉思？出嫁那年，她已经三十四岁，比傅汉思还大三岁。虽说大龄，她原本还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并不急于出嫁，但是1948年底，她决定把自己嫁掉，伴随着这个决定的，是结婚后远走他乡。 张充和与傅汉思 对于傅汉思，无疑她一定不认为“做作”，“装腔作势”，不存在反感。可是要说有多么情深意长，也很可疑，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朋友之情。和她同时代的才女杨绛，老年有一段话，也许可以做个注释：“其实哪一样又不是朋友呢？君臣之间，能够达到关系融洽合作愉悦的程度，彼此要相知信任，恰如朋友；父子之间，舐犊情深亲密无间，亦如朋友；兄弟之间，手足情深齐协共进，亦如朋友；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无话不谈，亦是朋友。因此，一切关系到了最后，如果是比较融洽的状态，都应该是朋友的关系。”充和与傅汉思也许没有过分炙热燃烧过，可是那样的温情也许更加恒久，淡淡的，一直温暖着彼此的人生。 张充和知道自己是一个老式文人，不如三姐兆和，反而和姐夫沈从文相似，不是那种“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很难适应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她从信佛的叔祖母那里继承了慈悲为怀，却并没有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远大理想。她预感到新世界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于是选择离去，与其人物皆非，黯然神伤，还不如隔着千山万水遥遥相思。 于是，她为自己选择了婚姻，也选择了自己的下半生。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搭上戈登将军号前往美国，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她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充和是张家四姊妹当中唯一还活在人世的一位，已经高龄九十六岁。很长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也表演、传授昆曲，她的四个高足，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董桥说过他特别喜欢充和的一幅隶书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认为“联好字好，确是神品”，细细品味，这实际上正是充和一辈子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写照。 文人大多清高，不太好接近，其实和任何一个圈子一样，这个特定的圈子，也有着他们独特的交往方式。拿充和来说，她的朋友大多都是在昆曲活动中结识的。他们一般会通过赠诗作自我介绍，如果愿意相互唱和，就成为正式的文字之交。相似的成长背景，相当的学识水平，让他们感觉到血脉相通，气味相投。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不识这种交往密码，就像下围棋不在一个段位，游戏就不好玩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文人雅士看上去清高，主要因为他们远离政治，爱好文学艺术。也许他们在社会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们拥有自知之明。金安平分析说，他们“明白当时处于强权统治（不管是哪些人碰巧掌握了强权）下的处境”，他们只是“跑龙套的——掌旗的伙食马前卒，不起眼的小角色”，也因此他们真正酷爱，愿意为之鞠躬尽瘁的是艺术，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共性。
只要拥有共同的气质和爱好，年龄不是交友的障碍，充和就有好几位忘年交。比如亦师亦友的沈伊默，大她三十一岁，先客气地称她“充和女史”，后来改口“充和女弟”。充和认他为第二位恩师（朱谟钦先生是第一位），跟他学习书法，也跟他交换诗词，听他对诗作的意见。 张充和 就在重庆那段时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比沈伊默还大两岁的章士钊，他曾经和沈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矛盾激烈到在1925年的学潮中，北师大的学生放火烧了章士钊的家。章当时在段琪瑞政府任教育总长，沈则是北师大教师，始终和学生站在一起。 他们相聚在重庆时，那些政治风云已经随风而去，他们有谈不完的话题，多半是文学艺术，也许偶尔会涉及到那场学潮，都已经是旁观者的冷静与客观。沈伊默写诗说：“各有短长无可讳，君须得魄我得魂。”说的是他和章士钊的书法，又何尝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那些老少才子自然都很喜爱充和。有一次，沈尹默在一张小纸条上抄录一首近作给充和：“四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充和带着纸条去看望另一位朋友——水利专家郑泉白，郑先生有事不在，充和就在书房里画起老师诗中的挑琴仕女。 张充和 郑先生回来后连声称赞，充和怕羞想住笔，郑先生嘱她画完，她只好几条虚线画了仕女的身子和琵琶，并抄了沈尹默的诗及落款来交差。郑先生开她玩笑：“就算头是工笔，身是写意。琵琶弦子全是断的，叫她怎么弹呢？”张充和反应很快：“我老师不是说‘意足无声胜有声’吗？”然后一溜烟跑了，充和的轻灵、活泼也可见一斑。 后来，郑泉白裱好了画，画上还多了沈尹默、汪东、乔大壮和潘伯鹰的题咏，连张充和早先写的《牡丹亭·拾画》三阕也裱成了诗堂；第二年画轴绫边又添了姚雏和章士钊的题跋。郑泉白把这幅画挂在书房，还拍了照片给充和留念。 岁月流逝，沈尹默后来受尽迫害，一九七一年过世；郑泉白“文革”期间被打断大腿，一九八九年作古。谁也想不到，一九九一年夏天那幅仕女图忽然在苏州拍卖，张充和闻讯委托弟弟张寰和替她买下来。此画现在就在她美国寓所里，只可惜“题词的人，收藏的人，都已寂寂长往，没有一个当时人可以共同欢喜”。
张充和没有特别远大的抱负，她的梦想很简单，希望能有一个园子，坐落在溪水边，园子里种着树，她的朋友们随时来做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一起做着文学艺术的梦。 后来她远渡重洋，在美国传授昆曲、书法，也在异乡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心目中的小世界，住宅后面有一片园地，她种了一片竹林，也种了花卉，还种了长葱、葫芦、黄瓜和一棵梨树。 张充和 她就在这样微缩的景观里玩味着她的最爱，她对作家金安平说，她必须“能动而不动”，这是一种“悬隔”，悬在显隐之间。要有含蓄、内敛之美，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展露无遗。就像书法，手腕轻悬在书桌上方，指实掌虚，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心忘于笔，手忘于书”——这就是“悬”境，也是“凌空”之境。 这是传统文化的境界，也是张充和的境界。
 江泓 作者  韦辰 朗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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