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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李復古之聲既高，天下從風而靡，以艱深鉤棘，相與剽剟古人，求附壇坫。而於時有大儒出焉，曰餘姚王守仁字伯安，特以致良知紹述宋儒象山陸氏之學；而發為文章，緣筆起趣，明白透快，原本蘇軾；上同楊士奇、李東陽之容易，而力裁其冗濫；下開唐順之、歸有光之寬衍，而不強立間架。初與李、何諸人倡和，後大有所悟，斷然棄去；社中人皆深惜之；曰：“學如韓、柳，不過文人；辭如李、杜，不過詩人；惟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為期者，乃人間第一等德業也。”身繫風氣之中，而文在風氣以外，直抒胸臆，沛然有餘，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不支不蔓，稱心出之，儻亦致良知之形諸文章者耶！傳有《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四部叢刊》景印明隆慶間謝廷傑刻本清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其中文錄五卷，別錄十卷，錄《寄楊邃菴閣老書》曰：
前日嘗奉啟，計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眾方惶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眾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守仁未講學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學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紆徐委備，如曉事人語，洞徹中邊；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寄楊邃菴閣老書》，集中題下注癸未；按年譜，為嘉靖二年，守仁五十二歲作；條達疏暢，如水到渠成，自然洄瀾；所謂“文章老更成”也。而其早年之作，亦有摹擬為古，未臻於渾化者。如《黃樓夜濤賦》文尾署弘治甲子，為弘治十七年，時守仁三十三歲。而《臥馬塚記》《賓陽堂記》《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玩易窩記》諸篇，題下注戊辰，則正德三年，守仁三十七歲。是時學道未成，而刻意為文，吐詞命意，力求遒古；想與何、李為聲氣之求耶？然氣疏以達，不如夢陽之矜重；而亦無其僻澀聱牙之病。簡練醇雅，波瀾氣焰，未極俶奇偉麗之觀；而舂容爾雅，無艱難勞苦之態；條達疏暢，故天性也！至《濬河記》題下注乙酉，為嘉靖四年，守仁五十四歲時作；亦簡練以為古者；然抑遏蔽掩，斂氣為勁，亦與夢陽之叫囂恣肆者不同。然故集中之別出機杼者矣！余故特表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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