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炒股到倾家荡产，如今他是全球最富有的第51位华人

灾难是上天给你的礼物。这句话，用在杜纪川与他的搭档孙大卫身上殊为合适。

今天，由他们创办的金士顿科技不但是全球最大内存企业，更是全美备受赞誉的最佳雇主，并以独特的企业文化著称于世。

问：于是你们就干了？

杜：对，孙大卫同意了我的想法。我没有看错他（笑）。我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办公室开始创业，成立了一家销售Work Station内存的公司。

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没有制造、成本、销售等经验，但我们很大胆，还在摸索时期，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两年之后，这家公司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我们两人各拿了100万美元。

这在当时算不小的成功，我们有些陶醉于这个成绩，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投资，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希望股票大赚，惬意到老。

问：股票投资的效果不好，所以转而做了金士顿？

杜：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1987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一夕之间崩盘，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

那天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原本，我们已财务自由，但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一阵非常沉痛的沮丧后，我们决定重头来过。

我们看好当时的内存市场，决定继续创业。但再一次开始时，条件已非常艰难。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中抽屉里东翻西找也找不出来多少钱，最后还是在车库中找到差不多2000美元，于是就以那2000美元作为资本，创立了金士顿。

问：金士顿成立后发展顺利吗？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重新站起？

杜：人们都说，成功没有捷径。但我认为是有的。成功的捷径就是懂得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懂得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去满足需求。这也是我们给金士顿找到的成功捷径。

我们看准了DRAM市场的潜力，大量低价买进DRAM颗粒，重新设计包装，然后再以模块方式销售出去。市场验证了我们的判断，DRAM大缺货，我们也就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做出很好的成绩。

问：但1997年7月你们又以4.5亿美元把这个股份买了回来？

杜：是。这个过程充满戏剧化。

后来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当时他们所投资的公司都是以网络公司为主，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与软银其它公司的属性差异甚大。

隔行如隔山，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这个问题也总是会被市场分析师提出来，让他们十分头痛。但他们也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只想我和孙大卫将金士顿买回来。被他们的诚意感动，我们也就答应了他们，重新把公司买回来。

谈到员工管理，其实金士顿的“以人为本”管理方式是没有跨国或是跨文化的区别的。举个例来说，我们在欧洲的员工，有25种国籍，我到欧洲出差时，大家一同吃饭或是闲话家常，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关心员工是不会因为国籍或是地区不同而有差别的。

不过呢，因为文化差异，虽然大方向不变，但是与各地员工间的管理方式还是会依文化差异而作调整，这样才能够做到充分了解员工需求，尽量满足员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