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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卷 纪四十九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庚辰，公元1520年） 王守仁重献捷于京师，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张忠等谗乃已。 居士曰：在这份捷报中，王守仁推辞了所有的功劳，而将胜利全面归于在朱厚照的正确领导下。领导和领导下一字之差而有云泥之别，前者只是组织和协调，而后者掌握绝对的权力。越是无能和专制的领导人越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朱厚照先生不过是其中之一。 癸卯，自瓜州济江，登金山，遂次镇江，幸大学士杨一清第，乐饮两昼夜，赋诗赓和以数十。又遍览一清所藏书籍，取《册府元龟》二百二册以归。 居士曰：以朱厚照先生的好动和庸俗，带回《册府元龟》一书并不是为了观看，只是为了附庸风雅和彰显自己的政治权力，与将鱼高价卖给蒋瑶别无二致。培根说：“知识就是权力”，而很多特权阶层相信权力就是正确，不但政治正确，而且知识正确，因此对无政治地位或政治地位低于自己的知识人倍加凌辱。朱厚照的权力最高，因此可以凌辱到前宰相杨一清，而那些大大小小的朱厚照们也在自己的幕僚和所接触的知识分子之间肆意狂欢，不可自拔。 初，官兵克复南昌，得濠簿籍，所记平日馈送姓名，遍于中外……王守仁以簿籍连及者众，令焚之，张永所发者仅百之一二云。 居士曰：王守仁的所为不过是效仿刘秀和曹操的故智（刘秀事见公元24年，曹操事见公元200年），在智谋上无甚可称，但是刘秀与曹操之事都是由最高领导人决断，而此时最高领导者朱厚照既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也没有这样的胸襟，所以王守仁代为决定，果断可嘉。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辛巳，公元1521年） 彬知天下恶己，又见罢遣边兵，益内疑。琮劝彬速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未决，诡称疾不出，阴布腹心，衷甲观变。令许泰诣内阁探意，廷和慰以温言，彬稍安，乃出成服。 居士曰：去年（公元1520年）六月发生在牛首山的夜惊事件被认为是江彬的兵变，实际上完全是诬陷，假如江彬有兵变的心思，此时就不会犹豫；假如他有兵变的能力，在稍后就不会众叛亲离，为守门人所擒。所谓夜惊，其实是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慌，帝国在战争中处于劣势，或者在士兵厌战的时候出兵或随意增加战争规模都有可能导致人心不稳，从而发生此类恐怖事件。 明世宗正德十六年（辛巳，公元1521年） 有议用天子礼奉迎哲者，尚书毛澄曰：“今即如此，后何以加？岂劝进辞让之礼当遂废乎！”乃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世子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资治通鉴》第七十六卷：庚寅，公（指曹髦）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步至太极东堂，见太后。 居士曰：朱厚熜与曹髦处于同样的地位，而所做出的行为举止刚好相反，一方面是历史环境使然——曹髦登基时，司马师掌握大权，所以他必须联合郭太后以抗衡，而向郭太后示好的最好方式就是完全服从，即将皇位归于太后的任命。而朱厚熜入继大统时，皇帝身份能压制一切，故其肆无忌惮。而另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与曹髦相比，朱厚熜更为自卑。强调群臣所作所为是立天子而非立太子，意在表明太子可被废，而天子却不能废——我们不知道他的自卑来自何处，但就确立皇权、最后神化自己等都是自卑的表现。 夏夑曰：伯父叔父，乃天子臣诸父而称之之词，此经义也……又焉能关张璁、桂萼诸人之口而夺其气乎？ 居士曰：夏燮对大礼议一事前后两番论述，洋洋洒洒数千字之多，看上去尊重人权，实际上是屈从皇帝心意，也是违背当时政治规则的。夏夑言“皇”即是“大”的意思，这种理解是对的，但只局限于先秦时代如此。自从秦王朝创建了“皇帝”一词以后一直到明朝，“皇”字最基本的含义是皇帝的省称，代表权力归属。 我们在《续资治通鉴评论》里说过，是否称“皇考”不仅关系到血缘认同和名分问题，也关系到权力和身份的认同，称生父为“皇考”等于把养父的权力分给生父。（参考公元1065年）或者我们再清楚一点说，即便从现代伦理上的角度，我们倾向将过继的孩子应该称养父为父亲，而称自己的父亲为生父（即公元1524年乔宇所提议的“本生考”的称呼），但不能称他为“皇”，因为帝制时代为家天下，皇位即相当于家产，称“皇”的意义即将养父的家产赋予生父，这当然很成问题——我们不能站在现在的民主立场去分析古人的帝制，那样越分析就越错——继承家业的前提是继承者过继给这个家庭做儿子，可是朱厚熜先生觊觎家业之大，却拒绝接受这个前提，不承认这家人的故主是自己的父亲和兄长，这就未免过分。他当然可以拒绝过继，但必须放弃皇位；如果贪慕皇位，就必须承认过继。 朱厚熜先生既要皇位又否定过继，破坏的是帝制时代的继承法则，这种破坏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十分深远的。就其个人统治而言，大礼议通过变革制度，加强了绝对皇权，使廷臣权力倾覆，帝国制度崩溃；到了他的晚年，笃信道教、严嵩为相、性情暴虐，社会破坏，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这些现象都以“大礼议”事件为发端。而就长远来说，大礼议的成功确立了一个坏的榜样。清朝末年那拉兰儿立载湉、溥仪为帝，便以此作为借鉴。 比母妃次通州，闻尊称未定，止不肯入。上闻而泣，欲避位奉母归藩，澄等仍执议如初。 居士曰：朱厚熜以辞职为威胁是将皇位作为与廷臣对峙的砝码而非应该履行义务的职位，视国家政治为私人工具，属于严重渎职。这样的君主理应被顺手推舟加以废黜。不过改换其他同辈亲王为帝也一样会产生此类伦理问题，所以应在废黜朱厚熜之后确立朱厚照和朱厚熜的下一辈人，特别是婴儿当皇帝，一如霍光驱逐刘贺之后立刘病已为帝。廷臣也可在婴儿未稳之际掌控皇权，诛杀宦官，把控朝政，一扫朱元璋以来的问题，可惜当朝缺一个霍光式的人物，对政治生活缺乏足够的破坏力和创造力，以至在朱厚熜面前完全被动。 是月，（霍）韬上疏，其略言：“廷议谓陛下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考之古礼则不合……《仪礼·丧服章》……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于所后者无称为父母文，而于本生父母又无改称伯叔父母之云也……是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顷也。”……俱下有司。 居士曰：霍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断章取义、曲解古人，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学术态度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品问题。“为人后者为人子”的含义是改变双方关系而不是双方的辈分，即继承一个家族的遗产就要成为这个家族长自己一辈的人的儿子，而不是成为家族遗产者的儿子。以其奏章中的两个例子来论，刘弗陵和刘病已两任皇帝之间还有一任刘贺，只是传统史官因为刘贺胡作非为被废黜皇位所以经常不予提及。但刘贺是以皇太子的身份继承大统的，换而言之，即刘贺已经过继给刘弗陵，所以在他被废之后，为了不改变伦理，选择刘弗陵的孙辈继承。但因为其正统地位取消，所以不能为他立嗣，也不需要改称皇父，只需要确认刘弗陵为皇祖即可。尽管现有材料无法证明刘病已是否称刘弗陵为皇祖，但他对自己的祖父刘据没有追封皇帝，而是追封戾太子，这与朱厚熜的做法完全不同。而李忱继承李瀍是宦官操弄的结果，其身份为皇太叔不是皇太子，因而其所应该承认的父亲应该是李瀍的祖父李纯，而李纯本身正是李瀍的父亲，因此无所谓过继与否。霍韬曲解经典，扭曲历史为皇权服务，所作所为令人不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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