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天然药材资源种类繁多。我国劳动人民对于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有悠久的历史，它们是我国劳动人民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于保障我国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柳州市中医院肝病科赵正孝 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药物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其中尤以植物药居多，所以前人说“诸药以草为本”，而记述这些药物的书籍就往往冠以“本草”之名，我国的传统药学也被称之为“本草学”。中国本草学文献十分丰富，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医药学的独特认识和智慧创造，是世界优秀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这些药物的认识和使用，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所以我国传统药物又被称为“中药”。而所谓“中药学”，则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的来源、性状、炮制、性能、配伍和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它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有“中草药”一词，它是中药和草药的混称。草药是指流传于民间，药材市场不流通或流通量不大，正规医院应用不大普遍，多为民间或地方医生所用，且加工炮制欠规范的药物。这些药物不少品种在历代本草中就有记载，而其中不少民间药物，由于功效显著而逐渐得到广泛应用，也就成了中药。所以中药、草药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从文献来看，我国先秦时期常用药物并不多，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据考该书成于汉代。在以后的本草著作中，中药品种逐渐增多。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增加到730种，唐代《新修本草》发展为844种（或作850种），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增至1744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16世纪以前本草学之大成，收载药物达1892种（实为1897种）。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又在其基础上新增了大量的民间药物，使本草典籍所载药物达到2600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以来，在50年代至80年代中，先后进行过三次全国性的中药大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全国（除台湾省外）中草药资源的分布于品种，总计达12807种。虽然各个时期的本草著作所记的药物数目并不是当时药物的全部，但基本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药物品种发展的概貌。 回顾中医药发展的历程，我们可能得出结论：中药品种的不断丰富，与中医药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中药品种的不断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神农尝百草”精神的传承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先人们不畏牺牲的精神代代相传，历代医家搜集整理民间用药经验，以中药基本理论为指导，并勇于口尝身受，以身试药，使中药品种不断丰富。这是中药品种发展的主要形式。如《名医别录》的形成，就是汉代以来众多名医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搜集整理当时民间用药经验而形成的。其他如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 2、分部位用药，增加新品种 有些药物在发现最初只用某一个部位，但在运用过程中，人们越来越熟悉、彻底掌握了它们的性能后，进而根据中医药理学的基本常识对该药物原植株的其它部位进行研究，形成了新的用品品种。例如《神农本草经》即记载了栝楼根（瓜蒌根）一药，认为栝楼根“气味苦寒，无毒。主治消渴身热，烦满大热，补虚安中，续绝伤。”后来，人们根据根主升，实主降的原理，认识到瓜蒌实确能清热降气，于是增加瓜蒌实入药。后来，又进而根据中医药理学基本理论，认识到瓜蒌壳轻虚形似胸廓而能宣肺降气，瓜蒌子质油润而润肺通便，于是又将瓜蒌实分为全瓜蒌、瓜蒌子、瓜蒌壳等多个品种。 又如《名医别录》有忍冬一药，当时用其藤茎，主“寒热身肿”。后世认为，藤主通利，所以忍冬藤能清经络中风湿热邪而止疼痛，用于风湿热痹，又能清热消肿而用于痈肿疮毒，这是忍冬主“寒热身肿”的主要原因所在。然而，人们又观察忍冬的花（金银花）花香浓郁，根据花芳香主散的原理，金银花可能具有忍冬藤同样的清热解毒的作用，而花则能更好的芳香散邪，所以用花治疗疮痈疖肿可能疗效更著，实践证明了这一想法，而且证实金银花具有轻宣疏散风热的作用，所以明清时代反主要用其花，金银花也就成了新增品种。 “莲”也是扩大药用部位这方面的典型。《神农本草经》中只有莲实（莲肉），认为莲肉“气味甘平，主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饥延年。”《名医别录》增加了藕茎，认识到藕茎治疗“热渴，散留血，生肌。久服令人心欢。”后世进而扩大到莲须、莲心、莲蕊、荷叶、荷梗、荷蒂等共15个部位入药，从而将与莲相关的药品增加到15个品种。 李时珍《本草纲目》是这样理解莲子与莲藕的功用的： “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实，凡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石莲坚刚，可历永久，薏藏生意，藕复萌芽，展转生生，造化不息，故释氏用为引譬，妙理具存；医家取为服食，百病可却。盖莲之味甘气温而性涩，禀清芳之气，得稼穑之味，乃脾之果也。脾者黄宫，所以交媾水火，会合木金者也。土为元气之母，母气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视耐老，此其权舆也。昔人治心肾不交，劳伤白浊，有清心莲子饮；补心肾，益精血，有瑞莲丸，皆得此理。” “夫藕生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丝纶内隐。生于嫩蒻，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故其所主者，皆心脾血分之疾，与莲之功稍不同云。” 正是因为莲有与众不同的形态及生物学特点，所以前人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它仔细观察和品味，从而使其入药品种多样化。 3、从混异品或多来源药物独立出新品种 前人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或医家在采药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一些新的品种，这些新的品种与某一熟知的药物形态上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又不是该种药物。这时，医家们一般会将两种原植物及药用部位仔细研究，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根据已有的中医药理学基本理论，初步判断它们在药性和功用等方面的区别，进而通过口尝等实践活动来证实或修正他们的认识。 例如，贝母是《神农本草经》即载有的药物，贝母的来源有多种，实际上应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川贝母，是百合科植物川贝母、甘肃贝母或棱砂贝母等的地下鳞茎，尽管川贝母的原植物有多种，但药用部分形态基本相同，作用也基本相同；二是浙贝母，是百合科植物浙贝母的地下鳞茎。两类贝母都属于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无论原植物和药用部位不仅形态相似，而且颜色、气味等都很相似，所以作用基本相似，都有化痰止咳、清热散结的功效。但两者毕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川贝母小而浙贝母大，两者相差很大，所以两者也稍有区别。 后来人们又发现，葫芦科假贝母的地下鳞茎，与浙贝母的大小、形状、质地、颜色等十分相似，所以称它为“土贝母”。因为它与浙贝母相似之点较多，所以功效与浙贝母有相似之处，宋代《本草图经》的贝母药图中就附有葫芦科的土贝母一药。但是，土贝母与浙贝母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1）两者分属于不同的科：浙贝母属于百合科，土贝母属葫芦科，两者药源植物的形态相差太大；（2）浙贝母无论生品还是煮熟均色白，土贝母煮后变为暗棕色至半透明的红棕色，表面凹凸不平。所以土贝母只具有浙贝母的散结消肿解毒的作用，而没有入肺化痰止咳的功用。正因为它们的主要功效不尽相同，近代已把土贝母单列为新的品种。 另外，从多来源药物中个别品种独立成为新的品种。如古本草中的木通，包括了毛茛科、马兜铃科、白木通科多种植物在不同地方作为木通应用，而现代药典分别把毛茛科、马兜铃科的木通分别列为川木通、关木通。 又如柴胡，在《神农本草经》即有记载，说其“气味苦平无毒，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久服轻身、明目、益精。”后世所用柴胡比较混杂，有人研究其来源达到3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银柴胡。明代汪机（1463～1539）曾说：“解散用北柴胡，虚热用海阳软柴胡为良。”海阳软柴胡可能就是银柴胡。直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0）仍然说“银州即今延安府神木县，五原城是其废迹。所产柴胡长尺余而微白且软，不易得也。”认为银州柴胡（实为石竹科的银柴胡）是柴胡来源的一种，只是由于产地不同而造成品质差别。后世医药学家在临床实践中，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发现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形态、颜色、质地、原药植物都有明显区别，继而通过研究，发现二者功能也确实各有偏重。于是，在清代张璐《本草逢原》中将银柴胡从柴胡中分了出来，而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银柴胡不仅是一独立的词条，而且指出，银柴胡“甘微寒无毒，行足阳明少阴，其性与石斛不甚相远，不但清热，兼能凉血。”李时珍对于柴胡和银柴胡的区别未明，在“《纲目》俱混而未析”。 4、通过各种炮制方法发展新品种 根据中医药理学基本理论，通过各种炮制方法可以可以改变药物的性质，有些药物炮制前后作用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而炮制后可成为一种新的品种。 例如：生姜气味皆辛，能散寒解表，走而不守。“干姜干久，体质收束，气则走泄，味则含蓄，比生姜辛热过之，所以止而不行，专散里寒。”（《药品化义》），而炮姜将干姜炒黑，其辛味减而温气升，且味兼苦涩，所以能温里散寒、温经止血，所以其性质“守而不走”。如果再将干姜炒成姜炭，则辛味极少，苦涩为多，所以专于止血。 再如，生地黄色红味甘苦，能入心经，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生地黄加酒、砂仁、陈皮等辛温之品为辅料，经反复蒸晒，得天地之温气，所以生地黄药性转温，熟地黄内外俱黑而油润，质地柔软粘腻，所以入肝肾而补精血。 5、从亲缘相近的药物或生物中分列或寻找新的品种根据中医药理学理论，如果两种植物或药用部位在形态、结构、颜色、气味、质地等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则两者的功用就可能很多相似之处。而在现代植物学中，这两种植物往往是亲缘相近的物种。所以从近缘物种寻找新药种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如七十年代，发现杜鹃花科的满山红，具有很好的祛痰止咳作用，继而从其近缘的照山白、[sa2]烈香杜鹃、黄花杜鹃、紫花杜鹃等植物中，发现功效更为显著的新的祛痰止咳药物；近年从人参的近缘植物中找到了与其功效相近的刺五加，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 反过来说，如果两种植物或药用部位在形态、结构、颜色、气味、质地等方面具有虽有很多相同的特点，两者的功用可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如果两者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则提示两者的功能有某方面有明显区别。 如白术和苍术同为菊科植物的根茎，两种植物及根茎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实际上又有明显区别：苍术香气浓郁，味微甘而辛、苦；白术气清香，味甘、微辛，嚼之略带粘性。根据中医药理学基本理论和临床临床实际，两者功用各具特点：苍术辛温苦燥，能燥湿而健脾；白术甘温补气，能健脾而燥湿。所以在《神农本草经》中统归于“术”，而后世将它细分为白术、苍术。 同样，芍药是芍药科芍药属的著名草本花卉芍药的根，《神农本草经》统说芍药“气味苦平无毒，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后世发现，芍药花白者根亦白，花赤者根亦赤，其根鲜脆多汁，是其精华下注之象。又根据中药基本理论中“白入气，赤入血”的规律，从而将芍药分为白芍、赤芍两种。 再如，《神农本草经》中的“牛膝”，“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逐血气，伤热火烂，堕胎。久服轻身耐老。”应包括川牛膝、怀牛膝在内。后世发现川牛膝质韧不易折断，故其力以偏生活血通经，祛风除湿，通利关节；怀牛膝质油润，故其力以补肝肾为主，故将二者分开使用。 6、国外药物按中医理论来认识，丰富了中药品种自古以来，中医就非常注意不断地从邻国及边境少数民族中汲取宝贵的医药经验。古代本草中凡冠有“番”、“胡”字样的药物，多是从当时的国外传来的。这些药物，当初进入中国时，相当一部分并不是药物，而是作为食物、调料或香料引进的。而它们一旦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医药学家就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来重新对它们进行认识，最后它们也被归纳到中医药的体系里来。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同样遵循了中医药理学的理论体系。 总之，中医药理理论在中药的发掘、品种的丰富、中药的炮制和制作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药药理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它将在以上领域发挥的更为积极和突出的作用。
第二节 中医药理学的前景展望
1、在中药资源开发方面的指导作用中药资源是中国人民长期与自然及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利用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既有中药本身的物质基础，又有使用的经验基础，是十分珍贵的无形资产，需要认真的整理、总结和发展。 尽管中药品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多，但临床常用的中药品种也就只有300余种。它们是中药的精华部分，之所以在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经典用药：在《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出现的方药，由于后人对其十分重视而受到广泛应用。②独特疗效：这300余种中药中，许多药物的作用是无法或难以用其他药物来替代的。③易获性：容易获得与栽培的药物更容易为药肆备用。 尽管如此，中药资源也具有很大的可变性。随着人类过度或不合理的利用，部分中药资源逐渐枯竭甚至消失。例如，历代用人参以上党人参为正品，但长期以来的过度采挖，资源枯竭，人参赖以生存的森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因此以山西五加科“上党人参”为代表的中原产区即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山东西部等地的人参早已绝灭。目前东北参也处于濒临绝灭的边缘。因此，如何寻找新药源，研究替代品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其中，以中医药理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寻找药源或研究替代品就是一个重要思路。 （1）寻找替代品的主要方法回顾中药品种不断丰富的历史，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的经验。当两个品种的植物与药用部分的相似点越多，则它们的性质、功效和作用越相似。比如，通过从前述的贝母品种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川贝母、甘肃贝母或棱砂贝母，同属于百合科植物，其地下鳞茎形态、气味等均相似，所以作用也相似。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寻找药源的时候，尽可能在同科的植物中去筛选，因为同科的植物本身的相似点最多。如果同科的植物实在找不到，我们仍然可以在其它科的植物中去筛选。假如当我们需要选择利用浙贝母清热散结作用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浙贝母无法供应，川贝母也不可得，如果我们发现一种药物（如土贝母）虽然与浙贝母不属同一科植物，但其药用部分很相似，则也可能代替浙贝母的功用，当然，如果这种药用部分与浙贝母的相似点越多，则相互替代的可能性越大。如颜色、形状、气味、质地均相似，则能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其中相似处较少，则可相互替代的可能性较小，或只能在个别方面可相互替代。 （3）培植新的中药资源品种由于中药资源主要是植物和动物，物种可以通过繁衍再生，所以中药资源保护得当，可以得到发展和扩大，甚至培植出新的中药资源品种。 中药资源作为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一方面我们可以很好地保护这种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还可以更好地利用和开发这种多样性，利用生物技术创造出品质优良的中药新品种。 在现代社会，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生活中，在中国还诞生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此，培植一种新的药用植物成为相对简单的技术，只是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在这个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比如，川贝母和浙贝母都属百合科植物，都具有化痰止咳、清热散结的作用，但川贝母化痰止咳为优，浙贝母清热散结为优，川贝母个小量少价昂，浙贝母个大量多价廉。根据中医药理学基本理论，绝大多数药物的功用都可以通过其外在的表现（“外象”）体现出来，因此，通过中医药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有可能明白川贝母化痰止咳为优的“外象”在何处，浙贝母清热散结为优的“外象”在何处，因而可能想办法将二者的优势“外象”进行整合，通过杂交培育等手段，培养出化痰止咳、清热散结均优的个大量多的新型贝母。
2、对中医临床发展方面的指导作用中药理论的产生、发展依附于漫长的生活实践及医疗实践。随着医疗实践不断深化发展，人们对中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当这些认识上升到一定高度便形成中药理论。在此过程中中药理论也产生不同流派，各流派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药作用的客观规律。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各流派间的衍生离合，总结出中药临床应用的规律，概括中药临床应用范围、属性和特征，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理论认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需为实践服务，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科学理论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实践，它的存在才有意义。中药理论就是如此，从其产生后对维护我国人民健康，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的医疗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科学性。这个理论无论将来怎样发展，其最终评价要以医疗实践为依据。医疗实践中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并加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对现有问题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原有水平，应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1]。所以，中医药理学理应在中医临床工作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1）慧眼甄别古代文献，择善而从在远古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认识药物的手段缺乏，在朴素唯物主义思维的指导下，各种感官水平的信息收集以及取象比类的象思维方式成为把握药效、提炼药性的主要方法。由于个体思维受个体的知识准备、视角等的不同的影响，这种朴素的认知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一些不确定因素，从而造成了对药性认识的多样性、复杂性，甚至不可避免的甚至出现矛盾的观点。比如，前人对“丹参”的认识，多数人因丹参色赤味苦，味苦则降而清火，认为丹参性凉，但陶弘景却说丹参“久服眼赤，故应性热，今云微寒，恐谬也”。 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最初的药性确定途径不只一种，除了药效反推法以外，还有多种“取象比类”的理论预测形式。经过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反复验证与修订，形成了稳定可靠的药性知识，但仍然杂合着一些道家、巫术等其他认知途径的历史痕迹[2]。如《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大量服药成仙的说法，如“朴消”条下，就有“炼饵服之，轻身神仙”之语；“泽泻”条下，有“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之语。由于中国古代医学有崇尚经典的传统，所以后世还有不少医家对以上论述牵强附会，强加说解。 对中医药理理论的系统整理，为我们明辨是非、甄别错讹提供了良好的工具。由于中医药本身是来源于经验医学，在一些本草学著作中也记载了一些医家个人对药物的见解，或将个人在用药过程中见到的个别现象视之为必然功用，或将野史小说中的用药记载引入本草著作，所以本草学著作中充斥着大量似是而非、未经广泛认证的不科学内容。如黄芩，张元素就有黄芩“补膀胱寒水”、“养阴退阳”的说法，其弟子李东垣更阐发说：“黄芩……细实而坚者，泻大肠火，养阴退阳，补膀胱寒水，滋其化源。”后世在临床实践中并未证实黄芩有养阴的作用，相反将其列为“清热燥湿”药。经考，黄芩味苦而能清热，质燥而能燥湿，其质不甘故不能补，其质不润故不能养阴。可见，在阅读前人的本草著作时，既要善于挖掘其中丰富的经验，又要善于甄别其中的错讹之处。在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中，既要坚持药性存在的客观真理性，又要认识到药性起源的客观复杂性，合理认识中药药性。 当然，当今社会处于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交叉学科时代。一门学科要发展，就要不断吸收现代高科技技术和成果并为己所用。对中药药性而言，就需要将现代研究领域中的成果或有效方法移植到中药药性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中来，中医药理理论还将不断丰富和深化，还可能总结出更多的中医药理学规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广泛地学科交叉和技术引进，将使传统中药的药性和功效得到深入阐明。因此，可能我们今日视之为错讹的，将来有朝有日又会认之为正确，所以，对于前人关于中药认识和阐发，我们要善勤于思考，择善而从，既不盲听盲从，也不自以为是。对于前人中可能存在的错讹之处，最好的态度是存疑待考。 （2）准确把握药物特性，精准用药研究中医药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作为一名中医师，要应用中药来治疗疾病，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必须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辨病辨证施治，当治疗原则确定以后，如何遣方用药就是重中之重，只有选准药物，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药到病除，否则，疗效将大打折扣。要做到精准用药，就必须准确了解药物的作用特点、性味、归经，而这些都与药物的性状密切相关。所以，凡学医者，必须认识中药，继而准确掌握药物的功用，提高临床疗效。许多有识之士呼吁为医者就先识药，了解药性。如王洪喜曾发表文章指出[3]: “中医理论是于现象之中阐明气化之妙，形质之上发明无形之奥，其核心是整体观与气机学说。因此，中药用药理论，其本质是法象用药，即默运阴阳、五行、藏府、周易、运气等一系列天人相应之理，观动植飞潜之本性，穷物理造化之幽玄。诸如质地之轻重，形状之殊异，纹理之疏密，气之清浊，味之厚薄，五运六气之察赋，阴阳五行之制化等等，总括无余，然后，心裁意度，对证切机，收效宏捷。古今良医莫不于此精思深悟。否则，难得中药药理三昧，纵能医病，亦是粗工而已。余常谓悟透仲景药法，自知此理高妙。观仲景小半夏汤、生姜半夏汤，同用生姜半夏，细顽其别，寓意精深，重用生姜汁，取其至厚之气，至薄之味，“则降逆之力少而散结之力多，乃正治饮气相博，欲出不出者之良法也。”(尤在径语) “要提高这种学养功夫，药房实习询为枢纽环节。无奈如今医药歧途，从药者不知医，从医者不识药，十年药工可成中医，已成典故。现今学生实习，不过略知其调剂过程而已，以至于行医十年不识药者，比比皆是。…… “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如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蔓藤治筋脉，枝条医四末。凡多毛多刺者，多禀坚金之象而归肺，如枇把叶治痰喘，小蓟疗咯血，辛夷通鼻窍，金银花透风热之类。凡花叶昼开夜合，朝挺暮垂有节律者，多善治失眠，如百合、紫苏、合欢、花生叶(最近报导从中取得安眠成份)等物。石膏丝丝纵列无一缕横陈，极似肌肉纹理，故善解肌肤大热。陈皮外有棕眼似毛窍，内白又象肌肉，故为肺脾二经要药。色赤走血，如桂枝、丹参、茜草之属;色白入气，如山药、白术、鸡子清之类;凡物多精汁者皆主养精补血益阴，如山药、黄精、玉竹、麦冬等物。仲景用蜘蛛治阴狐疝气，取其昼隐夜出为隐类之虫。范文甫治袁汉卿病寒热如疟绵绵不已十二年，询知素嗜荷露茶，投以二斤葵花子而愈。盖向日葵禀太阳真精，可驱荷茶阴霾之气。 “万物阳极则阴，阴极则阳。麻黄大发汗而其根大止汗，西瓜大凉而其子大热。梢杪子实，其性主降。仲景用桂枝至四两，必为利小便与下肾邪，用桂枝加桂汤治奔豚，亦是取其降泄之性。莱菔子、苏子、白芥子、枳实等，也不外乎此理。《本经》谓血余炭主五癃、关格不通，岂非至高趋下，至下滋上之理？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纲纪，学者当于此深参妙悟。 “阴阳五行制化之理，五运六气加临之论，非泛泛浮辞，若能妙解，可知天之微妙斯存。今人解苇根、瓜瓣治内痈，多依气味，而其气味实甚平常。察苇根生污泥之中，却具甘凉之汁;冬瓜子(甜瓜子)夏季抛入粪坑，不能腐烂，翌年施肥随地孳生之瓜最甜。是知二物最善浊中生清，故仲景法其象用治内痈大证。又如麦芽，春长夏成，得木火之气，发芽则达其木气，故能制化脾土消米谷之实。而生用善疏肝，不过取其生发之性以调肝胆之机，何足为奇。再如栀子，冬不陨叶，五月感一阴之气，白花六出，雪花亦六出，六者阴之终，其实结于枝梢，苦寒而赤(火之色)，最善导泻三焦湿热。 “总之，药房实习，认药识药，于法象用药之理，善会古人心法，必对日后临床大有裨益。” 学习中医药理，对提高临床疗效有重大意义，许多中医大家对中医药理的理解十分深刻。历代中医临床大家，如金元时期张元素、李东垣，清代医家叶天士、吴鞠通、陈修园、徐大椿等都在中医药理方面颇多建树，他们的临床成与对中医药理的真知灼见是分不开的。 以清末张锡纯为例，他被认为是清末乃至近代最大的中医临床家，他的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备受近代和现代中医临床家推崇。该书收录了张氏自创的许多效方，同时也详细阐述了他本人创制新的体会，其中对药理阐发独树一帜。举该书中第一方“资生汤”为例，资生汤用来“治劳瘵羸弱已甚，饮食减少，喘促咳嗽，身热脉虚数者。亦治女子血枯不月。”药用生山药、玄参、于术、生鸡内金、牛蒡子。张氏指出，治疗本病，当以健运脾胃为主。“此汤用于术以健脾之阳，脾土健壮，自能助胃。山药以滋胃之阴，胃汁充足，自能纳食（胃化食赖有酸汁）。……鸡内金为鸡之脾胃，中有瓷、石、铜、铁，皆能消化，其善化有形郁积可知。且其性甚和平，兼有以脾胃补脾胃之妙。故能助健补脾胃之药，特立奇功，迥非他药所能及也。方中以此三味为不可挪移之品。玄参，《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善治女子产乳余疾，且其味甘胜于苦，不至寒凉伤脾胃可知，故用之以去上焦之浮热，即以退周身之烧热；且其色黑多液，《神农本草经》又谓能补肾气，故以治劳瘵之阴虚者尤宜也。牛蒡子体滑气香，能润肺又能利肺，与山药、玄参并用，大能止嗽定喘，以成安肺之功，故加之以为佐使也。地黄生用，其凉血退热之功，诚优于玄参。西人谓其中函铁质，人之血中，又实有铁锈。地黄之善退热者，不但以其能凉血滋阴，实有以铁补铁之妙，使血液充足，而蒸热自退也。又劳瘵之热，大抵因真阴亏损，相火不能潜藏。地黄善引相火下行，安其故宅。……生山药，即坊间所鬻之干山药，而未经火炒者也。此方若用炒熟山药，则分毫无效。于术色黄气香，乃浙江于潜所产之白术也。色黄则属土，气香则醒脾，其健补脾胃之功，迥异于寻常白术。若非于潜产而但观其色黄气香，用之亦有殊效，此以色、味为重，不以地道为重也。” 其他的一些医家对中医药理也认识精到，如清末医家曹颖甫《经方实验录》中记载治疗某肺痈患者，“肺痈已经出险，而阴气大伤，宜《千金》黄昏汤。合欢皮如手掌大一块，用水三碗，煎至一碗半，作两次服。”曹颖甫自注说：“凡治此证，痈脓结聚肺部，当开泄肺气，清其郁热，为第一步。及肺藏气疏，咯痰不畅，则以决去痈脓为第二步。及腥臭之痰出尽，而胶痰之未成脓者，尚吐之不已，则以破除痰结为第三步。及胶痰渐少，肺之破碎处当用补救，则以扶养肺阴为第四步。惟补救之方推千金黄昏汤为最。黄昏为合欢皮，张璐玉称其两干相著，即粘合不解，取其粘性实足以补肺藏之罅漏，而收其全功，较世传白芨尤为稳当。敢布腹心，以告同仁。按合欢为马缨花，花红如马缨，五六月始开，枝干多连理，予亲见之。盖肺主皮毛，此树之皮彼此易为粘合，故能补肺之绽裂也。” 本书作者在临床中也深刻认识到中医药理在临床中的重要性，并在临床中自觉用中医药理理论指导处方用药，兹举本人3例医案如下： 案1：湖南省湘阴县铁角咀镇陈××之妻，年42岁，2003年拔除左侧智齿时因用麻醉药较多，致左侧面部麻木，1月后渐至面部肌肉萎缩，较右侧面部明显塌陷。患者较为紧张，在当地治疗无效而来诊。刻诊：左侧面部麻木，左侧面部塌陷，舌正，眼无歪斜，无流涎语蹇等症。审前医用药，为桃红四物汤加丹参三七之类，并用维生素B12肌肉注射。因思拔牙后左侧面部萎缩，实为面部神经受损所致。面部之侧为胆经胃经所过，气血瘀滞，于是以四逆散疏通胆经气滞，继以丹参活血化瘀，加桔梗载药上行，加白芷走阳明胃经。考虑神经受损，重加络石藤30g煎服。患者持方购药，无奈络石藤多家药店均缺，问能否以它药代替？告之络石藤易得，即农村栽植于墙壁之爬山虎。患者即取鲜品一把与药同煎。1周后告知，面部麻木已止，继服1周，后1月来告，面部肌肉平复如初。 本方取效，主要赖络石藤之用。藤走经络，故能通达气血，舒筋活络。且络石藤植根于墙脚或山下，而茎枝向上攀援，多呈扇形分布，极类面部神经分布之状。且络石藤紧贴墙壁或山石，是依靠其细根末端形与碗状的根盘吸附于墙壁与山石，形状与神经末梢也无异，所以络石藤最能修补神经之损伤。 案2：柳州市铁路局退休职工刘××，年65岁，右足拇趾关节反复疼痛多年，渐至关节肿大变形，诊断为“痛风”，每作则予非甾体类消炎药及秋水仙碱治疗，3月前上症复发，因近年来胃痛又作，并出现黑便，不敢再用上药，求治于中医，在我院风湿免疫科门诊经治3月无效，于2011年6月来诊。刻诊：右足拇趾关节疼痛，行走艰难，夜间更是疼剧而不能成眠，疲惫异常，关节局部发热而身畏冷。查舌质暗苔薄黄而干。予乌头汤加知母天花粉治疗，因考虑前医也用过类似方药，用什么药才能加强疗效呢？思虑再三，遂每付药重加猫爪草30g，服药2天，患者关节疼痛顿减，足能任地，夜即安眠。 2011年5月在我院中药房我见到一种药形状奇特，极似猫爪，问药师才知是猫爪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该药，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中药。当时就想到该药治疗手指关节和足趾关节疾病应有较好的效果，后查书了解到猫爪草为双子叶植物毛茛科小毛茛的干燥块根，是一种少用的中药，有化痰散结，解毒消肿的作用。不想一月后碰巧派上用场，而一用即效。后来患者痛风病又有发作，我再用此方，处方用猫爪草30g，谁知药房不予发药，说该药有小毒，药典用量为最大量15g，遂减量再用，疗效也大不如前。 案3：某女，年龄约40余岁，2007年在因“发热待查”在柳州市人民医院住院近2周，病因仍未明确，患者偷偷往我院门诊求治，我处小柴胡汤2剂治疗而愈。患者出院后再往我院求治，说这次就诊不为其它，因她还有另一个宿疾，反复出现抽搐，经查为“低钙血症”，但低钙原因在多家医院住院及门诊反复检查不明，所以也没法根治。经询患者别无所苦，无从辨证。忽然想起彭坚老师曾说：中国人饮食习惯中并不缺钙，许多人缺钙是由于肠道对钙的吸收功能低下所致，可与鸡肠服之。因鸡为杂食性动物，其胃肠草木砂石昆虫皆可化，所以鸡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特强，鸡肠也就最能改善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遂处参苓白术散7剂，嘱患者每日买鸡肠作食，连服1月。半年后患者欣然来告：自服药吃鸡肠后，抽搐再未发作，多次复查血钙均正常。 （3）准确理解组方原理，精确组方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常常并不是使用单味药物，复方是最常用的。中药复方组方讲究君臣佐使，其实就是中医药理理论在复方中的具体应用。 例如，治疗肾阳虚证，理论上可以有多种途径。可用直温肾阳的药物；也可用温补脾阳的药物，如因脾为后天，肾为先天，后天之阳气足，则可充足肾阳；还可用滋养阴液的药物，少加辛热之品。以上三种途径各有优缺点，临床上根据病情具体使用时要酌情选用。其中金匮肾气丸是治疗肾阳虚的重要方剂。方中生地黄味甘苦而质润，甘则能补，苦则能清，质润养阴，故前人称其为甘寒养阴之品；山药味甘而多粘汁，山茱萸味酸而质润，酸甘合用，滋养脾肾之阴；少佐茯苓、泽泻淡渗利湿健脾，以防滋阴助湿；少佐丹皮苦辛利气，使血气流通。然后，加肉桂、附子大辛之品，大辛则热，使全方犹如马达加油后点火燃烧，从而使肾命之火生生不息。所以，金匮肾气丸有附桂则能补阳，且以补阳为主，无附桂则只能滋阴。因此前人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附升而泉源不竭。” 再如桂枝汤。方中桂枝气味皆辛而味兼微甘，辛甘发散为阳，故性温而能散寒，加生姜之大辛，故温性更强，配甘草、大枣之大甘，则温热之力缓和而持久。白芍味微苦酸而多汁液，故性凉，与甘草相伍则酸甘化阴而能养阴；桂枝取用枝条能条达肢体，生姜形似指掌能达肢体末端，所以，桂枝汤散温散在表之寒邪，而无伤阴之弊。 清代医家吴瑭《温病条辨》堪称据中医药理理论组方并阐发组方原理以示规矩的典范。如桑菊饮方论说明以桑叶、菊花为主药的机理：“此方独取桑叶菊花者，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故桑叶善平肝风。春乃肝令而主风，木旺金衰之候，故抑其有余。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肺络而宣肺气。菊花晚成，芳香味甘，能补金水二脏，故用之以补其不足。”再如清宫汤由元参心、莲子心、竹叶卷心、连翘心、犀角尖、连心麦冬六味药物组成，用于治疗太阴温病神昏谵语者，其方论说：“此咸寒甘苦法，清膻中之方也。谓之清宫者，以膻中为心之宫城也。俱用心者，凡心有生生不已之意，心能入心，即以清秽浊之品，便补心中生生不已之生气，救性命于微芒也。火能令人昏，水能令人清，神昏，水不足而火有余，又有秽浊也。且离以坎为体，元参味苦属水，补离中之虚，犀角灵异味咸，辟秽解毒，所谓灵犀一点通，善通心气，色黑补水，亦能补离中之虚，故以二物为君。莲心甘苦咸，倒生根，由心走肾，能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能使肾水上潮于心，故以为使。连翘象心，能退心热。竹叶心锐而中空，能通窍清火，故以之为佐。麦冬之所以用心者，《本经》称其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脉络绝，试问去心，焉能散结气，补伤中，通伤饱，续胃脉络绝哉？盖麦冬禀少阴癸水之气，一本横生，根颗连络，有十二枚者，有十四五枚者，所以然之故，手足三阳三阴之络，共有十二，加任之尾翳，督之长强，共十四，又加脾之大络，共十五，此物性合人身自然之妙也。惟圣人能体物象，察物情，用麦冬以通续络脉，命名与天冬并称门冬者，冬主闭藏，门主开转，谓其有开合之功能也。其妙处全在一心之用，从古并未有去心之明文。张隐庵谓不知始自何人，相沿已久而不可改。瑭遍考始知自陶宏景始也，盖陶氏惑于诸心入心，能令人烦之一语，不知麦冬无毒，载在上品，久服身轻，安能令人烦哉？如参术芪草，以及诸仁诸子，莫不有心，亦皆能令人烦而悉去之哉？陶氏之去麦冬心，智者千虑之失也。此方独取其心，以散心中秽浊之结气，故以之为臣。”该书中大量关于根据中医药理组方的论述，足可垂范后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