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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书仁 |“华夷变易”与“法明崇满”

2018-03-09  小小雏鸟


一、从“女真”到“满洲”


“女真”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汉文写作诸申、朱先、朱里真、主儿扯惕等,都是同音异写。元明清时期文献多写作“女直”,源于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真”为“直”。女真是其称满洲之前的族称,因族称而成为国称。满文文献中,女真( Jusen) 作为族称,与尼堪( Nikan 汉人) 、蒙古( Monggo) 相对应地使用。女真各部可自称女真国( Jusen gurun) ,又可互称为女真国,还可作为女真各部的统称。这表明女真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区别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某些
共同文化心理。


明代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分,努尔哈赤出自建州女真。建州女真起自14世纪末松花江下游以东,通过不断地迁徙,逐渐定居于佟佳江( 今浑江) 和浑河上游。东北起图们江流域,西南抵鸭绿江西的辽东山地等女真,也属于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隶属于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的建州“三卫”,三卫女真“属夷”接受明廷的册封、定期朝贡。至15 世纪中叶后,建州女真受明、朝鲜、蒙古的影响,通过马市贸易,与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内部经济、尤其是狩猎经济迅速发展。进入16 世纪中叶以来,女真社会与东亚主要国家一样,都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满洲实录》卷一) 。明朝的“华夷秩序”受到严峻挑战,传统“华夷”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揭开“以夷乱华”的序幕。努尔哈赤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略,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的策略,仅用35 年时间,就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他所统一的女真国,是区别于汉人、蒙古人的女真语各部的共名,是女真人共同体的称谓。事实上,当时的明朝人就认为女真属夷“皆女直遗种”( 程开祜: 《东夷奴儿哈赤考》) ,朝鲜也一直将出自斡朵里的女真当做“大金之裔”( 《燕山君日记》卷五十,燕山君九年九月辛巳) ,而东部蒙古则称女真为“主儿扯惕”( Jurchid,是金代女真自称“朱里真”的蒙语复数形式) [1]。从《女真译语》所收的“来文”看,至少在15世纪中叶,女真各部呈给朝廷的文书还以女真文书写。但至正统九年( 1444) ,女真部落“无识女真字者”已达“四十卫”之多,因而请求明廷“第用达达字”(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甲午) 。嗣后,女真诸部“皆以蒙字记之”[2],但女真语仍是女真诸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种共同语言。


努尔哈赤在统一各部女真过程中,均使用女真语,以与汉语、蒙古语相区别,成为聚集女真的一种向心力。1599 年,努尔哈赤利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即“无圈点满文”,以后逐渐改进,到皇太极时期,形成“有圈点的满文”。满文的创制,充分彰显了女真族自身的一种民族意识。努尔哈赤并不避讳女真的“属夷”身份,早在起兵时,就以“属夷”自居,承认明廷为“上国”,接受明廷的敕书,称臣纳贡,寻机发展自身势力。直至建“金国”称“英明汗”前,明朝都没有觉察他的异念,反倒以其保塞有功,“升都督,制东夷”( 茅瑞徵: 《东夷考略·建州》) ,允准进京朝贡(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 。1595 年,明廷升其为“龙虎将军”( 海滨野史: 《建州私志》上卷) 时,努尔哈赤更借机“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 茅瑞徵: 《东夷考略·建州》) ,但对外他仍以“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自称[3]。灭哈达、辉发后,明廷才似乎有些警觉,认为他“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 《明神宗实录》卷四四四,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1613 年,灭乌拉后,努尔哈赤成为辽东最强大的“属夷”。1619 年,吞并叶赫,基本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对此,《满文老档》中记载: “是年,自明国以东,至东海,朝鲜国以北,蒙古国以南,凡属诸申语言之诸国,俱已征服而统一矣”[4]117。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最初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观念的核心,乃是以原讲女真语的“诸国”女真人为主体的,一种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


从“女真”改称“满洲”( Manju) ,始于皇太极天聪年间。天聪五年( 1631) 八月,皇太极在给明朝大凌河守将祖大寿的劝降书中,写道: “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天时人心各不相同”[4]1140,公开否认与历史上女真所建金朝的关系。四年后,皇太极又借虎尔哈部降军穆克西科之口,讲述了关于满洲起源的传说[5],即三仙女在布库里山下布勒湖里沐浴,佛库伦浴毕吞食朱果受孕,生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乘舟顺流而下到三姓地方,平定该地三个不同姓氏( Hala) 的战乱,立国于鄂谟辉之野鄂多里,成为满洲始祖。这个传说,是以元末明初建州左卫斡朵里女真的历史作为背景,将其前史浓缩于一个传说人物身上,接下来恰好衔接南迁的建州左卫女真的真实历史( 《龙飞御天歌》第五三章) 。


满洲始祖传说,通过对满洲始源于女真斡朵里部建州左卫的历史梳理,强化了建州女真的地位。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开始隐讳其为金朝后裔,及曾为明“华夷秩序”体系中“属夷”卫所的事实,充分体现了其民族意识的强化,并以此彰显其民族独立性。这样,一个被称做“满洲”族的共同体,被有意识地从女真族体中剥离出来。特别是在进入辽东地区后,大量的非女真人口的被纳入,使“女真国”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单一女真族的范畴。因此,天聪九年( 1635) 九月,皇太极正式宣布改女真( 诸申) 之名,以“满洲”作为新的族称( 《清太宗实录》卷二五,天聪九年十月庚寅) 。至此,女真族完成了向满洲共同体的转变。满洲共同体与女真共同体相比,在民族构成上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共同体中,除女真族外,还包括数量众多的蒙古和汉人等民族成分。


随着满洲自我民族意识的增强,其对与明朝关系及与之相伴的“华夷”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某些变化。皇太极即云: “古之大辽、金、大元,俱由小国而成为皇帝矣……岂有一姓人登皇帝位,永世不移之理乎”[4]959。可见,在他心里已将自己与明朝皇帝对等而视,已然不再安于“夷”的身份了。清朝入关后,通过“剃发易服”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征服,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观念转变的极端化发展。而且,此时的满洲统治者,虽还无法使自己全然摆脱“夷”的文化劣位,但也开始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辩解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 谈迁: 《国榷》卷一○一) 。


二、“法明崇满”治国理念的形成


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后,以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为统绪,构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并与明朝相区别。1616 年,努尔哈赤上尊号“英明汗”(Genggiyenban)[4]44,建元“天命”,国号“爱新”,汉语称为“金”,意为他所创建的国家,乃是与12世纪崛起于东亚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的金朝一脉相承,其本人就是接续金朝统绪的传人。这样就将其政权与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非汉人所建“异族”政权有机地联系一起。不仅如此,努尔哈赤还将其原来的姓氏觉罗( Gioro hala) 改为爱新觉罗( Aisin gioro) 。在内外交往中,他也常以金朝的传人自诩。1618 年,袭取抚顺时,努尔哈赤曾向蒙古贝勒恩格德尔、大臣萨哈廉讲述“先朝金史”(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 ; 1621 年,有人献金“天会汗三年”造的古钟,努尔哈赤当众炫耀,“天会汗乃我先祖金国阿骨打之弟”[4]206 ;同年,在谈及征明理由时也言,“明帝无故援助边外之人,杀金汗之亲族我之父祖”[4]186 ; 而在与朝鲜交往的文书中,也常写有“我金大定汗”( Meniaisinhan) 之类字样[4]87。


努尔哈赤以“大金之裔”自诩,虽然不乏沿袭建州女真传统做法的一面,如早在李满住时代,建州卫的对外文书中就曾以“大金”为号( 《燕山君日记》卷一九,燕山君二年十一月甲辰) ; 1493 年,建州三卫首领在给朝鲜成宗国王的文书中,也多次称自己为“金皇帝”( 《李朝成宗实录》卷二七四,成宗二十四年二月己亥)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意欲通过这种统绪上的连接,抬高自身身份,通过与明朝及汉民族的相对区分,来凝聚女真各部力量,实现民族统一。因此,“满( 女真) 汉有别”、“崇金黜明”,也成为努尔哈赤时期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理念。进入辽沈地区后,社会构成的日渐复杂、国家地位的上升等,使努尔哈赤的治国理念已然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皇太极时期,他一改其父接续金朝统绪的方法,改族称为“满洲”,不久又改国号为“清”,切断了现国家政权与金朝的历史联系,转而将“法明崇满”作为自己的国家建构理念。一方面,以明朝的政治体制为模式,设立“三院”、八衙门,并将《大明会典》作为施政之准绳( 《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 ; 另一方面,则在其“父汗”有意识地将女真与蒙古、汉人加以区别,强化本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新的“满洲”意识的塑造。1632年,命达海改进满文,使之规范化( 《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三六,《大海传》) ,并多次在上谕中强调满语文的重要性,认为“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终致国运衰微,“朕缵承基业,岂可改我国之制,而听从他国”(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六年四月辛酉) 。内三院设立后,还令弘文院希福等将历代正史中,“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为满文( 《清太宗实录》卷二三,天聪九年五月已巳) 。既可从中借鉴历史经验之得失,又有利于强化满洲族群意识,增强内在凝聚力。其间也有满洲大臣上疏,请求“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皇太极皆不予采纳,并回应说: “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也”( 《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可见,在皇太极的治国理念中,“法明”与“崇满”是并行不悖的。这一治国理念的确立,也为满洲入主中原汉地后,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44 年,满洲入主中原,是17 世纪中叶东亚史上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使曾经支配着东亚的“华夷秩序”发生易变,“夷狄”系的“满洲”取代“华夏”系的“大明”,一跃位居东亚“共主”地位,由此引起东亚各国强烈的反应[6]。尤其是中国本土南部,反应最为激烈,先后爆发了南明诸政权对清朝的抗争、郑成功的海上起义、东南沿海的武装反抗、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等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时间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如此激烈的交锋,对满洲统治集团是严峻的考验。面对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所带来的满汉矛盾与冲突,立足未稳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强化“首崇满洲”的国策,以维系自身的统治基础。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它又不得不面对如何有效治理人口众多的汉人及边疆“诸族”的现实课题。平心而论,就满洲统治者本身而言,或许无法超越自己的民族意识,但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又迫使其必须超越“华夷”壁垒,于两难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于是,在极力“崇满”保持自身民族利益与意识的同时,“因袭明制”以适应新的政治统治需要,也就成为了清初统治者不二的选择。


顺治时期,为适应中原汉地政治生态的需要,也曾提出了“兴文教,崇儒术”( 《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 的治国方略,但因忙于战事而未得以落实。康熙帝亲政后,才真正加以实施,他将理学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颁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 《清圣祖实录》卷三四,康熙九年十月癸巳) ,开“博学鸿儒科”招揽人才,设“明史馆”纂修《明史》等。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使先前一些对满洲充满敌意的“遗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甚至产生了“幸遇圣朝,干戈载戢,文教放兴”的幸运感,对清帝也多有“圣天子崇儒尚文”之类的称颂之词[7]。


于是,满汉民族关系也渐趋缓和。不过,就清朝国家而言,中原汉地仅占国家疆域的三分之一,满洲统治者并未将治理中原的“汉制”强制推行到边疆民族地区。清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是通过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如蒙古的盟旗制度、回疆的伯克制、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等。在康熙帝看来,中原内陆与外方边疆,都是“朕统御寰区,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 《清圣祖实录》卷六九,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这也就决定了清初统治者在“法明”的同时,是不可能放弃“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的。因为“法明崇满”本身,就是一种视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而行的“因俗而治”,并随着清代社会的变迁,显现出隐含于其后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参考文献:
[1] 佚名. 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816.
[2] 李民寏. 建州闻见录[M]. 沈阳: 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 44.
[3] 申忠一. 建州纪程图记[M]. 沈阳: 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 22.
[4] 满文老档: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90.
[5] 佟永功,关嘉禄. 天聪九年档[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4 - 55.
[6] 刁书仁. 李朝孝宗“反清复明”活动及其影响: 兼论东亚“华夷秩序”的裂变[J]. 社会科学战线,2010,( 5) .
[7] 黄宗羲全集: 第11 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67.



《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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