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德育思想体系庞杂，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十分丰富。但是翻遍《陶行知全集》，却并不能直接找到有关德育的体系性专论。笔者期望在比较全面地研究其有关德育言论的基础上，疏理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核，用以借鉴对今天德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发展。
一、“做真人”的德育目标论
教育是“教人化人”的事业，其目标就是教人“做人”。“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因此，教育目标的确立是教育思想形成的起点和关键。当然，陶行知德育思想的起点同样也离不开其独特的德育目标论。
陶行知强调：“真理是老师”。先生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要“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做真人”就是陶行知的德育目标。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决不向虚伪的社会学习或妥协。”为此，他给孩子取了“问真”、“探真”的学名。
在陶先生看来，崇尚和追求真理是学生品格的第一要旨。据当年山海工学团的学生张健回忆，陶先生常用柏拉图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鼓励学生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告诫教师和学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要求真知识，摒弃伪知识。何谓真知识呢？他认为：“思想和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而智慧又是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滋生和丰富起来的。
“教人做人”，“做真人”既是陶行知一生搞教育的目标，也是其个人的人生信条。他对学生的教育就是以此作为准绳的。其实，“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过正常的生活，这一思想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在德育目标上的具体体现。德育当然离不开生活的基础，它是为了让人们生活的更好才显得十分重要。而“做真人”的关键是多了一个“真”字。这个“真”就是指真理、民主、为人民。真人，就是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人，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这个观点和今天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陶行知“做真人”的德育目标，是面向人生，面向生活，极具实践性的。这一鲜明的德育目标，提醒学校和教师在实施德育时，必须以“真教育”来育“真人”。陶先生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灵的深处。”“教师只能说真话。说假话便是骗子。”其实，实现培育“真人”的德育目标，关键是要有“真德育”和“真教师”。
二、“人中人”的德育价值论
道德的价值标准是德育成败的基础，也是选择德育内容、方法、途径的重要依据。陶行知认为，应当教育学生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或者“人下人”。所谓“人中人”，“最要紧的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互助的友谊上，凡是同志，都是朋友，便当互助。”在他看来，“人上人”是那班“做坏事，吃好饭”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人下人”就是受压迫、被剥削而尚未觉悟的劳苦大众。陶行知以为，一个人位卑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位卑而丧志，甘做“人下人”。
“人中人”既是陶行知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也是其德育思想的价值坐标。有一次，育才学校有一个学生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古训来鼓励他的伙伴必须努力学习。陶行知知道后，便把那个学生找来办公室，要他自己思考后予以纠正。那学生感到错了，就改成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下人。”陶行知不禁笑着说：“这也不对。在公平合理的社会里，不应该有‘人上人’和‘人下人’，只有‘人中人’。”1939年，他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时，曾有人对他办学的目的产生疑问。他特地为此而郑重发表声明说，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他（学生）做人上人。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所学得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这里已十分清晰地看到，陶行知所倡导的“人中人”的德育价值的全部内涵。
以“人中人”为德育的价值定位，是陶行知“人民第一，一切为了人民。”“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思想在办学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做人标准的扬弃；又包含着对来自西方民主平等的人道思想的选择性接受。
当然，陶行知并不反对学生去“做官”，“做官”与做“人中人”是一致的。他说：“做官并不坏，但只要能够服侍农人、工人就是好的。”显然，职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要有做“人中人”的道德价值观，要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三、“智仁勇”的德育结构论
德育的内容几乎涉及了人生成长发展的方方面面，其规范也有许多。中国古代《礼记·中庸》中提出了“智”、“仁”、“勇”为“三达德”；《管子·牧民》中有“国之四维”的提法，即“礼、义、廉、耻”；孟子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德等等。陶行知在确定德育的内容结构时，直接继承并发展了这些德育成果。他说：“育才学校办的是智仁勇合一的教育”。他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陶行知在德育思想发展上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论证了“智仁勇”作为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清晰地阐明了这三德相互为用的理论，从德育内容的结构层次上补充、完善并发展了传统德育思想。他说：“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
“智仁勇”，既从最本质的德育内容结构上理清了思路，又兼顾了道德的理性精神、情感发展和实践能力培养诸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德育整体性的独特风貌。它是陶行知整个德育思想体系中的血肉，印证了其“做真人”的德育目标和“人中人”的德育价值。
其实，“智仁勇”无论对孩子还是对成人都十分重要，它是构成完美人格的基本要素。他给孩子们讲“智仁勇”就非常通俗。他在《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中这样说：“现在做一个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第一，做人的大道理要看得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人。……第三，勇敢。勇敢的活才算是美的活。”这三件事实质就是“智仁勇”。做人的大道理都看不懂的，一定不智；遇患难而不帮助人的，一定不仁；不勇敢的，当然不勇。可这样给孩子们讲大家都懂。这里也告诉我们开展德育应坚持因材施教，才能收到实效。要让丰富的德育内容转化为孩子的思想行动还得很好地寻求方法，设计途径。
四、“知情意”的德育整体论
德育目标的达成，德育价值的体现，及至德育内容的完成，都取决于对正确方法的选择。陶行知认为，智、情、意三者并重，应在三者统一的教育中使学生的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他的基本论点是，把德育知识的灌输、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顽强意志的发展整合为一，以整体论获取最佳值。
陶行知说：“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这里不仅对知、情、意三者的本质内涵作了科学地阐述，而且较为清晰地分析了这三者之间丰富而紧密的内在联系。
德育过程，是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逐渐内化为道德理念，不断滋生起合理的道德情感，进而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并转化为被社会和他人所赞赏的道德行为。因此，这个过程必须追求“知情意”的完美统一。
实施这一整体论的德育方略，关键应注意几个环节：以多彩的活动丰富学生的道德情感，让道德知识的传授蕴涵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中；以多样的实践训练学生的道德行为，使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转化渗透于孩子们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之中；以广泛的社会参与理解社会公众道德的评价标准，帮助学生接受社会对人们道德的普遍要求。当然，在实际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切莫追求形式，死板教条，应一切从效果出发。
陶行知指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青年人不可因循懈怠，……应该负起责任来研究这种学术。”德育当然不能停留在传统之上，只有与时俱进，方能为今天的青少年学生所接受。其实，道德认知是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善于启发和调节孩子情感世界的老师，一定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其教育也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同时，积极探索德育过程中如何实现“以知育情”、“以知励志”的规律，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使学生得学之乐，耐学之苦才是正规。”因此，当年育才学校“迷、悟、爱”的三字方针，使得教师的教育过程变得让孩子们欣然接受。让学生在明理、增知的过程中，由“迷”到“悟”至“爱”，从而对接受认知过程不断地产生自觉的需要，以激励学生去主动追求。
五、“行知行”的德育实效论
“行——知——行”既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也是其德育实践的基本途径。他曾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行动遇着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取得了真知识。运用真知识以行动，便走上了创造之路。今日之学校是行以求知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道德教育当然不能脱离行动与实践。从“行动”出发，在获得“知识”之后，再回到实践中去“行动”，这是道德教育的必经之路，也是确保德育能收到实效的基本途径。
反思今天的道德教育，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知易行难的现象。1919年，陶行知针对当时学校中“道德与行为分而为二”的现象较为严重，强调指出：“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注意的，在乎实行”，他又说：“现今学校中所通行的修身伦理，很少实行的机会；即或有之，亦不过练习仪式而已。所以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革除这种弊端的方法，最有效的莫过于让学生独立地参加社会生活实践，培养言行一致的道德行为，即“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他主张在学“做人”的实际行动中教人学“做人”，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同样，要在学“做人”的实际行动中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才是真正的道德修养。
另外，在德育目标与内容的确立与选择上，也首先应注重孩子们的生活实际。脱离孩子生活实际的道德要求是无法使孩子们接受与理解的。在今天的道德教育中，此类现象也比较突出。一是德育目标定位不当，观念相对滞后；二是德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方法过于简单；三是应试教育影响严重，“重智轻德”客观存在；四是家庭教育弊端种种，社会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负面影响严重。如何借鉴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实效论观点，切实注重德育的实效性、针对性，保证学校德育能以不断优化和提升学生的道德行为、心理品质，及至整个人格的完美发展而产生巨大的实质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这里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力量对学生道德行为的养成影响极大。陶先生说：“教职员愿意和学生共生活，共甘苦。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我们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师生有了共甘苦的生活，就能渐渐的发生相亲相爱的关系。”在这样的师生关系面前，德育过程中的“行”才显得真实可信，而教育者讲授的“知”才更易于让学生所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