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年度历史图书选摘

《自由之路》

埃里克·方纳 著

焦姣 译

美国内战前夕，南北关系陷入僵局。自由州与蓄奴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相持不下，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奴隶暗中越过南北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去追寻自由。在他们所经之路上，有无数不知名的男女帮助他们藏匿行踪、逃脱追捕，把他们送往安全地带，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铁路”。

意外的是，自由之都纽约在“地下铁路”中表现得格外沉默。作为南方蓄奴州最重要的贸易对象，纽约到底是通往自由之路，还是奴役之门？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手稿，从中复原了以纽约为中心、贯穿美国东北部的“地下铁路”地图，从惊心动魄的逃奴故事，到庙堂之上的政治与法庭争端，这不仅是一本“公民抗命”的实录，也让我们窥见了逃奴纷争对美国内战的影响。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悉尼·霍华德·盖伊181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欣厄姆镇，他祖上在新英格兰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盖伊家的先祖追随约翰·温斯罗普来到马萨诸塞，他家的家谱里还有大名鼎鼎的清教徒约翰·柯顿、因克瑞斯·马瑟、柯顿·马瑟，还有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革命派詹姆斯·奥蒂斯。时移世异，盖伊家族也荣光不再。盖伊一族家道中落的分水岭是在独立战争后，悉尼·霍华德·盖伊的祖父马丁·盖伊因为战争期间支持英军而被流放，财产也没收充公。马丁·盖伊的儿子埃比尼泽·盖伊留在马萨诸塞从事银行业，事业还算成功。包括悉尼在内，埃比尼泽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每天清晨，埃比尼泽·盖伊离家去往办公室时，都会咕哝：“这个世界真是一团糟。”

悉尼·霍华德·盖伊晚年自嘲道：“我这人身上最值得夸耀的大概也就是我的世家出身了。”青年时代，煊赫的家世让盖伊不堪重负、痛苦莫名，顶着祖上的光环、身体却十分孱弱的盖伊常常感到人生迷茫、不知何往。1829年他进了哈佛大学，第二年就退学了。1830年代他远渡中国，想要在商海干出一番事业，但不久又回到了欣厄姆。他后来写道，与奴隶制斗争“是我人生第一次找到了值得奋斗的目标”。1838年，“我宣布自己”是个废奴主义者，“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哪怕一份反奴隶制的报纸，也没有听过哪怕一场反奴隶制的演说”。很快，盖伊就开始在欣厄姆的报纸上撰文，批评本地牧师对奴隶制太过宽和、谴责不够。

悉尼·霍华德·盖伊  《标准报》主编，纽约城“地下铁路”核心人物。

盖伊成了一名反奴隶制演说家，他在新英格兰、纽约、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俄亥俄各地巡回演讲，抨击奴隶制，与他同行的常有当时的知名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有19世纪废奴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先驱阿比·凯利，身为女性却四处巡回演讲反对奴隶制，凯利的确挑战了当时关于女性“社会角色”的一般观念。在巡回演讲中，盖伊四处宣扬加里森派的废奴主义观点，批评塔潘的“新组织”，并且把自由党运动与“南方那些无上推崇奴隶制的牧师们”相提并论，因为自由党人支持废奴主义者在亲奴隶制的宪政秩序下投票和出任公职。在当时，发表废奴主义演说需要很多勇气，在印第安纳州，他们的集会就曾经被暴民冲散，与盖伊同行的黑人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莱诺克斯·雷蒙德事后愤愤道：“无人伤亡，但自由已死。”盖伊经常在加里森的《解放者》发表文章，讲述他们巡回演讲的经历。他坚信，通过他们的努力，“过往不为人知的废奴主义伟大思想已经广为流传”。

1845年，盖伊娶了伊丽莎白·尼尔，她的父亲丹尼尔·尼尔是费城一位富有的贵格派教徒，也是宾夕法尼亚废奴协会的副主席。五年前，丹尼尔·尼尔在特拉华州出席贵格派集会，据报纸报道，他为一场黑人“绅士和淑女”的活动致了辞。当夜，一伙暴徒抓住了尼尔，在他身上沾满了焦油和羽毛，然后用棍子架着他在士麦那镇上游街示众。基于贵格派的行为准则，尼尔并没有反抗，相反，他还邀请暴行的参与者去费城拜访他，他会“欣然奉上肉食美酒”。几周后，真的有两个与事人去费城见了尼尔，当面向他道歉。再说他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尼尔天性独立、见识过人，既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又是女权斗士。1840年，年仅十七岁的伊丽莎白·尼尔不顾世俗眼光、与四位女性一同去往伦敦，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世界反奴隶制大会，她们一行并没有男性陪同。大会主办方觉得她们是“女性狂热分子”，把她们和其他女代表的席位安排在了楼上（加里森和她们坐在了一起）。因为盖伊是个“俗人”（也即不是贵格派），她父亲一开始非常反对他俩订婚，她的教友们也惊愕不已。伊丽莎白·尼尔跟她丈夫一样是加里森派的死忠，她表示她随时准备“向新组织开战”。

1844年悉尼当上《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主编后，盖伊夫妇在纽约城安了家。同时，盖伊也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执委会的成员，每年协会在纽约城召开年会时，他要协助开展组织工作。盖伊每天从斯塔滕岛的家中出发，来到拿骚街142号的《标准报》办公室上班，这里与他们的对头组织——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的总部只有一箭之遥。日常工作由艾萨克·霍珀管理，他领一份不算丰厚的工资，经常跟盖伊等人讲他多年珍藏的“反奴隶制传说”里的故事。

毫无疑问，贵格派一直是殖民地反奴隶制思想的先驱。像霍珀、詹姆斯·吉本斯、阿比盖尔·吉本斯这样的贵格派构成了当时纽约城中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的代表。1844年刘易斯·塔潘曾经写道，要不是有这一小群贵格派，“加里森党早就灭绝了”。在黑人眼中，贵格派不同于一般的白人。1837年，詹姆斯·威廉姆斯从阿拉巴马出逃，一路步行来到宾夕法尼亚，有自由黑人告诉他，不要轻信任何白人的花言巧语，“除非他穿的是圆口无领大衣、戴素色的尖领，开口说‘你’（thee and thou）”。30年代废奴主义言论激化，吓退了不少贵格派，他们担心这样的废奴主义宣传会在贵格派与其他人，甚至在贵格派教友彼此之间引发不必要的争端。

有一部分贵格派支持种族平等的思想。1840年阿比盖尔·霍珀·吉本斯加入曼哈顿反奴隶制协会时，她是协会唯一的白人，但她仍然选择加入这一组织，而不是拒绝接纳黑人成员的纽约市妇女反奴隶制协会。但其他贵格派对黑人更多抱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他们很少邀请黑人加入贵格派教友会，即使参加教友会的黑人也会被安排在后排隔开的座位上。1839年，纽约城的霍珀、吉本斯夫妇、巴尼·科斯等贵格派废奴主义者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名为“解救奴隶、帮助自由黑人的纽约教友会”。1840年，这个组织开办了一所黑人学校，霍珀夫妇和詹姆斯·吉本斯都在此任教。纽约的贵格派废奴主义者在他们的教友中“饱受冷眼”，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对反奴隶制活动抱有偏见”。组织成员还指出，许多从商的教友买卖的货物都与奴隶劳动“脱不开干系”。1842年，贵格派纽约教友会在月度教务会议上把霍珀和詹姆斯·吉本斯开除出教，就是因为他们参与出版了《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在激进贵格派创建的黑人学校教书的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说，大多数贵格派都“因为一些僵死的标准而放弃了自己真正的原则”。不过，“当一个贵格派的良心觉醒时，他又是多么宽大！”当盖伊成为《标准报》主编时，他所倚赖的也就是这一小拨贵格派废奴主义者的支持。

盖伊选择的确实是一条艰辛的道路。1840年，《奴隶解放者》报完全为塔潘派把持，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只能另立门户，创立《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来传播本组织的思想。《标准报》刚刚创刊时，“无人问津、不名一文”，连个常任主编都找不到，一度要靠在新罕布什尔主编另一份废奴派报纸的纳撒尼尔·罗杰斯远程兼任编辑。1841年，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从罗杰斯手中接下了这份活计，成为美国第一位主编政论类报纸的女性。蔡尔德1802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市，因为主编儿童杂志《少儿画报》而享誉海内外，她在妇女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方面也成果丰硕，著有《节俭的美国主妇》等书。1830年代，她和丈夫大卫·李·蔡尔德一同结识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从此她把聪明才智都投到了废奴主义写作中。她写的小册子《为美国非洲裔呐喊》是加里森主义的一记重锤：呼唤立即废奴，拒绝种族歧视，抨击美国殖民协会。正如书名中所说的，蔡尔德强调黑人是跟白人一样的美国人，他们将来也应该继续留在美国。蔡尔德加入废奴主义阵营后，她的文学事业也终止了，当年的读者都弃她而去。因此，蔡尔德加入了《标准报》编辑部，除了传播废奴主义思想，也要靠这份收入养家糊口。

《标准报》在蔡尔德手下开始红火起来。她在《标准报》内容中增加了国际新闻、妇女权利、小说、诗歌还有纽约城人物风光小品等内容，吸引了废奴主义群体之外的读者。用蔡尔德自己的话说，她的目标是把《标准报》办成“一份优秀的、全家都能看的反奴隶制报纸”。蔡尔德主编期间，《标准报》的订阅量上升到了6000份，比加里森本人办的《解放者》报要多出一倍多。

可是，罗杰斯和蔡尔德对于《标准报》的办报方向存在分歧：到底是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的读者，还是坚持即使在废奴主义者圈子里也是少数派的加里森派观点？罗杰斯主编时期秉承的是1840年废奴主义组织大分裂的思路，而蔡尔德则支持更具包容性的路线，只要这样的“妥协不会伤及原则”，她就希望“回避一切人身攻击和争议”。蔡尔德也批评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认为它“立场荒谬”，但她同时也认为刘易斯·塔潘在“阿米斯塔德”号事件中的做法“值得大加赞赏”。马萨诸塞州的加里森派高层认为这份报纸被她办得“火力”不足，蔡尔德则十分反感“波士顿圈子”这种以为他们“可以代替我思考”的态度，她怀疑波士顿人对她的种种批评还是因为这份报纸“想找个男人来主事”。蔡尔德又干了两年，还是辞职了，她丈夫代替她做了一段时间主编，很快也因为受不了波士顿方面的干涉而离开。詹姆斯·吉本斯评论道：“人无完人，我们这些废奴主义者没完没了地吹毛求疵，谁都会有不耐烦的时候。是我们把主编搞得太难做了。”

显而易见，1844年盖伊接下的《标准报》主编工作是个烫手山芋。更何况纽约城此时的环境对废奴主义者也不友好，《标准报》的读者大多住在城区之外，纽约都会区50万居民中，订阅《标准报》的只有102户。1848年，盖伊在给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信中写道：“您在波士顿根本不了解，也没法体会到我的处境。……您身边的人都是受反奴隶制教育长大的，而我身边的人都是厌恶废奴主义的。”即使在纽约城废奴主义者的小圈子里，盖伊也倍感孤立，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属于“新组织”和自由党。1844年他写道：“据我看来，这倒霉城市里一个废奴主义者（指加里森派）也没有，除了（在《标准报》工作的）奥利弗·约翰逊和我们办公室那个打杂的小黑人。”即使是那些跟《标准报》过从甚密的人，对于加里森派彻底反政治的立场也是敬谢不敏，比如詹姆斯·吉本斯就明确表态他会在1844年大选中投票给辉格党候选人亨利·克莱。

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盖伊对自己的能力也没有信心。他担心波士顿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加里森有个坏习惯，每次列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工作人员名单时，总是把通讯干事盖伊的名字漏掉）。波士顿废奴主义者那边则是安排了温德尔·菲利普斯跟盖伊接头，菲利普斯负责回复盖伊那一长串自我贬抑的信件，还会时不时造访纽约表达慰问支持，同时确保盖伊没有被争取到刘易斯·塔潘那边去。（菲利普斯有一次来纽约时还跟盖伊保证，加里森就算说了对他不满意的话，“也只有那么三四次”。）

在盖伊看来，《标准报》应该担当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理念和做法的倡导者”角色，结果他必须捍卫一些即使在加里森派内部也不受欢迎的立场，比如说为了让北方人与邪恶的奴隶制划清界线，可以允许联邦解体。《标准报》的订数持续下滑，盖伊得靠波士顿方面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1846年时盖伊写道：“《标准报》现在已经是在苟延残喘了。”尽管有这种种不顺，《标准报》还是存活下来了，在内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纽约城唯一的废奴派报纸，盖伊也打破了几位前主编的纪录，在《标准报》主编的位置上坐了十多年之久。

奴隶制废除多年以后，盖伊在回忆中写道，波士顿的废奴主义者是“我平生见过最有教养的一群男性和女性了”。但实际上他们有时行事非常没有教养，尤其在19世纪40年代，塔潘所说的“旧组织与新组织包括自由党之间的冲突没完没了”。50年代初，雪城的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萨缪尔·梅召集会议，想要斡旋调和各派争端。四天后，会议在唇枪舌剑中宣告破裂，与会代表甚至在“要不要通过决议支持废奴主义者内部合作”的问题上都没能达成共识。然而，与会者却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美国宪法的逃奴条款“从来就不应该存在，从现在开始，也不必服从这一条款”。只有在援助逃奴的问题上，这些彼此攻击的废奴主义者愿意合作，并且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就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新出台的《逃奴法案》把立场各异的废奴主义者们团结到了一起。

《逃奴法案》，1856   盖伊转抄的《逃奴法案》中的一页。日期是1856年5月14日，这一天哈里雅特·塔布曼带领四名逃奴到达纽约的盖伊办公室。

悉尼·霍华德·盖伊人还没到纽约时，就已经记挂着援助逃奴的工作了。1844年，盖伊在巡回演讲中表示他十分钦慕那些在家中收留逃奴的废奴主义者，逃奴的勇敢无畏也让他赞叹不已。在印第安纳，他还遇到了一行二十名逃奴，全副武装的奴隶捕手正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得出结论说，虽然在废奴主义运动“初具雏形之时”，人们没有想过要采取援助逃奴这种形式，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反奴隶制的有效手段”，东部的废奴主义者应该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前一章中提到的查尔斯·托里帮助奴隶逃跑、直到1844年不幸被捕的事迹，应该也对盖伊产生了影响。托里被捕后，盖伊在《标准报》社论中表示，不应该深入南方去帮助奴隶逃跑，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内战”。但文中也写道，公民不应该服从宪法中归还逃奴的规定，还提到了盖伊自己也帮助过那些“战战兢兢”、独行来到纽约城的逃奴。盖伊与后来迁居马萨诸塞的大卫·拉格尔斯也一直保持着联系。继约翰街的警戒会之后，《标准报》在拿骚街的办公室成为地下铁路另一处关节要道。

帮助盖伊干这些活的主要是《标准报》办公室的维修工路易·拿破仑，他是个黑人，同时干着好几份家具上光和墙壁粉刷的活计。1840年代初，拿破仑家住在云杉街33号，离盖伊的办公室不远，几年后他搬到了伦纳德街27号，靠近费城以及更南边来的旅客（其中常常有逃奴）靠岸的渡船码头。与盖伊或塔潘相比，拿破仑留下的历史记录只有只言片语，这些不多的信息零碎不成体系，还经常自相矛盾。有的记录说他是出生在纽约或弗吉尼亚的奴隶，直到成年才获得自由。其中有一份最可靠的史料还给出了他的出生年月和籍贯：1800年4月1日，生于纽约。《纽约太阳报》上有篇文章提到了他的葬礼——这篇文章题为“不是法国皇帝，而是逃奴们的老朋友”，文中说拿破仑的父亲是犹太人，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时是奴隶。因此，根据1799年生效的渐进废奴法案，他出生时是自由人，但需要干满一段漫长的学徒期才能获得自由，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曼哈顿一家烟草店打工。

19世纪30年代时，拿破仑已经活跃在援助逃奴的行动中了。他会远行前往马里兰，帮助奴隶逃脱，在纽约城的码头中四处搜索，寻找藏身船上的逃奴或是被非法带入境内的奴隶。据说他一生帮助了3000多名逃奴，让他们摆脱了奴役。后来移民加利福尼亚的《有色美国人》出版人菲利普·贝尔曾说，拿破仑和警戒会主席西奥多·赖特是纽约城地下铁路的两大“创始人”。

因为纽约反奴隶制协会属于塔潘派，纽约城的加里森派在1845年另建了曼哈顿反奴隶制协会。（这个组织跟阿比盖尔·霍珀·吉本斯加入的那个由黑人妇女创办的同名组织不是一回事。）德高望重的艾萨克·霍珀出任主席，盖伊任通讯干事，吉本斯夫人坐镇理事会。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成立警戒会，专门负责更好地帮助那些自我解放的奴隶”。考虑到纽约城里已经有了刘易斯·塔潘的支持者掌握的警戒会，我们很难不往这方面想：这个新组织就是加里森派故意派来唱对台戏的。

纽约城这两处地下铁路站点之间总的来说是竞争关系，大部分时候彼此友好，偶尔有点小摩擦。刘易斯·塔潘后来回忆说，在帮助逃奴和其他黑人的问题上，废奴主义者“彼此有托孤寄命之谊”。盖伊时不时会与另一个警戒会的人合作，甚至让他们借用自己的名字来筹集捐款。1849年，纽约州警戒会发放的筹款传单上说，捐款者会同时被两家报纸鸣谢——《真卫斯理宗》报和《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1849年时，塔潘本人还介绍一位“从牙买加来的有一点儿黑人血统的年轻女士”去见盖伊，让他帮这位阿彻小姐找份教师工作。

纽约城这些敌对的废奴主义派别能够在援助逃奴时团结合作，主要应该归功于查尔斯·雷。作为40年代纽约市警戒会的核心人物，雷与塔潘兄弟和自由党来往密切，但与此同时，用盖伊在《标准报》的同事奥利弗·约翰逊的话说，雷“又完全不像一般人那样敌视加里森派”，他总是努力维护纽约各派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友好关系。雷的立场在黑人废奴主义者中十分典型，他们认为派系分裂只会把废奴主义运动引向歧途。的确，白人废奴主义者虽然口角不断、互相攻讦，但他们的废奴主义纲领其实是相通的。然而，正如查尔斯·莱诺克斯·雷蒙德指出的，在废奴派内部“公开交战”的过程中，最受拖累的是黑人。1846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赴英国演讲，这时候道格拉斯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加里森派，但他坚持要“与所有不同派别的废奴主义”代表会面。“波士顿圈子”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这是在与塔潘派媾和，道格拉斯回应道：“只要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我就要抓住一切机会揭露奴隶制的血腥之处。”1849年，道格拉斯甚至不顾纽约州警戒会与“新组织”之间的渊源，在警戒会的年会上做了致辞。

地下铁路是依靠政治和人际网络而运作的，盖伊身为加里森派代言人的身份，他与伊丽莎白·尼尔的婚姻为他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之间打点交通、援助逃奴提供了方便。费城城区及周边农村是加里森派在新英格兰之外的根据地之一，也是知名的贵格派聚居区，盖伊的贵格派姻亲们就是地下铁路的活跃分子。逃奴与奴隶捕手也常常在这片区域发生暴力冲突。1841年，两名警察和一名奴隶主从兰开斯特附近的贵格派家中搜走了一名藏身于此的女逃奴，十余名黑人冲上来劫车夺人，警察射杀了其中一名黑人，但被捕的女黑奴“因此获救而逃”。

1840年废奴派大分裂后，费城地区许多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自由黑人仍然忠于加里森派，比如费城警戒会的负责人罗伯特·珀维斯。珀维斯的妻子哈里雅特·珀维斯是费城老一辈黑人名流詹姆斯·福滕的女儿，珀维斯夫妇与吉本斯夫妇、盖伊夫妇过从甚密。40年代初，费城警戒会左支右绌：警戒会不仅囊中羞涩，当时对詹姆斯·拜厄斯医生贪污罪的指控（后来证明是诬告）也大大打击了警戒会的势力。拜厄斯医生是费城的牙医，也用土法治疗过不少逃奴。1844年珀维斯从费城城区搬到他的乡村庄园后，费城警戒会的工作就中断了。直到50年代初，警戒会才得以重整。在中间这段过渡期，费城地区援助逃奴主要依靠个人自发行动，其中白人长老会牧师、《宾夕法尼亚自由人》周报主编詹姆斯·米勒·麦金的作用尤为突出。

40年代，有两位美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逃奴都曾经取道费城前往纽约（虽然他们用的交通方式大相径庭）。一位是哈里雅特·雅各布斯，她后来在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自传，其中雅各布斯在遭受主人多年性侵害后决心当另一个白人的情妇以寻求保护的故事，让19世纪中期的美国读者瞠目结舌。1835年，雅各布斯从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伊登顿镇的主人家中出逃，来到她有自由身份的祖母家中，在厨房的阁楼上藏了七年。1842年，一位“好心的船长”安排她远遁费城，罗伯特·珀维斯和费城警戒会接纳了她，一路安排她去往纽约。次年，她与弟弟约翰·雅各布斯重逢，约翰是1838年出逃的，他原本的主人是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约翰在波士顿安了家，这个“一路被追捕的逃奴终于放下心来”，成为知名的废奴主义演说家。

哈里雅特·雅各布斯来到纽约时，盖伊家还没有搬到纽约城，但1846年约翰确实曾经向盖伊寻求过帮助，希望盖伊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他姐姐的主人对她的追捕。约翰·雅各布斯还曾经恳请盖伊帮助他在北卡罗来纳被非法拘为奴隶的朋友脱困。这时候，盖伊在帮助黑人解围方面已经颇有名气了。约翰在信中说，除了盖伊，他不知道“还能指望谁来关注这桩案子”。1854年，已经定居波士顿的哈里雅特·雅各布斯给《标准报》捐了两美元。四年后，盖伊写信给罗伯特·珀维斯询问哈里雅特的近况，但珀维斯表示他“已经跟这位女性失去联系了”。在本身就是黑白混血的珀维斯看来，哈里雅特·雅各布斯“是个天生丽质的黑白混血儿，她身上黑人血统的部分正好中和掉了这个国家白人种族的丑陋，只留下美好的部分”。

另一位传奇人物是“箱中人”亨利·布朗，他原本在里士满做烟草工，他的妻儿是另一个奴隶主的奴隶。他妻子的主人为了还债，急急忙忙地把布朗的妻儿卖给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卫理公会牧师。布朗眼见妻离子散，心中定下计划，要把自己装在板条箱里寄到北方去。1849年3月，马萨诸塞出身的白人鞋匠“红靴子”萨缪尔·史密斯帮忙，把布朗塞进了一个“比棺材还小”的方形箱子里（长度只有三英尺），一路车船颠簸运往费城。为此布朗还付给史密斯40美元，让他清偿赌债。当装着布朗的箱子经过近24小时、长达250余英里的远途运输，终于抵达目的地时，麦金轻轻敲了敲箱子，问道：“你还好吗？”里面回道：“我很好，先生。”麦金打开盖子，布朗走了出来，“满脸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早上好，先生们，”他大声说道，然后又献上了“一长串称颂感激之辞”。麦金在给盖伊的信中兴致勃勃地描绘了布朗逃脱的过程：

这男人真是个英雄，这样非凡的作为我平生闻所未闻。……他沉着冷静、英勇无畏，丝毫不比巴黎街垒上战斗的那些人逊色。……他巧妙地利用了水，还有手中的帽子来给自己散热，让自己不至于窒息。……有两次他都被头朝下倒置起来，差一点儿就死了。

麦金把布朗带到家中“洗了个澡，吃了些早餐”，几天后，他把布朗（这次没带箱子）送去了盖伊在纽约城的办公室，并且建议盖伊把布朗转到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司库弗朗西斯·杰克逊那里去。布朗在杰克逊家藏了一段时间，随后乘火车去新贝德福德投奔他姐姐，布朗的姐姐在那里跟一群里士满来的“朋友”（很可能也是逃奴）住在一起。新贝德福德最活跃的白人废奴主义者小约瑟夫·里基森在那里恭候。稍后，里基森给盖伊去信道：“今晚我收到了您寄来的宝贝，一个重200磅的大活人。”布朗就在里基森家居住，里基森还给他找了份工作。

亨利·布朗从箱子中出来，1851  内战前最著名的逃奴故事之一：来自里士满的奴隶亨利·布朗把自己装在板条箱中，寄往费城的反奴隶制办公室。这幅1851年的石版画表现了手持斧头的詹姆斯·米勒·麦金和打开箱子盖的威廉·斯蒂尔。图中左侧人物可能是印刷工托马斯·辛克莱，右侧为主办女童学校的废奴主义者查尔斯·克利夫兰。

麦金一度恳请盖伊不要把布朗的故事公之于众，担心会连累到运输公司，“今后其他人就不能再用这个办法逃跑了”。但还不到一个月，包括《标准报》在内的各家报刊都纷纷登载了布朗的故事。也许是为了不暴露地下铁路的运作细节，废奴派并没有提到布朗曾经取道纽约，1849年出版的布朗自传也隐去了纽约这一环（这本自传文风浮丽，不像文盲逃奴的手笔，应该是白人废奴主义者查尔斯·斯特恩斯代笔的）。布朗在波士顿居住的一年时间里，常常出席反奴隶制集会，给听众讲述他出逃的故事，朗诵他从箱子中出来时念的那一大段颂辞。他还会带上《箱中人亨利·布朗的奴隶制之镜》——按当时流行的娱乐方式做的一套“移动全景图”，是由许许多多小的场景组合而成的巨画，每当展示一副不同的场景时，布朗都会配上音乐和朗诵，观众们在他的全景中看到了非洲，看到了三角贸易中段，三角贸易中段是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欧洲殖民商人将在非洲购买或掳得的奴隶运往美洲出售的航程。在运送过程中，奴隶获得的食物、水和空间都极其有限，经常遭受虐待，中途死亡率极高。——译者注看到了种种苦役，还有全部奴隶最终获得解放的“宏图愿景”。1850年，布朗在普罗维登斯展出他的全景图时遭遇了追捕，他激烈反抗才得以脱身。此后，布朗远遁英格兰，成为反奴隶制巡演中的常驻角色。布朗再也没能与他的妻子和家人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