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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阴和扶阳均是补法，都是从人体阴阳平衡为出发点，对“滋阴派”和“扶阳派”通过“三因治宜”的方法分析，探讨现代治未病的中医思维。通过数据分析、类比等方法总结着眼于现代临床指导。可知，现代仍是“宜温者多，可滋者少”，“宜补者多，可攻者少”。滋阴者，填精补髓；扶阳者，温形补气。滋阴、扶阳均为扶正而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金匮真言论》云：“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诸多医家争鸣于滋阴或扶阳，多有失原则，不求本于阴阳之因，而费时在阴阳之理。有人就用类比佐证法说明阴阳有余、不足，岂不知万物皆有阴阳交感所有，又以物反证，难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弊。 1学术背景 一种理论的产生皆可为“三因制宜”所剖析；三因制宜其实就是整体观上所建立的辨证论治。《素问·异法方宜论》云：“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五方治法各异，但皆能桴鼓相应。如东西方医学的差异，《中西医文化的撞击》一书中又说：“西医是工业文明下的产物，具有先进性和时代性；中医是农业文明下的产物，充满着中国哲学内涵和东方的智慧”。 1.1因地 1.1.1滋阴派 朱丹溪(12811358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市)赤岸人，偏于南方，丹溪认为南方湿热，郁在中焦，因此在《格致余论》提出“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人之阴气，依胃为养”。又教人“收心养心”、“动而中节”，以免相火妄动而伤阴。很显然，丹溪仍有道家养生思想，虚静为保。 1.1.2扶阳派 郑寿全(1824年1911年)，字钦安，四川邛州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从古至今由于邛州的地理环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人们不会出现食不果腹的现象，因此就不会饮食失节，劳役、忧思伤脾等伤阴之劳，多半温饱娱乐伤气，动则伤阳。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这些都是对命门元气的损伤，钦安扶阳则是对先天之本的固护。 1.2因时 王欣麒通过对《内经》中因时治宜的总结归纳，认为时间节律主要有超年节律(运气学说)、年节律、月节律、日节律等；这是自然时间节律下的生理变化，笔者在这里主要提出人为因素下的生理变化或自然时间节律下的病理变化对滋阴派和扶阳派的影响。 1.2.1滋阴派 朱丹溪为滋阴派的创始人，《格致余论》中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著名论点。《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在生理状态下，丹溪晚东垣不久，生活在扰攘之世，时值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饥困交加，故饮食失节，劳役、忧思伤脾，所以当时脾胃病是极为常见的。因此丹溪甚至提出“补肾不如补脾”的观点。元·胡天游，《述志赋》中云：“俛争食於鸡鹜兮，仰阔视而扬扬余。”人与禽争食，可见其生活的悲惨。由于时代的缘故，胃虚不受大补，丹溪认为“胃为水谷之海，清和则能运”，“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惟与谷肉菜果相宜”。 1.2.2扶阳派 郑钦安为扶阳派的开山宗师，他认为，清初以后，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以致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为了扭转时弊，郑钦安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丹溪之后兴起了温病，是时代的产物；钦安批判过用寒凉之药而损伤脾胃亦是时代的变迁。 1.3因人有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生长壮老已与这个时代和所处的地域密不可分，就时代和地域而言，丹溪时期人民处在战乱和少数民族统治的压抑环境当中，生活是心惊胆战、食不充饥；思虑与饥饿多伤脾胃，形体的成长又依靠脾胃之后天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阳化气，阴成形。”《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之所生，本在五味。”丹溪则以五谷之味清淡滋养脾胃。钦安深知当时之人多为真元耗散，而非脾胃受损，因此创立“火神派”，固护真元之气。钦安在《医法圆通》中云：“人之运动，全在先天一团真气鼓动耳。饮食虽入于脾胃，非真气鼓动，不能腐熟水谷。真气鼓动，则一切饮食，立刻消溶，脏腑一身，立刻俱受其泽。”钦安一方面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饮食，妄为而动耗散阳气，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人本身元气的重要性，通过温补和调动本能元气来保持身体阴阳平衡。 2现代临床意义 《中西医文化的撞击》写道：“中医治疗，着重于治人。医生把患者看作是‘病的人’是机体阴阳失衡的患者……”有学者在中医思维下指出“无病不虚”。横观国民体质，由于科技的进步，人们锻炼养生越来越被忽略，体质远远不及古人；西医的“三素”生物导弹以及割除病灶极大的伤害了人体平衡。笔者认为，滋阴或扶阳都是扶正，这对今天的临床指导是有重千金；但对今天的临床选择首先要有个整体观，三因制宜的去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余天泰将现代人的生活状况总结为十端：①体质因素；②寒邪作祟；③嗜食生冷；④工作烦劳；⑤房事太过；⑥作息无常；⑦恣用苦寒；⑧滥用激素；⑨滥用抗生素；⑩慢性病上升。阴虚主要是津液和精的亏虚，阳虚主要是内阳不足和外阳耗散；通过以上十端可知，耗阳多余伤阴，从整体的角度讲现代应该是以扶阳为主，滋阴为辅。宋·周敦颐《太极图说》中言：“二气交感，化生万物。”王冰注《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四圣心源·天人解》云：“阴中有阳则水温而精盈，阳中有阴则气清而神旺。”通过研读丹溪医案，我们不难得知丹溪并不是只补阴而不温阳；姜德等人研究统计，丹溪补气频率0.88，补血频率0.45，补阴频率0.09，补阳频率0.07；不难看出，丹溪的辨证论治是客观的，即“有是证，用是药”。火神派亦不是只温阳而不顾阴；正如钦安所言：“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 3讨论 滋阴或扶阳都是时空迁延的产物，丹溪提出滋阴学说，是由于当时之医执方而施，不知变通，再由于当时战乱频繁，人们食不果腹则形体消瘦，医者再如果用辛温之药发散，患者身体则不能承受药力，所以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论是生理还是病理都是阴不足，这种不足是谷肉菜果等日常饮食缺少造成的，诚如《格致余论·大病不守禁忌论》中言：“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惟与谷肉菜果相宜。”郑钦安则是当时医者使用滋腻苦寒成风。“以高丽参、枸杞、龟、鹿、虎胶、阿胶、久制地黄、鹿茸等品，奉为至宝。以桂、麻、姜、附、大黄、芒硝、石膏等味畏若砒毒”。《医法圆通·卷一》因此钦安提出扶阳重于滋阴，后人不晓两位医者之意全在阴阳上打算，理论只是限于时空的演变。今时之人衣食无忧，但工作压力大、起居无常、熬夜已经习以为常、暴饮暴食、西医消炎抗病毒药使用过多，这些都无疑是耗散着人体的阳气。所以从治未病的思想来看，当今临床病况仍然是“宜补者多，可攻者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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