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近现代曹雪芹、《红楼梦》研究中的两个“专有名词”，“曹学”与“红学”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相互关系如何，近年来，不断被学界提起并引起争论。回顾、总结“相关学术研究”的研究范畴与方式、分析不同论点及其论证方式的分歧、焦点所在、标准等，有利于团结学界、共同促进学术的进步。 一、一百年来“相关”学术研究的范畴与内容 （一）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是“红学”“曹学”，而不是预先设定什么是“红学”“曹学” 笔者所谓的“相关学术研究”，是指近现代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所有相关研究。之所以不用“红学”或者“曹学”这两个既有的概念，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到底指什么”并不明确，并引发了学界激烈的争议。 通过对近现代相关学术研究的范畴、内容、价值的系统清理，总结“红学”“曹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是进行“红学”“曹学”研究的前提，我们要避免预先主观的定义“红学”、“曹学”的概念，避免陷入不同学者“自言自语”、各说各话、争论不休的窘境。 （二）民国时期相关研究的方式 1、红楼梦的主题研究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也就是《红楼梦》写的是什么（要表达什么），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多有不同。 民国时期“索隐派红学”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倾向于认为《红楼梦》写得是某家或某时的历史史实。 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附会于《红楼梦》的解读之上，指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指出人生实为悲剧、及这种悲剧的拯救方式[1]。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指出：“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胡适为什么将著者家世这一看似与《红楼梦》关系并不密切的课题列为“《红楼梦》考证”的对象之一呢？ 根据《红楼梦》中“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和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四次接驾、《红楼梦》中凤姐儿谓“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等，胡适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故而，了解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即可对《红楼梦》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赏析。胡适甚至指出，通过考证，曹家最后没落，所以，从“自传说”的角度而言，《红楼梦》的最终结局是贾家必致衰败、宝玉必致沦落。 2、李玄伯的曹家历史研究 193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玄伯在故宫懋钦殿发现一个涉及曹雪芹家族信息朱批奏折小匣，并据以为主要依据，作《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 李玄伯据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曹頫折：“奴才之嫂马氏，现因怀妊孕已及七月……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认为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享年47岁。 据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曹寅折：“今年正月，太监梁九功传旨，著臣妻于八月船上奉女北上”，同年十二月初五折:“前月二十六日，王子已经迎姿福金过门”，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初五折: “臣接家信，知镶红旗王子已育世子”，知曹寅一女由皇帝指婚嫁与镶红旗王子，并诞有世子，“观此，则贾元春实有其人。曹氏虽无贵妃，然有王子福金矣。” 文章中唯此二条涉及《红楼梦》的作者与题材，其他各条都是对曹雪芹祖上的研究（开启了曹雪芹家族与丰润曹氏关系探讨的序幕），尤其是对曹寅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尤其是最后“曹氏之亲戚李煦”一节，对曹雪芹的舅爷李煦进行了考察，这就将曹雪芹家族研究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了。 通过对胡适《红楼梦》研究内容和方式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被顾颉刚称为“新红学”的研究是一种兼具考证与索隐的研究方式，其研究模式（对曹家家世、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性考证）与李玄伯相似，而其主导思想却与“索隐派红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胡适把别人所谓的《红楼梦》写别人家事换成了写曹雪芹家事而已。 3、《红楼梦》的小说学研究 除对《红楼梦》的主题和家世进行研究以上几家外，民国时期更多的《红楼梦》研究还包括鲁迅从小说史和小说创作经验进行的研究以及吴宓、李辰冬、李长之等从小说学角度和比较文学角度进行的相关学术研究。其中尤以鲁迅、李辰冬的研究成绩最高、影响最大。 （三）建国后的相关研究 建国后，学界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按照民国时期相关研究的路数进行的，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性的批判文章不计）文章。 《红楼梦》的小说学研究文章和文集众多，但从社会影响来看，影响较大的当属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 此外，曹家资料的大量发现和《红楼梦》相关版本的发现及大地促进了相应的考证，影响较大的当属两部资料集、三部巨著：《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无一不是研究曹雪芹上世问题的。 除以上主要研究外，研究曹雪芹本人，家世，上世素养、行为、交游等的文章也还不少，不一一列举。 之所以出现曹雪芹、曹雪芹家世研究大量资料与文章，主要有三个原因： 1、由于曹家上世行为在《红楼梦》中有所投射，因此学界认为应该将曹雪芹上世的情况与活动搞清楚； 2、曹雪芹的相关资料较少，有限的资料往往也有争议（一段时间内，“曹雪芹文物、佚著”研究也曾成为焦点），陆续发现的曹家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 3、仅凭借西方文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分析和评论，固然言之成理，但是语言生动、结构巧妙、人物生动等“符号性”的结论与相关分析，给读者的感觉总是不够踏实，有“隔靴搔痒”之感； 4、或者认为，不研究作者，无法深入理解超一流的作品。曹雪芹的家世对作品（作家）有文化和素材两方面的影响。故而，在没有或者缺乏作者信息的情况下，通过研究家族，为理解超一流作品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既是一种不得已，也是一种可取的途径。 （四）既有资料和学术使命感推动一百年来的学术研究 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发现，一百年来的曹雪芹、《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曹学”概念提出以前），研究者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和自身的使命感去尽力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并没有人过分在意相关研究的内容到底应该是什么，或者哪些更重要、什么属于“红学”、家世研究是否必须或者一定能够为曹雪芹、《红楼梦》研究提供什么必然的影响……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当然人们也没有过多的考虑“红学”究竟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叫法是否合适，曹雪芹家世、生平、社会环境等诸多关于历史的研究（相对于专门讲《红楼梦》文学艺术的研究而言）“天然”的属于已经存在了近百年的“红学”。可以说，客观的学术条件与学者的学术使命感推动着过去数十年的曹雪芹、《红楼梦》研究向前前进。 二、学界对“曹学”“红学”概念的争论 目今的学界经常谈到“曹学”、“学界”等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曹学”、什么是“红学”，学界有很多个人主义的界定，但并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总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顾献樑的“曹学”与“红学” 最早将“曹学”、“红学”对立起来看待的是台湾的顾献樑先生，他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时，作《“曹学”创建初议——纪念＜红楼梦＞》作者逝世二百周年》一文指出： “红学”不论新旧，差不多都是以“真”为第一，以历史为主，根本不重视《石头记》的文艺价值。因此，我个人乘这大家生不能再逢的“二百周年”愿意提出，以“曹学”取“红学”而代之。 “曹学”是“研究曹霑和《石头记》的学问”。意思也就好像研究莎士比亚、歌德、塞尔万提斯、但丁、紫式部……的意思。[2] （二）余英时的“红学”与“曹学” 虽然，顾献樑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提出“曹学”这一概念的学人，但是，使“曹学”这一概念在学界引发争议和巨大影响的却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写道： 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3] 又云： 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 （三）周汝昌的“红学”与“曹学” 余英时提出的应当分别“曹学”和“红学”的观点传入国内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首先撰文进行反驳的就是余文中点名提到的《红楼梦新证》的作者周汝昌。 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辛第一次国际“红学”研讨会上，周汝昌发言指出： “红学”之所以发生，正由于《红楼梦》与其它小说很不相同，要想理解它‘本身’，首先须对许多问题弄个基本清楚，所以搞‘外学’（对历史背景、作家家世生平、其它有助于理解小说的研究、分析、考证）的并没有‘离题’，而正是为了‘作品本身’；不通‘外学’的《红楼梦》论述者是很难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现在还有大量问题，正赖考证家努力解决，而在此刻出现这种‘考证得差不多了’的论调，不但在认识上欠正确，也是对“红学”的发展非常不利的的言论。 1982年，周汝昌又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什么是“红学”》一文，指出：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 那么，“红学”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周汝昌先生认为，第一个方面就是“曹学”，是“红学”的核心有机组成部分[4]；第二个方面是版本学；第三个方面是探佚学；第四个方面是脂学；另外还有注释学与翻译学等。 （四）学界一般的“红学”与“曹学” 周汝昌对“红学”的界定，尤其是其将对《红楼梦》的一般小说学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的观点，引发了学界广泛的争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应必诚在1984年第3期《文艺报》上发表《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指出： 说《红楼梦》小说研究只是一般性的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 1983年12月，中国曹雪芹研究会会刊《“曹学”论丛》“卷头语”云： 研究世界文化名人曹雪芹的学问，世称为“曹学”，研究世界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学问，世称为“红学”。 可见，对什么是“红学”、什么是“曹学”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争论各方并没有取得统一性的认识。现在学界对“红学”、“曹学”的概念使用，基本用的是最后一种界定。 正是因为没有统一认同的、明确化的概念，学界在讨论“红学”、“曹学”异同和关系问题时，就不免陷入各说各话、争论愈多、观点愈异的窘境。 三、学界各种“红学”、“曹学”概念的辨析 （一）顾献樑的“曹学”、“红学”辨析 最早提出“曹学”概念的顾献樑，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知名的艺术评论家。 在他看来，当时学界（主流、有影响力）的“红学”研究最基本的归旨在于求真——这实际上应该是针对胡适、周汝昌等“新红学”（自传说）的研究而言的，因此，顾文在文题中就明确点名：“迎以美为第一，文学为主的‘曹学’；送以真为第一，历史为主的‘红学’”的观点。 在顾献樑看来，与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与作者研究一样，“曹学”应该研究作者和作品，“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 考虑到顾献樑的文艺评论家的学术身份和学术素养，他如此定义“曹学”、“红学”是有其“道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1940年代李辰冬以欧洲文学理论解析《红楼梦》曾经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其后先后出现的以文学理论和审美解读《红楼梦》的作品虽然出了不少，但在学界引发的持续影响都远逊于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新红学”（自传说）。正如余英时指出的：“《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诚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相反地，它一直是被当作一个历史文件来处理的。”[5] 作为文艺评论家的顾献樑对这种现象自然无法理解，为强调《红楼梦》研究应该回归文本、回到文学研究，在不能取消自传说“红学资质”的前提下，顾献樑遂提出了以研究曹霑与《红楼梦》研究为主题的“曹学”对抗以研究曹雪芹家族历史为主题的“红学”的建议。 （二）余英时的“曹学”、“红学”辨析 在余英时看来，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研究应该涉及《红楼梦》，如果不涉及《红楼梦》的旨趣，就不应列入“红学”，而应以“曹学”名之。 余英时是史学家，他的文学造诣并不能与他的史学造诣相提并论。因此，从一般文学研究来看，尤其是美国学界流行的文学研究方式来看，余英时才认为，“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 余英时提出的“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的观点在学界影响甚大，但是，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余英时“要真实要表达的意思”却被有意无意间湮没了。 实际上，早在威斯康辛国际“红学”研讨会上余英时就对自己提出的“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的真实意思进行了辩解。 针对周汝昌“搞‘外学’（对历史背景、作家家世生平、其它有助于理解小说的研究、分析、考证）的并没有‘离题’，而正是为了‘作品本身’；不通‘外学’的《红楼梦》论述者是很难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的发言，余英时当场站起来解释： “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家的家世材料，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6]。 在“对他以往的主张作了解释”之后，余英时又声明：“红学”内、外实为相辅相成，每一个红学家，都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7] 综合看来，作为历史学家的余英时，对历史学的考证自然甘苦自知，对历史学考据的价值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否定的意思。在余英时看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研究”与“《红楼梦》研究”并非一个问题。具体而言，曹雪芹家世的研究自有其价值，用不着为“红学”服务，当然，也没有必要将本来与《红楼梦》没有关系的曹雪芹家世研究（“曹学”研究）非得与《红楼梦》研究（“红学研究”：涉及《红楼梦》主旨的研究）硬性的捆绑在一起，并冠以“红学”的名目。 后来的研究者在引用引余英时的文字作为阐述对象和论证证据时，往往强调他对“曹学”和“红学”的区别，却忽略了他对“曹学”的尊重，造成一种余英时反对和轻视“曹学研究”的印象。 （三）周汝昌的“红学”、“曹学”辨析 周汝昌《什么是“红学”》的观点很明确，对《红楼梦》进行一般小说学的研究很重要，他自己也不排斥，但是，古代出现过那么多优秀小说，各自都有无数学者研究，只有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被称为“学”，并被人们接受和认同，这是因为《红楼梦》存在着与一般小说不同的特点。 虽然，周汝昌明确了他的“红学”范畴，并将“曹学”定为这个“红学”的核心，但他并没有对他的“曹学”进行明确的定义。之所以如此，或许与该文是回应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考证曹雪芹的身世”、“考证派红学”、“曹学”等概念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周汝昌的“曹学”指的应该即是“考证曹雪芹的身世”的研究。 针对应必诚《也说什么是红学》一文对自己观点的责难，周汝昌在1984年第6期《文艺报》上发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其中云： 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全然一样的。 假如没有弄清这一点，或者忘记了它……或则责备红学所讨论的，都与“作品本身”无关；教训红学研究的：你们应当打开小说，去研究作品――比如人物呀，情节呀，语言呀，结构呀，以及思想性、艺术性的评论呀等等……这实质上，是不承认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是主张把“红学”一般化，亦即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 与顾献樑、余英时、应必诚等人对《红楼梦》的态度（认为小说，首先要研究作品）相比，周汝昌对“红学”的界定极其明确：前者从一般小说学的角度，强调以《红楼梦》的小说学研究为核心；后者从《红楼梦》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出发，强调以曹雪芹的家世研究为核心。 学界可以指责周汝昌不该把一般小说学理论对《红楼梦》的解读排除出“红学”范畴的做法，但却不应指责周汝昌强调“红学”何以为“学”这一做法没有道理。 （四）主流学界的“曹学”、“红学”辨析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界也好、大众也好，更多的认同余英时、应必诚为代表的学院派观点，即“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曹学”就是研究曹雪芹的学问。“曹学”为“红学”服务，或者“曹学”天生就是“红学”的一部分。 表面来看，这种论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什么叫“研究《红楼梦》的学术”、什么叫“研究曹雪芹的学术”，在这种辨析中仍然没有被明确化。比如，有些问题，如脂批研究，到底属于曹雪芹研究，还是《红楼梦》研究；曹雪芹家世研究中明确涉及到《红楼梦》的，应该计入曹雪芹研究，还是《红楼梦》研究等等。 综上，笔者认为，在“曹学”“红学”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没有“得到明确、统一的界定”时，讨论“曹学”与“红学”的区别、关系、谁属于谁、谁为谁服务等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最后的结果。 四、学术背景、学养造就的立场决定观点 学界何以会出现如此多的“曹学”、“红学”定义、且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呢？这就要具体分析各种持论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学养以及由此造就的不同立场。 （一）顾献樑、余英时“曹学”、“红学”界定的主观目的 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与顾献樑《“曹学”创建初议——纪念＜红楼梦＞》作者逝世二百周年》的本意并无不同，他们都要求在曹家（或者称《红楼梦》原型材料）研究的同时，要更加强调《红楼梦》文学艺术性的研究，只不过，顾献樑称研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为“红学”，称《红楼梦》艺术的研究为“曹学”，而余英时恰好相反。 客观的说，顾献樑、余英时等之所以提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曹学”、“红学”定义，是因为他们（以西方文学理论为背景的中文研究者、文学评论家、相关研究者、一般读者）对“新红学”（自传说）考曹氏以证《红楼梦》的研究方式、繁杂的研究成果、对理解《红楼梦》有什么杨的价值感到不解与不满。 在他们西方文学理论的意识中，《红楼梦》就是一部写的很好的故事书，没有过于复杂的东西，所以，就《红楼梦》的主题和价值研究而言，要回归《红楼梦》的“文本”，而不是过多的研究作者的家世、并将这种研究纳入“红学”的范畴。这就是顾献樑之所以号召用“以美为第一，文学为主”的“曹学”代替“以真为第一、历史为主”的“红学”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中也表达的非常清楚： 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它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因此特别重视其中所包涵的理想性与虚构性……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隐藏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之中，而尤其强调二者之同的有机性……作者的意思必须贯穿全书而求之。 顾献樑提出以“曹学”取代“红学”、余英时提出要把曹雪芹家世研究定名为“曹学”，排除在“红学”范畴之外，包括大陆学界近些年提出的回归“文本”等，都建立在《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novel）的基础定位上。 （二）顾献樑、余英时“曹学”、“红学”界定的客观效果 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的价值在于，提倡学界关注《红楼梦》的文本和小说学的研究方法，避免将解读的注意力过多的放在历史性的考证上；但是，其“客观的”“消极作用”也极其明显，即他对“红学”的界定“迫使”相关研究者（尤其是进行曹雪芹家世研究或者其他有考据癖的学人）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辨识，思考他们的家世研究或考据是否对《红楼梦》研究有用，他们自己是否能列入“红学家”的阵营。虽然，这种客观的、消极后果并不出自余英时的本意；但是这种界定造成的“相关研究”人群内部的分裂（或者身份认同）是巨大的，其消极后果也丝毫不亚于几年后周汝昌对“红学”的界定（排除《红楼梦》研究中的一般小说学研究）所造成的学界分裂。 （三）从《红楼梦》研究看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的价值 在对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的诸多责难中，有一种说法颇有代表性，即我吃一个苹果，只要知道它好吃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得知道它是谁种的。 这种说法乍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上，略作思考，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存在极大的问题。 第一、你不想知道好吃的苹果是谁种的，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别人也不能想知道这个好吃的苹果是谁种的。 第二、一个苹果好吃，人们当然愿意知道它为什么好吃，它为什么比所有别的苹果都好吃。 第一种观点可以代表“红学就要研究《红楼梦》本身”这个命题。在这种命题下，曹雪芹或者别人谁写了《红楼梦》、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曹雪芹何以能够写《红楼梦》、曹雪芹的素养受到哪些影响等问题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后一种研究这个苹果何以比其他苹果都好吃的学术，具体到曹雪芹、《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可以代表“超越文本”的、研究（苹果何以好吃）曹雪芹家世、生活时代、家族文化、创作、动机、表达的、主题等相应课题的研究。 平心而论，研究苹果如何好吃自然很重要，但研究苹果如何好吃的价值，未必就高于这个苹果何以好吃的研究。 （四）周汝昌、冯其庸对家世研究价值的看法 《红楼梦》是否就是一部单纯的讲故事的小说，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是否有益于《红楼梦》的研究，在熟悉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和熟悉曹雪芹家世、生平、脂批、文本的研究者看来，结论就会截然不同。 周汝昌指出：“不通‘外学’（家世研究、曹雪芹研究、版本、脂批研究等等）的《红楼梦》论述者是很难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内学’‘外学’不可存门户之见、“彼此争一日之短长”，而应互相协作。” 冯其庸先生说的更加明确、到位： 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 虽然，周先生与冯先生在“红学”、“曹学”定义、范畴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作为长期从事相关考据和《红楼梦》研究的学者，他们对曹家历史、曹家历史与《红楼梦》关系的理解显然与很多学养、立场不同的研究者的理解不同。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考虑问题自然与纯从艺术的角度考虑问题显得复杂。 比如李煦研究，似乎对《红楼梦》阐释没有价值。但是，曹雪芹在江南生活时，曹寅、曹颙皆已去世，李煦对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影响恐怕比曹寅、曹颙更大，因此，不能因为李煦姓李，与曹雪芹在血统上不如曹寅近，就认为李煦研究没有价值，进而排斥李煦的研究，认为偏离了主题。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正是周汝昌、冯其庸等人对考据充满极大热情的原因所在。 （五）学术背景、学养造就的立场决定观点 通过对顾献樑、余英时、周汝昌、冯其庸、应必诚等人对“红学”“曹学”定义及其何以如此定义“曹学”“红学”的学术背景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不同学者因其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养造就的不同立场，决定了他们各自对“曹学”、“红学”的看法不同。 比如，对于“曹学”的价值，身为中文教授的应必诚就认为，“研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其中有些问题也需要搞清楚，更重要的是要说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红楼梦》创作之间的关系”；而历史学出身的余英时教授则认为，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很重要，但不一定非得要为《红楼梦》阐释服务，所以他反对将曹家家世研究与《红楼梦》解读“硬性”（以他的视角认为的）的捆绑起来；而既致力于曹雪芹家世研究，又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周汝昌和冯其庸则认为，“曹学”研究非常重要，因为不了解“曹学”就没法深入理解“红学”——这种理解（或者说这种理解是否有道理）有时候是可以言说证明的，有的则只是通过个人研究自我感觉、而不可言说的。 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养造就了不同的立场，各自强调自己研究方向和方式的重要与合理，遂使得各家的“曹学”、“红学”界定与讨论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虽然，发表了很多辩论文章，但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应该说，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对不对”的问题，只有“立场”不同的问题。正如1983年12月《“曹学”论丛》“卷头语”指出的那样： “红学”是研究《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学问，因其作者是曹雪芹，“曹学”自然是“红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曹学”是研究曹雪芹这个作家的学问，因其作品是《红楼梦》，“红学”反成为“曹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站在前者的立场，以“红学”为内学，“曹学”就算是外学；站在后者的立场，以“曹学”为内学，“红学”就成了外学。 五、学术研究不需要非得区分“曹学”、“红学” 从一百年来曹雪芹、《红楼梦》相关研究的历史来看，各种研究方式并存，互相借助、互相促进，终于产生了堪称“大观”的“红学”。 “红学”的存在不仅为解读《红楼梦》提供了各种可以凭藉的、可能的学术“基础”，同时还推动了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方志学、近代学术史等各门学科的发展。 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学术历史中，没有人区分“曹学”和“红学”，“红学”到底是什么、包括什么也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界定，这种各自从自己擅长的方面推动学术进步的局面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顾献樑、余英时提出“曹学”这一概念。 （一）区别“曹学”、“红学”的实质 通过对曹雪芹、《红楼梦》的学术史、解释模式及持论者的学养的分析，将“红学”和“曹学”并看（将“曹学”从“红学”中区分出来），一定程度上说，是以一种研究模式排斥另一种研究方式，即以西方小说学理论阐释《红楼梦》排斥以中国传统文化阐释《红楼梦》。 顾献樑、余英时之所以区分曹氏家族研究与《红楼梦》研究（不管他们管研究《红楼梦》文学价值的学术叫“曹学”、还是“红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红楼梦》只是一部与常规小说并无实质区别的文学作品，所以《红楼梦》的研究要紧紧围绕文本的“小说性质”进行。 周汝昌、冯其庸等人之所以重视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是基于《红楼梦》是十八世纪一个天才作家写给当时人看的作品，作者的语言、审美、思想、选择现实“原型”（题材）的方式等都属于他的那个特殊时代，因此，二百年后的我们在解读《红楼梦》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这就需要我们除了要研究曹雪芹、从小说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外，要更多的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曹雪芹家族的家风、曹雪芹的时代等相关因素对曹雪芹、《红楼梦》的各种“可能”影响。 （二）研究《红楼梦》应该迁就曹雪芹 西方小说理论是对一般小说作品研究基础上的规律总结和提升，这些所谓“规律”对超一流文学作品是否适用，或者说能否用以解释超一流文学作品超越侪辈的原因以及这些作品的审美，都是问号。不应当做“铁律”来使用。端木蕻良即提出，西方文学理论不适用《红楼梦》研究，或者不能生搬硬套用于《红楼梦》研究[8]。 李辰冬在《红楼梦研究》中指出： 读《红楼梦》的，都知道年岁愈增加，则它的欣赏乐趣也愈多，学识愈丰富，则了解它的程度也愈深，知识愈进步、方法愈精密，则在它里的发现也愈广博。 想必李辰冬的这个感受，多数《红楼梦》的研究者和阅读者都有过相应的感受。但何以如此呢？ 早在1927年初，鲁迅先生也指出： 《红楼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 鲁迅先生此语众所周知，但是，为什么个人看《红楼梦》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而看其他小说则没有这个问题呢？ 这即说明，《红楼梦》内容太广博了、思想太有深度了、文学艺术太有感染力了……既然如此，相关学术研究是否就应该仅仅集中在《红楼梦》的艺术上，而不及其他呢？曹雪芹何以有，而他人何以就没有这样广博的知识和塑造能力呢？在以上基础上，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相关内容，需要从《红楼梦》文本出发，还是从外围相关内容出发，这样的问题还有必要产生吗？ 笔者认为，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研究，研究者应该保持谦虚的态度、作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不要轻率的说，《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红楼梦》，就没有读明白《红楼梦》；或者说，曹雪芹就是个文学家，不是哲学家——没有创建哲学体系、但最高明的理解了那个时代哲学的人正是最大的哲学家…… 因此，研究《红楼梦》，要求研究者去迁就曹雪芹，而不能要求曹雪芹迁就西方文学理论或者研究者的学养、好恶。如何迁就曹雪芹呢？恐怕就要把曹雪芹、《红楼梦》放到十八世纪的时代去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各种考据和研究。这大概就是冯其庸先生年龄愈大，对曹家考据愈发兴趣的原因所在。 （三）界定和区别“曹学”、“红学”没有必要 通过对民国时期及建国初期曹雪芹、《红楼梦》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及对学界因学术背景、学养不同造就的立场不同导致的观点差异的分析，笔者认为，界定和区别“曹学”、“红学”没有必要。 如果《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如果仅靠西方文学理论不足以深入的解释和欣赏《红楼梦》、如果真正理解《红楼梦》超越一切“小说”的需要真正了解曹雪芹及其时代的思想、文化、审美、家风、家族……那么，我们称之为“红学”也好、“曹学”也好的学术，就没有必要再强行分别什么属于“曹学”、什么属于“红学”、“曹学”是否要为“红学”服务等等问题。 （四）换一种假设考虑问题 历史不可以假设，学术史和学术概念的界定自然也不可以作假设，但是，假设有时候也具有相当的意思。 试想，假如当年顾献樑关于“曹学”、“红学”分别的观点是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提出来，并获得学界主流的认同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出现关于《红楼梦》小说学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纳入“曹学”范畴的话题，是否会出现以考证曹家历史与《红楼梦》关系的“红学”应为研究《红楼梦》小说学的“曹学”服务的问题呢？ 从这个角度上讲，“曹学”、“红学”这样的称谓都只是一种表述的词汇，并不具有绝对科学的价值，当然，也不应该强行界定和分别，并讨论它们谁价值更大、谁应该服务于谁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争论除了会阻碍学术的发展外，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六、从清代考据学相关问题看“曹学”、“红学”的争论 实际上，不仅“红学”研究中的存在争议与不确定，即便被视为有清“一代之学”的考据学，在关于其形成原因、作用和名号等问题上，在学界也素有争议，但是，这些争议并不能影响到考据学作为有清一代之学、中国文化学的地位。 考察考据学的相关问题，对正确看待今天的“曹学”、“红学”之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学界对清代考据学成因、宗旨、名称的研究 1、清代考据学诞生的原因 清代考据学是有清一代的盛大学术，向来为学界所重视，也是清史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考据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中晚期，知识界对阳明学术是否背离先圣原意的思考。这种思想潜流在知识界不断传承延续，至清初，在经学界对阳明末学空谈误国的反思的催生下，这种通过考据进而了解先圣原旨的学术潜流逐步变成明流，成为学界共同的认知。在诸多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考据学自然而然的出现了。 2、清代考据学宗旨的转换：从经世到为考据而考据 在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提倡的考据学中，求圣人原旨、以救世溺是考据的终极宗旨，也是清初学界的基本宗旨[10]。 随着考据学发展，虽然学术的宗旨仍然是“恢复”先圣原意，但是“恢复先圣原意”在学术研究者头脑中的明确地影响越来越小。在学术界看来，考据工作做得足够扎实，先圣原典的原意自然就会显露出来。考据、不阐发成为考据学的核心。这就是戴震的考据学成绩为当时学界所钦服，而其阐发义理的文字反而受到学界“大可不必”嘲讽的原因。 这种后来被学界批判的不关注社会需要的考据学学风，实际上却是考据学的精粹所在，也是后来考据学为梁启超、胡适等认同的“科学精神所在”。 3、清人对相关学术定名的各自表述 实际上，作为一代学术的考据学到底叫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从事考据的清代学人也是众说不一： 有关考据与考据学的名与实，学术界众说纷纭，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由于传统考据学在清代乾嘉时期发展到顶峰，近代以来又多称其为“乾嘉考据学”。[11] 虽然清代的学界对考据学存在诸种纷纷扰扰的说法和界定，但这种分歧并没有阻碍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每个人都在个人对考据学的界定下，进行自己扎实的工作，推动考据学的水准、范畴的发展，终于将考据学推到后世无可企及的高度，当之无愧、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的成为一门“学”。 （二）从清代考据学的几个问题看今天的“曹学”、“红学”之争 通过对清代考据学几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反过头来再看近几十年的“曹学”、“红学”之争，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曹雪芹、《红楼梦》相关学术的研究自有其合理性 但凡学术，都有研究的价值，但凡有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都值得学界尊重，具体到曹雪芹、《红楼梦》研究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说，余英时才很尊重“曹学”和“曹学家”。 过去一百年的“曹学”研究，不仅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曹雪芹家族、时代的了解，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曹雪芹个人“可能”学养、思想的了解，进而加深了我们对《红楼梦》中写作对象、描写手法、表达思想等的理解。不仅如此，相关研究还为清代政治史、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史、经济史，包括地方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 那种引余英时“曹学”概念反对“曹学”研究，认为与“红学”无干的“曹学”研究没有价值，或者与“红学”无干的“曹学”研究应由清史研究者为之的看法，不仅反映了持论者学术观的“偏狭”，也误会了余英时先生的本意。 2、一切相关研究都有助于《红楼梦》的解读 “曹学”是否有价值和是否有助于《红楼梦》的解读，是“曹学”、“红学”争论的又一个焦点。 这样的命题是否成立，或者说是否有争论的价值。不同知识背景的学人基于自己的立场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以为，考证曹家的历史、清代的文化背景有助于《红楼梦》的解读，甚至是真正理解《红楼梦》的钥匙；或者以为，以西方通用的文学理论解读《红楼梦》，才是解读《红楼梦》的根本途径。 所以说，“曹学”只要有理有据自有其存在的学术理由，至于其对“红学”是否有用、有多大的作用，判断没有绝对的标准，关键在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学养与视角。 举例而言，传统社会，家风、家教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养、创作影响很大。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不存在现代作家争取稿费的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要创作《红楼梦》，他要通过《红楼梦》表达什么，他为什么要做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宣言……在曹雪芹相关资料过少的情况下，研究他的家世、家风以及与其相关（气味相投）人等的行迹、性格、交游等情况，就成为比想象和文学理论推理更可靠的途径。正是基于此，才有了“曹学”研究者的努力工作和诸多成绩。 因此，从长远看来，一切扎实的研究都将有助于后人对曹雪芹其人、《红楼梦》其书的理解；而学术的价值并不因为（表面看来）研究题目与《红楼梦》的远近而决定，不管这个题目本身的价值也好，还是这个研究题目对《红楼梦》解读的价值也好，都是如此。 3、相关学术研究叫什么并不重要 我们都知道，言不能尽意。 研究者选择将相关研究定名为什么，一般是因其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的特点而定，用途有二：一来表达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的特点，二来为表达的方便。至于是否绝对准确，或者所有相关研究者都能认同，并不重要，也不值得进行大规模的探讨与争论。 “曹学”与“红学”的争论也是这个问题。因为“曹学”、“红学”的定义“有关曹雪芹的研究”、“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就不是明白无误、准确无异的。在这种情况下，说“曹学”即是“红学”也好，“红学”即是“曹学”也好；说“曹学”从属于“红学”也好，“红学”从属于“曹学”也好；说“曹学”要为“红学”服务也好，说“曹学”自有其独立学术价值也好，都是基于解读者的学术背景、学养、爱好等诸多因素早就的“立场”而言的，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4、学界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唯有最扎实的工作、最有说服力的工作才是科研的关键 曹雪芹、《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不论从持续的时间、参与的人数、讨论的激烈程度、出现的相关研究来说，“曹学”“红学”都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一门学问。 我们在进行相关讨论时，不应该过多的纠结于概念表述是否准确、谁应该从属于谁、应该有系统的模式等等。 影响“曹学”“红学”争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如今一个出书泛滥的时代，“劣质”的、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研究”作品对社会大众心目中“红学”价值的冲击。 所谓“劣质”的、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研究”作品，是指研究者没有基本的关于清史、民族史、传统文化、文学修养的人等进行的“研究”和著述。这些作品的出现和对社会大众“红学”认知的冲击，极大地损害了“红学”“曹学”的声誉。但这不应该成为学界对“红学”必须进行“自我狭隘界定”的理由。 首先，从某些角度上说，学术与社会大众无干，也不应该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常识，因此，流行程度与学术水准没有必然的关系，学界大可不必主观的将自己明确界定下来。 其次，即如著名的《红楼梦》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所言的，自我的界定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并没有大家公认的一套界定和研究路径，这些事情应该由写学术史的人去作。 我们应该做的是，以对曹雪芹、《红楼梦》、历史谦恭的态度，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进行扎实的研究，为后人留下可供梳理的资料。 七、关于“曹学” 从过去一百年的研究来看，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涵盖了《红楼梦》作者研究、曹雪芹时代研究、曹雪芹研究、曹雪芹家世家风研究、曹雪芹文物研究、曹雪芹交游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脂批研究、红楼梦传播史研究、红楼梦研究的研究、红楼梦艺术研究等等诸多方面。 那么，这些相关研究如何系统、分类，才便于表述和传播呢？周汝昌先生主张的“红学”不包括一般的小说学研究的观点，显然难以被社会认同（其“红学”定义引发的广泛争议即是证明）；那么，将“红学”分为内学、外学的观点是否合适呢？ 首先，学界对“《红楼梦》文本之外”研究的价值认定本就不同；其次，文本之外的某些研究确实说不清能够对曹雪芹的思想和《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 但是，从“大学术”的角度来说，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从“小学术”的角度来说，曹雪芹家世、生平、社会的研究，不论是从了解曹雪芹其人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对《红楼梦》的深入理解而言又都很重要。归入“红外学”并不合适，反而会给人以沾不到“红”字边缘的印象，会被很多人视为无关于“红学”的“曹学”。 如果非要从“名相”上加以界定，笔者以为，“曹学”的概念范畴较“红学”的概念范畴大的多，如果将“曹学”定义为“研究曹雪芹的学问”。那么，曹雪芹相关的内容有哪些呢？ （一）家族研究：曹雪芹家族世系、人物及家族成员活动、交游研究 （二）时代研究：曹雪芹生活时代政治、文化、思想研究 （三）作者研究：曹雪芹其人（生平、经历、交游、学养、创作）研究 （四）作者作品研究：《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研究 （五）作者作品传播史研究（版本、脂批、流传、翻译、《红楼梦》研究及《红楼梦》研究的研究、《红楼梦》艺术研究） 虽然“曹学”也不足以涵盖相关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是，与“红学”这一词汇相比，“曹学”的涵盖面无疑更大一些，也相对更确切一些。 综上，笔者认为，从尊重历史和学术使用习惯的角度出发，曹雪芹、《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叫什么不重要，个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便想用什么样的名称都可以，没有必要非得在学术上加以界定和争论，并指责别人应该去研究什么，不应该去研究什么。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冯其庸先生就已明确指出这一点：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12] 冯先生的话是说，我们可以评价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论据逻辑是否合理、存在哪些问题，但却没有资格给他们的研究打上是不是“红学”，是不是“曹学”的标签。 冯其庸先生对待曹雪芹、《红楼梦》研究一样重要的态度，值得学界思考和学习。
注释 [1]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1904年第八、九、十、十二、十三期。针对社会上考察《红楼梦》“本事”的做法，王国维指出：“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故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2]载台北《作品》1963年第1期。 [3]《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 [4]周指出，在威斯康辛国际红学研讨会上，他称“曹学”是“外学”，是出于对某些参会红学家的尊重，实际上，“曹学”才是“内学”。 [5]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6]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7]周汝昌：《献芹集》，第556页，第226页。 [8]端木蕻良谓:“……依我分析,作者(按: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追求的是一种‘意象’,这里,用不着说他归属于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要加上‘主义’二字,我认为只能是‘曹雪芹主义’才是合适的。”段启明《赞“曹雪芹主义”——为纪念端木蕻良先生百年诞辰而作》，《曹雪芹研究》 2012年2期。 [9]鲁迅：《集外集拾遗》。 [10]考据学（家）与理学（家）争论的焦点是：考据家认为，通过训诂，考察儒家经典的原意，进而恢复圣人的原意，经世致用；而理学家认为，理学先贤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阐释最符合先圣的原意，而儒家经典提供的只是字面意思，舍先圣精神而求书籍文字，是舍本逐末。随着考据这种扎实的学术工作的进展以及皇家对这种学术的推崇，考据学在清代逐渐占据学术主流的位置。 [11]汪启明：《考据学论稿》，巴蜀书社，2010。 [12]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