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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这部作品，代表了钱钟书长篇小说的水平，里面揭示了一个“存在”的困境，以动荡年代为背景，讲述人物命运随时代多舛，反映了战争年代时人的生存百态。一度被夏志清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本文不以宏大叙事角度追溯历史，也不试图细究个中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只尝试在其中的环境氛围当中，跟随着钱老轻松幽默的文字，来发掘作品中的主题。结合作品，开始探讨对评论本身的态度，并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初谈了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底线。在谈论“围城”的同时，偶掺个人的一点见解，致力于分析其比喻、讽刺等语言特色。 当我再次看到“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与“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碗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这些话，发现印象仍停留所谓的巧妙的比喻甚至是单纯哗众取宠的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将自己局限了。首先，这里说的“哗众取宠”指的是溢美之词，即不比那些服务于政治的官话：先甭管对与不对，但绝对是错不了的，具体表现为使用频繁、稍显落俗，并有故意升华之嫌疑，如：“人们一致认为、纷纷流露出XX的情感、大家都对XX充满了向往云云”。其次，在《围城》里，作者侧重的是捕捉各类人的外貌特征和神态，突出语言描写，从而反映当时社会现实。说明了什么问题，则由读者自行揣摩。虽说这部作品写得“未够通俗”，人物对话曲意未尽，此处彼处还暗含说理，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算得上是作者的巅峰之作。重点是，小说通篇基本没出现过上述的一概而论之词，尤其对待人物方面，有的多是采用“比喻式”的刻画，这使得其中的角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予了读者他们足够的联想空间。 曲意未尽的主题 从《围城》再版以来，有关主题的确定就一直存在着争议。有讽刺中产阶级，间接反映战争的，也有纯粹的文化解构和批判的。值得一提的是，华人学者夏志清关于人的“孤立意识”的探讨，是从研究的荒漠中开出绿洲来的。他认为这是一部流浪汉的戏剧录，表现出主人公精神逐渐收缩直至到一无所有，再次侧面烘托出“疏离”这个词已涵盖了方鸿渐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 说到“围城”，在知道“一墙之隔即为‘两个世界’”的同时，大抵也能理解到“我渴望的别人未必想要，你嫌弃的正是别人所祈求的”的意思，从而得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角逐名利而又陷入他人境地”的结论。就如李梅亭鼓吹道德仁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拥护旧王朝；高松年虽则是老奸巨猾，对外大声疾呼维护教育之尊严有道貌岸然之嫌，却又是酒肉之徒；陆子潇表面上专职吹捧工作，实则为目光短浅的猥琐小人。如此种种，时代发展成那样，你可说人心百样，亦可告慰自己世态炎凉。小说主人公就是这样过来的：一个留洋“博士”归来故土，本希望借着头衔可以侥幸一把，不说飞黄腾达，但起码短期内能混个半职教授自认还是没问题的！可后来呢？起初父辈包办婚姻未果这件事情，后来到任教时结识的一帮同行，直到有幸获得一姑娘的爱慕并开始相互发展，结果却因夫妻俩常为一些事情争吵，无奈关系终不合，落个作鸟兽散的下场......作者要说什么，单纯为婚后女人面对此番而鸣不平？还是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又重申一遍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软质性？抑或仅仅是把人类婚姻比作成一个简单的鸟笼，显示笼里笼外的鸟儿们在彼此羡慕对方的情况呢？ 我看未必。作者是以文人群体在现代城市消费意识逐渐增强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也就是说，他是怀有忧患意识的，故对人性描写方面自然笔墨加重，文中行业圈内的评价更是如此。在生命文化与哲学反思的问题上，与当时的鲁迅如出一辙，均以坚定的否定性力量来透视“人恶”的本质。但侧重各异，鲁迅是被誉为“民族斗士”，所言之词难免带有族类性和所谓的阶级性，而钱钟书本是一名学者，持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推崇“赛先生”，说他是一心研究其中的人类性也不足为过，加上自身的睿智和发自心底里“贻笑百步”的幽默，特别在与彼时知识分子们的“过分呆板”及其整个社会文化较为闭塞的映照之下，所以才说这部作品稍显另类，不大好把握。或者说只反映正处战乱时的那一批人，他们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开始本还残存点“抱负”，但未得以施展，后来发现身上很多“本有”东西正逐渐被消磨而显得无奈，继而折射出某种社会现实。 对作品评论的理解及看法 然而，真的是反映留洋归来面对“吃饭的现实”表现出的无奈愁绪吗？还是果真突出那批人看见“无知的愚民”时露出指手画脚的高傲？不知道。也没有对照着看他其他的作品，不太了解，所以不能大谈其谈。 而他做了不少调查，故有谈资，凭着文学研究家的地位更是如此，与往常不同的是，他没有盖棺定论，或是给世人一个较为准确的答复：“为什么事情最后会变成这样了？”我想之所以没有详尽，是因为连同作者本人也不十分清楚。这不是卖乖，因为真卖乖的会说“此真真一言难尽也”，“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也只是托词。谁能保证说柔嘉最后的摔门而去全是因为鸿渐当时的一句气话呢？估计作者本人也拿捏不准，聪明的是他并没有道破。凭他的才识，完全可以编造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结局，大团圆欢喜嘛！结婚生子一生美满不美满且不谈，至少给我们个即成的结尾，算作精神寄托吧？——可见他还是忠于本心，归依现实的。这就根本区别于其他“文学评论家”的习性：流于形式，尤善定论，关键是还说得头头是道。如果说是单纯的文学评论倒也无妨，不就按自己的文学喜好吟诵一家之言嘛，并无伤大雅，顶多就是文学批评者们在一台面上党同伐异罢了！但有一点可恶，他们有时很乐意把自己认为好的作品，根据他们的思路，择其文段出一个样卷，故意挖出几个空来。可笑的是，放在现在作家本人来做，做到划线处他竟然理解错了与“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简直荒唐！这跟是否尊重读者们的意愿无关，因为真正尊重读者的作者定会守住一条底线——那就是归依现实，然后才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哪怕是能把人写成飞上天那拙劣的想象力，只要是符合现代科技）。这就涉及到诉求，然而读者的诉求又未必是单一的。若有这般淳朴，何不怂恿作家们都去创造喜剧呢？笑一笑，十年少，无论身心，定大有裨益。可见大家都是有头脑的嘛！ 真正值得人尊重且负责任的作者，从不为取悦读者而写。一不说假大空，宽而泛的官话；二不吹擂旧事，自立高尚；三不无病呻吟，多关注社会发展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咱有事说事有理说理，凭什么你说的永远是对的，而我说的就是不入流呢？基于上述的几点，我认为钱锺书在《围城》里做到了。 非凡的语言艺术特色 最后那个机械钟可说是隐喻时光的飞逝，而末尾那句“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我认为就是最好的结尾。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好聚好散才是常态。正如他在一个序上说，文学作品应该“曲传人物未曾吐露之心理”。照理来说，涉及到心理、科技乃至医学领域，一般只有颇具专业素质的人才能描述得到位，而钱锺书作为一名文学工作的研究者，能把一个人的整体形象描写得如此生动，除了本身的超人机智和“五车的才学”以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那幽默诙谐的语体风格，可大致理解为我们说的语言特色。 《围城》是钱锺书“锱铢积累”而成的，一般而言，情节稍逊的书必然以较佳的文字表达来取代，才能称得上是比较成功的作品，而这部作品自问世后引起的反响之大，可想钟书先生把语言运用到了何种境界？故而大胆地认为，若放弃细究文中的人物刻画及其对话，围城也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妨推论，要看钱锺书，首先得看他《围城》里的文字： “女人她们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犹如日常举动一般。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像是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算聪明的女人，绝不必用功就可当上才女，她只做巧妙的偷懒。” “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我们习惯的比喻，大是用这形象来嫁接到那形象的，或是暂借细致鲜活乃至入微的小事物来引向宏而抽象的道理，这没有问题。《围城》却时常“本末倒置”，反而见大化小，由虚写实，以达到独特新颖之目的。如鲍小姐“只穿霞绯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才会把颜色较多且暖热不一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写唐晓芙“眼睛并不十分大，可看着竟也灵动温柔，反衬出部分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是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然而，抽象的“局部真理”好似具体的局部赤裸的Miss.鲍；抽象的“大话”就好像具体的Big Eyes，这样的想法必是奇妙。两者相互映照，构成对比，不仅使联想到本体特征，而且好生出一股美感。 作品其中不乏嬉笑怒骂式的点评，在反衬的同时还引发了对社会各色人群的思考。这里有一个乌鸦的故事：“上帝要挑选最美丽的鸟来当禽兽的王。乌鸦将本是孔雀的长毛披插在自己身上，然后到上帝前面去应选，结果果真当选。得知乌鸦的阴谋之后，其它鸟类自然大怒，马上把它身上羽毛都扯了下来，乌鸦本相暴露无遗。”不难推出，披着长头发的，未必就真是艺术家；反过来同理，秃顶无发的人当然也未必是搞学术思想类的咯！ 《围城》小说里，语言亮点的一大体现，无疑是那引人入胜的“钱式”比喻句。《礼记》中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意思是说书袋能否掉得“准”，也是写诗的一种能力。有好事者统计，这部小说中所用到的比喻数目多达几百。我们不去细究具体数目是多少。想必稍微瞥过人物描写的读者，大致每处都能给到一个直观的印象：“高松年是个老油条，唐晓芙是块小鲜肉。”直截了当，至少相差不远。其中用到的比喻形象又不失巧妙，极大地烘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有一段，在提到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时，对“老科学家”四个字颇费斟酌，是解释为“老的科学家”还是“老科学的家”，如此纠结下去，怕是要承接解构家们的活儿了。然而作者却写道：“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一字之差，能把理解中的酒和女人做了这番对比，也是奇妙。写主人公与鲍小姐共进西餐，是“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却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曾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要涉及到技巧上的精度，他可算是做到了“上乘”。一般人是以数量来判断事物本身的优劣，他却是一反常态，要“摒弃细致”，臻于整体观感。一个小男孩的面部特征在他笔下是这样的：“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你看他在描述男孩的眼距，绝非是那种传统的“两寸三寸”的细具且毫无视觉冲击力的拙劣笔法，而是直接抛出了一个大家多少能够产生共鸣的情感——思念。除了有点小俏皮以外，足见作者对人物生活塑造上的历练程度。上述的简直是典型的“钱式比喻”，如此一看，甚是鲜活形象。 如此博喻，想来妙极。 说到特色，就不得不提到他的讽刺手法。此类多通过人物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从而侧面暴露出底下卑俗的灵魂，使作品整体收获到喜剧的效果。如其中描写方鸿渐留洋归来后被请到母校时作的一段“讲演报告”：“海通几百年，只有两样东西在中国社会长存不灭的，一是鸦片，二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正如古代诗人从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也从鸦片里找灵感一样。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对于Dr.方这番言论，虽不能说全然无理，哗众取宠，但也着实令群人的耳朵“当场失掉了贞操”，凭空生出诡辩之嫌。在怀疑主人公不学无术的同时，更多的是荒唐不羁的形象的浮现，不免让人可笑。锺书先生正是通过鸿渐那番让人咧嘴的话语，从而尖锐地讽刺了彼时大家津津乐道的“西方文明”，潜台词就是你们帝国日益吹擂的“文明”，敢情就是鸦片梅毒之流云云......原来是黄婆卖瓜啊！ 还有一个特点，钱老自成一格的文字底下，时刻隐藏着对真实社会的反映与指责，无论叙述或是评论，均有体现。就拿“学科”这一说，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理工类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在神州大地上声名鹊起，一时间“洋气四溢”，得以衬托出“灰头土脸”的国文。于是就有了“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些描述了。加上语言极其泼辣，可见当时他对新学科的涌入和多数人接连留学的观念持的是何种“优越”的想法。可能是基于纯粹学者身份的认同，忌掺杂个人情感，也许是迫于“上头”的压力，不便道破。再三思量，只能“曲线救国”，沿袭上朝墨客之旧习：“委婉”托出。当骗子得知鸿渐要劝他改邪归正之后，“气得咒骂不停，红着眼要打中国人”，文中戏称此为“中国自有外交和订约以来的唯一胜利。”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落后贫穷直接导致外交上的失败，除去这个戏谑的笔法，更多看到的是作者内心的忧虑。由此推断，作者应该是尤以讽刺政治话题见长的，就像鸿渐在报上得知“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的那句一样，表面是有理，实则不过是国民党为掩盖日军进攻时自己抱头鼠窜的狼狈样，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如此讽刺，不一而终。 总而言之，《围城》是一部以上世纪三十四年代的中国为背景，刻画了留学青年归国后的怅茫和面对现实而展现出来的无奈的现实型小说，也是代表钱钟书讽刺艺术的佳作。他在里面几乎是不留情面地畅谈“挖苦”艺术，可是否鲜有人会思考，在这些挖苦讽刺的背后，作者以方鸿渐为一个视点，纵览当时各路人在社会生活中奔波而面临的种种难堪与黑暗，从而托出“你不坏，可全无用处”这看似荒唐的现实？不确定，但唯一我能肯定的是，他是想基于“墙里墙外有风光”的事实下，呼吁这些仍旧徘徊在墙角边上的年轻人，停止那些腐朽发臭的思绪，赶紧冲破横在你面前的那堵墙，大步迈进自己所想的人生道路！尽管途中荆棘丛生，但你肯定会回望那座曾经禁锢你一时的围城，你会哭，会笑，会心的一笑，最好是毫无顾忌地大笑，你也不怕会恶心别人，因为这就是你的本性。——“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就是锺书先生阐之未尽的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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