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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县民俗：六十年代前的打更 看古装电视剧经常能看到古代打更的场面，深更半夜，一个人拎着大锣，一人敲着梆子，巡逻在大街或官府庭院。边走边喊：“小心火烛，小心盗贼。”打更在古代是一种安保措施，也是一种古老的夜间报时制度。更夫，俗称打更的，是一种职业。更夫打梆子或敲锣，运用不同的节奏，让人们知道是什么时辰（几更天）。每个时辰还要喊出不同口令，提醒人们该做什么事。 在古代，一夜分为五更，每更两小时。更夫打更的节奏和口令有以下几种： 打落更（即晚上七点）时，一慢一快，连打三次，声音如：“咚！——咚！”，“咚！——咚！”，“咚！——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打二更（晚上九点），打一下又一下，连打多次，声音如“咚！咚！”。“咚！咚！”；关门关窗，防偷防盗。 打三更（晚上十一点）时，要一慢两快，声音如“咚！——咚！咚！”平安无事。 打四更（凌晨一点）时，要一慢三快，声音如“咚——咚！咚！咚；天寒地冻。 打五更（凌晨三点）时，一慢四快，声音台“咚——咚！咚！咚！咚！”早睡早起，保重身体。 在老巢县城，打更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文革前。打更的组织者是各街道委员会。东河街，西河街，北闸街道、朝阳街道等都有打更组织。各街道打更范围有划分，做到全城全覆盖，不留治安死角。我当时虽未成年，也参加过几次打更。那时没有专职打更人员，更夫就是本街道居民，各家各户轮流照转，每户派一人，年龄、性别、职业背景不限。 打更队伍每晚有五、六个人组成（每户派一人），有男有女，还有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孩子。各家出什么人去打更，事前简单商量一下，以便调整队伍人员结构。一般来说，每次打更至少有一两个壮汉作为主心骨。其余的可以用妇女、小孩充数。 小孩子能跟在邻居的大人们后面打更是一桩乐事，也算是接受安全教育。记得那时候打更时间大约从晚上十点半开始。先去街道委员会办公室领取打更工具，一面锣，一个梆子，几根木棒。每人佩戴一只红袖章，手上各执一种道具。 我家属于朝阳街道，我们的打更路线是从街委会办公室（关巷子对面）出发，先往东门底下走，经过施家桥，到轮船码头，转向小菜市，再沿着东风路向西走，走到城墙边（现在安得利大厦附近）就折转回头。打更的人边走边聊天，时不时打一遍锣，敲几声梆子，刷一下存在感。高兴起来就扯着嗓子喊两声：关门关窗，防偷防盗，平安无事哦…….。一圈转下来一个多小时，没有警情，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回想起来，我们打更不像古代那么专业。一不用报时辰，因为不少人家已经有闹钟，没有闹钟的听鸡叫起床也不误事；二不要专门培训，打更队伍就是杂凑班子；三没有统一服装，类似散兵游勇的杂牌军。
好在那年头治安好，大家都穷，家里值钱的东西不多，没有哪家装防盗门窗，也没听说过哪家一夜暴富，引的小偷强盗破门入室谋财害命。那时的邻里关系也比现在密切，左邻右舍同住一条大街或一个大院，平时洗衣服、择菜就在自家门口。要是大白天出门，在近处办点事，就招呼街坊邻居帮着照应一下门户，大门都不用锁。吃饭时，端着碗蹲在门口，边吃边与邻居聊天。哪家烧了好菜，有时候也会端出来，让邻居夹一筷子，尝尝鲜。 不过那时小偷小摸的也不少，常见的案件是，半夜三更有小毛贼用竹竿从人家窗户伸进屋挑勾衣服。记得一年夏天，我家人洗了几件汗衫裤头，挂在屋檐下。半夜家人起来解手，忽然发现，窗前的衣服在晃动。夏夜很热，一丝风都没有，不会是风吹的。家人大喝一声：“有小偷！”小偷闻声，吓得夺路而逃。连偷盗工具——一根长竹竿也没来得及带走，留给我们作了战利品。 巢县是个古城，可以推想，打更在巢县延续了恐怕不下数百年。这种民间组织的互助行动，成本很低，对地方治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到文革期间，破旧立新，打更就像其它一些民间活动一样销声匿迹，成了历史。 如今，老巢县的大街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人们住进了小区，业余打更队伍已经由专业保安替代。小区的硬件环境比过去的老街陋巷要好的多，但是邻里之间很少往来，家家都装铁门钢窗，虽能防偷防盗，却也以邻为壑，人际交流大大减少。 有些老人住进了高楼，不适应，年龄大了，老伴走了，白天儿孙上班上学去了，自己下楼不方便，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有一位住在高楼里的老人对我说：“我像是一只小鸟，关在笼子里，高高挂在树上，飞不出去。有时候真想掰开这铁栏杆，从楼上跳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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