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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秉勋
也许正由于汉代卜筮地位下降到在野的处境，一些卜筮高人站在思想圈子以外，冷静观世，所经以能有超绝的学识、见解、胸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西汉的司马季主，三国时的管辂，都是多学的高士，晋的郭璞，则是造诣很深的学者。司马季主在和贾谊、宋忠谈话时揭露官场的黑暗鞭辟入里，把拥有尊官厚禄的所谓“贤者”的虚伪外衣剥得精光。就连贾谊这样的大文学家，他也讥笑他“何言之陋，何词之野也！ ”可见他见识的高 远了。同时也说明在这一时代里，士大夫对卜筮之事已相当隔膜了。司马季主用卜筮者的行事和朝廷士大夫进行比较，指出卜筮者以义换取少量的钱，使害病的人得以痊愈，有灾祸的人免除不幸，帮干正当事业的人取得成功，而卜筮者自己菲薄的报酬用不着府库贮藏，也用不着辎车运输。他们所以身处草野，是因为朝廷太肮脏，凤凰不能与燕海信雀为群。一席话说得宋忠贾谊怅然若失，噤口无言，低头上了车子，尴尬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三国志》作为一部有名的史书，书中的《管辂传》没有写别的，就写了管辂一生的二十件筮案，每件都是料事如神。裴松之作注时，除大篇引用管辂的胞弟管辰所写的《辂别传》外，又有当时人阎缵口述太常刘寔所经见的管辂遗事和长广太守陈承祐从下属口里所听来的关于管辂的好几件轶事。据说管辰《辂别传》所写的管辂筮案，只不过是他有名筮案的十分之一二罢了。他甚至连自己的死期都非常准确地在事前就算出来了。诚如和管辂有交往的华长骏后来说的，管辂的卜筮也有不应验的时候，但这种情况是少数。他曾问过管辂为什么有时卜筮不准，管辂说，他是依实卜算的，但来占卜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未必完全准确。作为一部严肃的史书，《三国志》决不会在《管辂传》中全载些虚妄的传闻。所以对卜筮应验之谜，就值得很认真地加以探索了。 《晋书.郭璞传》载郭璞传奇性的卜筮异闻十几件，称他“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郭璞对《尔雅》、《山海经》等典籍的诠注到现在还带有权威性。所以他是一个博闻的学者。就算《晋书》对郭璞的事迹带有夸张的话，那么 郭璞汇集自己亲经的应验筮案六十多例所写成的《洞林》一书，应当有较大的可信性。证明《洞林》可信性除了作者本人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外，另一个理由是，郭璞本身又是一个反对迷信邪说的人。据说在永昌年间，有一个叫任谷的男人，说在田间的树下休息时，忽然有一个穿着羽衣的人来和他发生性行为，使任谷怀了孕。等到临产的时候，羽衣人又跑来在任谷的阴部捅了一刀，生下一条蛇来，任谷从此就变成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阴人，还上书自称他有道术被晋元帝司马睿留在宫中。郭璞上疏反对，说任谷的妖异行事是不可信的，把这样的人引进宫中登上讲堂，秽乱圣听，这是不可取的。作为国君，应当“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不久晋元帝死亡，任谷就从宫中逃走了。郭璞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晋明帝虽然曾一度看重他，但由于他不修威仪，嗜酒好色，终久不受欢迎。著作郞干宝曾劝他改一改脾气，他说：“我的寿命是有限的，唯恐该享用的享用不到，哪里害怕酒色酿成灾祸呢！”这其实是一种愤懑之言。他有感于自己才高而位卑，曾经写了一篇辞赋《客傲》以抒发忧愤，和司马季主的言论是很有点相像的。 从以上历史事实和占筮者地位的历史浮沉，我们可以对春秋到魏晋时代的卜筮史作如下概括：春秋时代，占筮为官方所重视，地位较高，在上层人士中较为普及。汉代以后，占筮地位下降，不为朝廷所重，有学识的占筮高手处于在野地位。春秋时占筮纯为测算吉凶，汉以后处于在野地位的占筮高人，有清醒的眼光和高远的见识，他们不但为人们测算吉凶，还通过占筮扶正抑邪，抒发政治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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