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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下午 在涵芬樓書店 與讀者見面時 講演的現場 昨天下午在涵芬樓書店與熱心讀者的見面活動，因幫助準備的朋友疏誤，實際拷貝用於播放的是前此去年11月我在金華浙江師範大學講演用的PPT文件。當時操作不便，我沒打開，所以沒有看、也沒有播放我事先準備的講稿，是脫稿隨口講的。這也是因爲時間有限，而我準備的講稿是很羅嗦的。 下面，在這裏發佈這篇講稿。 各位朋友： 大家好！新的一年，剛剛開始，節日的氣氛，還沒有散盡，非常感謝各位朋友來到這裏，聽我講講自己閱讀《史記》的經歷和對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的校勘。 老話說“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個“春”，實際是指一年開頭的時候。因爲按照中國傳統的曆法，一年的前三個月，爲春季，所以纔會有“一年之計在於春”的說法。現在我們按照西洋的曆法生活，一年的開頭是公曆的元旦，這也就是所謂“一年之計”開始的時節。 對於我們這些喜歡讀書的人來說，總是感覺時間過得飛快。因爲想讀的書太多太多，而每過一年，能靜下心來閱讀的書籍，又實在太少太少。上蒼給我們的時間，總是不夠。沒有辦法，我們衹能儘可能選取那些最好的書來讀，而《史記》就是這樣一本好書，是中文書籍中排在首選之列的必讀書籍。 中國中小學的“語文”教育，一向由學中文的專家來組織和安排，因而也就一向偏重單純的所謂“文學”色彩。於是，在這幫人的操弄下，一談起中國古代的著述，世人總是首先想到古典文學中的所謂“四大名著”。其實與這古典文學“四大名著”比起來，《史記》顯然更爲重要，甚至也有更高的文學價值，青少年完全應該、而且可以先於所謂“四大名著”來瞭解《史記》，閱讀《史記》。 在中國古代汗牛充棟的各種著述中，《史記》的地位相當崇高，價值也十分重要，但由於成書年代較早，在流傳過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譌。所以，宋代開始雕版印刷《史記》的時候，就對這些文字譌誤做過系統的校勘。在此之後，歷朝歷代，都有一批學者，踵繼其事，勘譌訂誤，但也在翻刻重印的過程中，衍生很多新的譌誤。相比較而言，清代學者對《史記》所做的校勘最爲豐富，最爲深入，也最爲重要。我們今天閱讀的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爲代表的當代《史記》版本，就是充分吸收清代及其以前歷代學者校勘成果所確定的文本。當然，在中華書局點校本所吸取的已有校勘成果中，也包含許多晚近以來學者新近提出的校勘意見。 現在，不管是初讀《史記》的青少年，還是學養深厚的文史專家，在閱讀和利用《史記》時，都離不開這些已經取得的校勘成果，而我在這裏將要向大家介紹的我對《史記》的校勘工作，我剛剛出版的這本《史記新本校勘》，也是想爲讀者提供一些參考，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看到《史記》的本來面貌。 與《史記》這部經典的重要性相比，與前輩學者、特別是清代學者對這部書所做大量而又深入的勘訂相比，我對《太史公書》的瞭解相當有限。爲使各位朋友對我寫這本書的背景多有一些瞭解，下面就把話說得遠一點兒，先從我閱讀《史記》的經歷談起，然後再具體介紹一下我的校勘工作。
（一） 中華書局的舊點校本《史記》出版於1959年9月，這時我剛出生，或許還沒滿月，而我開始讀到這部書的時間，是在高中的最後一年。這是1976年到1977年之間的事情，距離它的出版發行，已經過去了十七年；我的生命，也在東北蒼涼的荒野上度過了十七個春秋。 現在很多年輕的朋友，對我度過的那個少年歲月的印象，或許是一派文化荒漠的景觀；我生長的東北邊地，更宛如荒漠中的戈壁，簡直寸草不生了。這種印象，固然不錯，總體的文化環境，確實如此。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因爲沒有現在那麼普遍、那麼絕對、那麼難以迴避的功利驅迫，讀書，反而更能隨心所欲，盡情讀一些自己想讀的書籍。 當然，這首先你得有書可讀，而我的家鄉呼倫貝爾，那是逃難拓荒者落腳的地方。遠方的天際線上，雖然時常會顯現七色的彩虹，但空氣中嗅到的衹有野草的氣息，絕沒有什麼書香。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我能夠讀到《史記》，完全是受惠於我的父親，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父親受教育的程度並不高，中專畢業；學的是財會，也與文史無關。不過他很愛讀書，喜歡閱讀文史書籍。1976年，父親轉調工作，來到海拉爾市。秋季開學，我隨之轉學，進入海拉爾市第三中學讀書。這也是我高中的第二年。 由於兼管單位的工會工作，爸爸就張羅着給單位工會的圖書室，置辦了一些書籍，其中就包括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和《漢書》等文史典籍。我不清楚這個圖書室裏到底都有些什麼書，不過當時已經出版了的中華書局本《二十四史》的零種，應該都齊全了，因爲聽爸爸說到過，他要通讀這《二十四史》。另外，從《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這麼專門的書籍中也可以看出，爸爸給這個圖書室配備的書籍，檔次實在不低。 爸爸閱讀《二十四史》，是從《史記》開始的。他是一本一本地借了回來，下班以後，在家裏看，同時穿插着看的，還有《漢書》。當時中學衹上半天課，下午通常沒事兒，於是我就翻看爸爸留在家裏的《史記》和《漢書》。 各位朋友一定想要問我：是不是能夠讀懂？讀書之懂與不懂，永遠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於像《史記》這樣的古代經典來說，尤其如此。那時我對太史公文字的理解，當然遠遠達不到現在的程度，衹是像從小就學、用“簡化字”的小學生去讀正體字的長篇小說一樣，略知其大意而已。 雖說是囫圇吞棗，不可能清晰準確地理解太史公的文句，但我還是很認真地對《史記》做過一番“功課”。這個“功課”，就是從《史記》和《漢書》中摘錄了很多四個字的短語，作爲自己的“成語”儲備詞庫。 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 《漢語成語小詞典》
做這種事的緣由，是在當時荒蕪的圖書市場上，流行有一本《漢語成語小詞典》，裏面收錄的“成語”，大多是古書中常見的四字短語，而我一讀《史記》、《漢書》，竟然發現裏面有很多同類、甚至更好的“成語”卻沒有被這本《小詞典》收載，猶如發現一片新大陸一樣，真是幸何如之！當時到底抄了多少這樣的“成語”，我也說不出個具體的數字，終歸是把一個塑料皮筆記本記得滿滿的。 幹這種尋章摘句的勾當，目的本來就不是深入理解《史記》，認識《史記》，當然無助於真正切入書中所記述的內容，甚至無助於對太史公的記述形成一個總體的印象，但在摘錄過程中，畢竟需要儘可能更準確地理解一下這句話究竟是個什麼意思，這樣以後纔能在需要時運用這個“成語”。這意味着在最初接觸《史記》的時候，我是比較關注具體字句的，儘管這種關注相當膚淺，連“半懂不懂”都談不上。 這個筆記本上鈔錄的《史記》《漢書》中的“成語”，早已不知哪裏去了。這種經歷，對我後來從事古代歷史的研究，也沒有什麼直接的作用，更談不上養成了什麼學術方法，衹是反映出我是一個很笨拙的人，看書不能一下子就把握住其宏觀大旨，而很容易拘泥於具體的字句，更傾向於先盡力讀懂具體的字句，再慢慢琢磨文字背後的歷史事項。 這大概是一種很沒有出息的天性吧。現在我在北京大學給研究生講目錄學、版本學課程，總是告誡聽課的同學：你們若是有志向當大師，就千萬不要拿目錄、版本當一回事兒，不能拿這些知識當真，甚至不要讀太多史料，因爲學這些知識，會耗費你很大精力，沒等學會多少，歲月就悄悄溜過去了。當今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所謂“大師”，從中國，到世界，是沒有人去花費這種傻力氣的。 不過我從來沒有什麼雄心大志。“大師”巍乎高哉，即使喝醉了酒，也從來沒有敢想過。我衹想做個學習、探究中國古代歷史的“匠人”，其志也小，其愿也卑，什麼有意思就學些什麼，什麼有吸引力就琢磨些什麼，而通過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具體文字記載來認識歷史，解讀歷史，正是我覺得歷史最富有魅力的地方。
（二） 以後再讀《史記》，主要是讀研究生以後的事情了。因爲在中學期間已經大致翻過一遍，所以在大學期間沒有專門去看《史記》。大學期間稍微花費一些時間讀過的史書，主要是《左傳》，但也衹是很一般地看看。另外，因爲想學歷史地理，儘可能到圖書館借閱過一些古代地理名著，如《水經注》、《讀史方輿紀要》等。 讀研究生的時候，碩士論文是寫漢唐期間長安城的交通地理問題，當然要讀《史記》和《漢書》。再後來是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以後，又持續做了一段時間秦漢之際軍事地理問題的研究，《史記》更是最基本的史料。接着到北大教書，又研究秦漢時期的政區和邊界地理問題，西漢和新莽時期的年號的問題，寫《製造漢武帝》，寫《海昏侯劉賀》，等等，一直沒有離開《史記》和《漢書》。由於反覆翻檢，手頭的《史記》和《漢書》，每一冊都早已散開（當然這也與敝國的書籍裝幀質量實在太差有關）。 現在有很多學者，往往是按照某種既定的西方社會科學方法來選定問題，研究問題；或是按照某一學術前輩運用過的研究範式來看待史事，剖析史事。這樣的學者，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十分輕視史料的閱讀分析的，不願意通過史料的閱讀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受這樣的學術風氣影響，很多年輕的朋友，一接觸歷史研究，就更注重史學研究的方法而對閱讀史籍缺乏興趣，甚至毫無興趣。 下面舉兩個我在北大歷史系參加研究生入學面試時經歷的“故事”，來具體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故事”，是一位考秦漢史專業的學生。這位考生的父親就是研究秦漢史的大學教授，家裏書架上當然會有《史記》和《漢書》。可是，他卻從來沒有想到要翻閱一下這兩部史書。這位考生品質很好，老老實實地講道，他就是沒想看，也就是一眼也沒看過。 第二個“故事”，是一位考魏晉南北朝史專業的考生。這位考生本科的專業是古典文獻學，而且是在一所很好的大學讀書。可是，大學四年，卻從未翻閱過魏晉南北朝的“正史”、也就是《三國志》、《晉書》和《南史》、《北史》、《宋書》等所謂“二史”、“八書”。 現在的本科生沒有讀過這些基本史籍本來也算是正常的，但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在本來唾手可得的情況下卻竟然對閱讀基本史籍沒有一點兒興致，沒有一點兒好奇心，與此同時，這些同學又頗爲喜歡大談特談陳寅恪先生、田餘慶先生等前輩學者的學術觀點和治學方法。這種好尚，讓我感覺非常怪異，甚至可以說實在“不可思議”。他們衹是剛剛準備入門的學生，即使是按照我的看法，認識有所偏差，將來也有改變的機會和可能。問題是他們身後輕視史料閱讀分析的學術環境，是他們在這種學術環境下所接受的影響。 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我的愛好和想法，與這類學人有很大差別。在沒有覆覈其使用的主要史料之前，通常是不會簡單崇信任何一種學術觀點的，更不會人云亦云地盲目崇拜任何一位學術前輩及其研究學術問題的方式和方法。 對待前輩著名學者的重要學術觀點，看史料與不看史料，感覺有時會有很大不同。譬如我寫《製造漢武帝》，就是因爲仔細審讀了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所依據的更原始的史料，辨析了市村瓚次郎、田餘慶等學術前輩展開論述的依據，纔指出《資治通鑑》刻意“建構”史事的嚴重問題，同時也指出當今市村瓚次郎等世界各地學者依此得出的觀點根本不能成立。 作爲一代大政治家編纂的重要政治著述，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如此“建構”史事，我不僅非常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欣賞並且贊成他的政治取向，但我對現代很多學者出於學術研究的追求而努力“建構”自己所理解或者可以說是他們自己所期望的某種概括的“體系”，卻不以爲然。歷史是極其豐富而又相當複雜的，任何簡單的概括，恐怕都衹能是片面的，我們看到的具體情況，更多的是嚴重偏離甚至背離歷史實際的。看起來似乎很美，實際上往往很蒼白。 過去陳垣先生常常講：“讀書少的人，好發議論。”（見牟潤孫《勵耘書屋問學回憶》，收入《勵耘書屋問學記》）在我看來，過分追求抽象的“概括”乃至“建構”，實質上也同空泛的“議論”差不多，道理都是一樣的。這個話，講得不一定十分全面，一些人可能也很不喜歡聽，但讀書越多，越是切入古書中的具體問題，考慮到的因素就會越加複雜，就會越加明白自己不懂的東西比已經弄懂的東西要多得很多，想從歷史中“建構”出來點兒什麼，難度確實會越來越大，心理上的障礙也會越來越多；或許有那麼一天，會多少考慮一下：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有些盲目？ 我從讀研究生時起利用《史記》、《漢書》等史籍所做的研究，都是很具體的研究，努力切入實質性的問題。這樣爲研究特定的問題而閱讀《史記》，更要從細處着眼，關注具體歷史活動的細節和歷史文獻的具體字句，即遵循業師史念海先生和黃永年先生的教誨，努力“讀書得間”。這樣講，並不意味着放棄對宏觀狀況的認識，而是在總體性、一般性的背景下，努力解決每一個疑難的歷史問題。 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老老實實地讀書，就會發現它就擺在那裏，你不能對它視而不見；而衹要老老實實地讀書，儘量拓展視野多讀些書，多學習一些平平常常的歷史知識，恐怕也就不會一味苦心“建構”，想入非非。 我這些利用《史記》、《漢書》所做的學術研究，往往會不同和程度地涉及對《史記》文本的校勘，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如《論所謂“垓下之戰”應正名爲“陳下之戰”》、《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辨析》、《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等，讀過的朋友，對此自有清楚的瞭解。 正因爲如此，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篇末附列的《主要參考文獻》中，纔會載有拙作《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和《舊史輿地文錄》兩書。這當然是我的榮幸，很感謝中華書局主事人員關注到敝人這些研究並予以重視。 我想在這裏說明的是，我在過去所做的這些研究工作，是我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對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提出一些不同意見並出版這部《史記新本校勘》的重要基礎。同時，由於我在過去的研究工作中一向比較重視文獻學的基礎，重視古籍版本問題，從而在多年的學習、教學和研究工作過程中，陸續積累並熟悉了一批相關的資料，因而驟然之間接受、介入這樣的校勘工作，基本的史料還算便利，這纔能夠順利上手並及時提出自己的意見。
（三） 雖然我對《史記》一直比較關心，而且自從走入學術領域以來，也一直在利用《史記》從事相關的研究，重視《史記》的文本問題，但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專門校勘《史記》。這主要是因爲自己對《史記》還有很多很多地方怎麼讀也讀不懂，也是因爲《史記》這部書太重要了，關係到上古以迄漢武帝時期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做不了而強做，會造成很消極的影響。 那麼，現在爲什麼又有了《史記新本校勘》這部書呢？ 首先，這不是對《史記》的系統校勘，甚至連系統的點讀都遠遠達不到，衹是針對全書當中的很少一小部分文字，提出了自己的點讀和校勘意見。簡單地說，是能校一點兒就校一點兒；不能校的，即使覺得需要勘正，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了，就躲開不談。能力使然，不得不如此。 另一方面，即使我對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的某些文句別有看法，若是沒有特殊的緣由，我也不會專門去做校勘的事情。一者，我有很多更感興趣的專題研究要做，不想爲此花費時間；二者我性格比較急，耐不下性子去做這種瑣碎的文字校訂工作。——我接觸並開始這一事宜，是緣於中華書局主事者的委託。 我們現在看到的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先後共有三個版本：2013年8月出版的“徵求意見本”、同年9月正式出版發行的精裝本和2014年8月修訂出版的平裝本。我在這本《史記新本校勘》中考辨的問題，所針對的分別是上述幾個不同的版本，而最初動手從事這樣的工作，是在“徵求意見本”付印前參與審閱一部分清定待印的稿件。 中華書局這次重新修訂點校《二十四史》，工作十分審慎。爲確保修訂工作的質量，在即將付印前不久，邀約一批學者，分頭幫助審讀一部分篇章。承蒙中華書局領導信任，也讓我承擔了一部分審讀的工作。由於自己學識淺陋，參與勘定如此重要的歷史典籍，不能不感到誠惶誠恐，但新點校本付梓在即，衹能盡心盡力，提供所知所見，給點校者參考，以求儘量減少一些點校的失誤。結果，在很短的時間裏，寫成了一篇5萬多字的審讀報告，交付給中華書局。這就是本書的第一篇《付印前初稿審讀》。 不知是不是因爲時間過於緊張了，2013年8月印行的“徵求意見本”，並沒有採納我這篇審讀報告所提供的意見。不過中華書局方面仍然囑咐我爲這個“徵求意見本”提供審校意見。初次審讀時，我僅讀到很少一部分卷次的待印稿件。讀這個“徵求意見本”，纔看新點校本的全部內容。但由於該書正式發行在即，時間極爲緊迫，衹能就其可能，奮力爲之，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又向中華書局提交了一篇9萬多字的審校報告。這就是本書的第二篇《徵求意見本校閱》。 緊接着在2013年9月首度正式發行的精裝本《史記》，總的來說，採納了我這兩篇審讀報告中的絕大部分意見。 然而，由於所涉及的問題往往比較複雜，而且大多數文字正誤的審度，都涉及實質性內容的是非，是此是彼，影響到人們對很多歷史問題的認識。相應地，我傾其所能，儘量做出充分、詳盡的考辨分析，同時也表述了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看法。對於那些深入閱讀《史記》的讀者來說，不僅僅需要知道新點校本所展現的文字，同時還需要全面瞭解我的論證過程，纔能做出從違取捨的判斷，同時還能瞭解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認識。因此，我覺得仍有必要保留並刊發、出版這些文稿。 校勘古籍，是一項令人遺憾的工作。昔明人李維楨嘗云：“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明文海》二五〇李維楨《范文正公集補遺跋》）永遠沒有什麼人能夠畢其功於一役。校勘《史記》，其難度之大和影響之巨，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因而尤須慎重其事；同時，也需要衆多學者，從各自熟悉的學術領域和具體問題出發，貢獻意見。這兩次承命審讀書稿，使我注意到，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確實還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問題。這不是指無關宏旨、可此可彼的字句和讀法，而如同我在這兩次審讀中所指出的各項問題一樣，都涉及很重要的史事，不同的文字和句讀，提供給讀者的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史記》，人們會看到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史實。 於是，在獲讀正式印行的2013年精裝本和2014年對此本極個別語辭稍加修訂再印成的平裝紙皮本後，我又利用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餘暇，對這兩個印本隨意稍加翻檢，從而注意到一些新的問題，先後撰寫了兩篇校勘的文稿。這就是本書的第三篇《初印精裝本勘正》和第四篇《再印紙皮本補斠》。 後來，在《文史》上讀到新點校本主持人連續發表的一組說明性文章，瞭解到新點校本中一些重要勘改的處理緣由，便又針對其中部分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這就是本書的第五篇《點校意見異議》。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讀到這些說明性文章之前，我是無法清楚、全面地理解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中相關內容的勘改理據的，因而也就難以很好地表述我的不同看法。 如前所述，我對《史記》一書並沒有系統、深入的研究，衹是在利用《史記》從事史學研究過程中逐漸對一些文句略有體會和理解，並把這些體會和理解寫了出來，形成了《史記新本校勘》這本書。我在這本書中談到的想法，不一定妥當，僅供高明者參考而已。不過，基於我的興趣和學術責任，今後在閱讀太史公書研治學問的過程中，遇到需要校讎的文字，我還會爲完善《史記》的版本再盡一點力量。 最後我想在這裏向各位朋友說明，我這本小書雖然以“校勘”爲名，書中涉及的也確實都是《史記》文本的校勘問題，但具體運用的校勘方法，與古籍整理中通行的做法是有明顯差異的，一些朋友對此可能比較關心；另外，書中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例，或許也有朋友希望我能做出更具體、更詳細的講述，或是談一些由此引申出來的話題（例如，要是依從我對《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的校勘結果，田餘慶先生《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一文的基本觀點恐怕已經難以成立）；還有中華書局這次修訂《二十四史》工作中所涉及的一些共同性問題，譬如怎樣更加合理地確定書名並印製書名，譬如怎樣更加妥善地選用參校的版本，等等，我想在座不在座的朋友，說不定都會有人願意聽聽我的看法。但今天是本書首發之際與熱心讀者朋友的第一次見面，衹能粗略地向大家談談我與《史記》校勘的一般情況，沒有辦法詳細展開論述。以後若有合適的機會，我非常願意與感興趣的朋友交流。 今天就講到這裏了。謝謝各位朋友。
2018年1月13日下午 講說於北京涵芬樓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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