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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鉴》评论(八)

 墨香笙樵 2018-03-29

其《三编》稍宽容,然所列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故文武臣之善恶,皆列其名于《诰》中。

居士曰: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一条中,朱元璋特别鼓励民告官,但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民众监督必须和民主制度联合起来才有效,民众一没有组织,二没有权力,即使有《大诰》作为保障,也只能任官吏宰割。一旦有有组织、有权力的民众,他们就会一次作为口实,胁迫绑架官吏入京一次讹诈官吏钱财,同样达不到镇压地头蛇的目的。朱元璋所提出的民告官只是利用民意做政治独裁,自然达不到消除腐败的目的。

第九卷 纪九

明太祖洪武十九年(丙寅,公元1386年)

继而倭寇上海,上患之,顾谓(汤)和曰:“卿年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

居士曰:汤和生于公元1326年,本年已经60岁,不应该作为一线将领使用,何况他刚刚从思州(今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附近)作战归来不足一年,朱元璋急切任用他承担东南沿海国防,同时启用自己所防备的方国珍侄子方鸣谦,可见国家仍然有重大的边防任务,却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青年将领可用。如果此时停止屠杀(此后,朱元璋将胡惟庸案继续扩大,先后酿成了公元1390年的李善长案和公元1933年的蓝玉案,特别是蓝玉案中,蓝玉本人东征西讨,是在徐达之后另一个承担帝国救火队长角色的人物,此案致死者一万五千余人,包括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在内)并对青年将领进行培养,帝国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遇,但可惜的是朱元璋却走了另一条路,导致帝国将领严重匮乏。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公元1388年)

论曰:明之解缙,其才有似于贾谊,其得君有似于魏征,然迹其生平,殆裴行俭之所谓“有文艺而无器识”者欤……躁也,浅也,四杰之所以不克令终,而缙似之,岂享爵禄之器哉!

居士曰:明初四杰指的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死于朱元璋的猜忌和暴虐,而解缙则是死于朱棣的猜忌和暴虐,夏燮认为他们不得善终是因为器量不够,其所谓的器量大概是指被君主奴役,认为他们的敢于反抗君主权威是对君主宠爱的沾沾自喜,奴才之相溢于言表,已经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作为帝国顺民,夏夑先生忘记了儒家的祖师孔丘说过“君子不器”的话,所谓君子不器一是指不能像器具一样只承担一种用途,而应有更宏大的志愿;另一方面也是说君子不应该被某种器形束缚,而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解缙的所作所为正在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他的上书切中时弊,分析深入,给朱元璋上这样的奏章确实是需要承担风险的。但解缙也并非不顾安危,他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在朱元璋身旁具有宠臣的身份。而他必须这么做,则是避免从宠臣变成为佞臣,这也是对自身负责的一种选择,否则朱元璋的政策会被冠以解缙之名,解缙也会朱元璋死后遭到清算。朱元璋将他放逐,是为了增加他的名誉,方便日后朱标即位起用他时能够获得良好的声誉,而不是像夏夑所说是因为解缙的迂腐。

第十卷 纪十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1390年)

初,胡惟庸之狱,株连党与万余。群臣请究问李善长及陆仲亨等交通状,上曰:“朕初起兵时,善长来谒军门,以为复见天日……此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膂也,其勿复言!”

居士曰: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大肆清除淮党,因为朱元璋与淮党出身、履历有相似之处,这些人能够服从朱元璋的统治,却不见得服从朱元璋儿子的统治,成为重要威胁。同时这一集团却是帝国的主导力量,如果骤然清楚将会影响到帝国统治安全,何况集团中确实不乏朱元璋的心腹,如汤和、徐达等人,但判断是威胁还是心腹其标准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李善长是淮党中的一员,同时兼有威胁和心腹的角色,威胁是指他曾任帝国丞相又南征北战,有其政治资源和军事实力,而心腹则是他在政治上尽可能靠近朱元璋,在朱元璋处置胡惟庸时默不作声,成为淮党中支持朱元璋屠杀的重要人物。李善长本以为这种政治上的倾向会给自己带来安全,却没有想到最终给朱元璋以分化淮党的机会,朱元璋利用李善长的默许除掉胡惟庸,将淮党分为胡惟庸和李善长两派,这是第一次分化淮党;此时又利用蓝玉制造封绩的口供(《明史·李善长传》:胡惟庸派出封绩交结北元皇帝,被蓝玉擒获送抵南京,却被李善长扣押。这一过程必须有封绩的口供和蓝玉对此事的承认才行),将李善长一派又分裂为蓝玉派,这是第二次分化淮党;稍后又消灭蓝玉,使淮党再无主导朝政的能力。三次大案虽然针对对象不同,但都是针对淮党,一脉相承。

(杨靖)尝鞠一武弁门卒,检其身,得大珠,僚属惊异。靖徐日:“伪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碎之。上闻.叹曰:“前此举有四善焉:不献朕求悦,一善也;不穷追投献,二善也;不奖门卒,杜小人侥幸,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动心……四善也。”

居士曰:朱元璋没有说的四条不能算“善”,只能算“不恶”。除此之外还有第五条路,也是唯一正确的路,就是将赃款上交国家,作为国家财产使用。杨靖没有公心,同时对可能的盗窃案件不闻不问,完全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朱元璋对此种人物进行道德褒奖,只能证明他对吏治的要求只停留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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