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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除掉已经是暮年的李善长，是诛杀曾经的第一功臣，是消灭淮西勋贵集团的核心，这些理由诸位同行朋友也说了很多，谈古论金也就是我和大家说说其中的一些暗线的问题。 《明史·李善长传》这么记载了李善长的结局： 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而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惟庸党死，而已故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追坐者又若干人。帝手诏条列其罪，傅著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 这里提到的李善长那些罪行（上述第一段黑体字）下面再谈，先说说《昭示奸党三录》这本书，这本书在明末清初还能够看到，后来就失传了，但是钱谦益在任职翰林院和礼部时曾经在明朝的内阁亲眼看过此书，还做了一些摘录，记载在《初学集·卷一百一 ·太祖实录辨证》中。 记载在此书中的和李善长案有关的供词，招供人包括了李善长的妻子朱氏、妻子樊氏、李四（李善长弟弟李存义）妻范氏、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火者（受阉的仆役）来兴、火者不花、太师（指李善长）仪仗户孙本、仪仗户周文通、仪仗户赵猪狗、太师管田户潘铭等等，从封建时代的立场，家奴妇女之口，将谋反大事说得仿佛家长里短、妇姑勃谿，其可信度本来就不高，而举其中三例更说明问题： 有一个供词是洪武八年八月，胡惟庸派亲戚对李善长说： 如今事都成了，有李四还在江那边，取他爷儿五个回来，交付人与他领。 李存义与胡惟庸结为亲家（李存义次子李佑是胡惟庸收为养女的侄女的丈夫，也可以算胡惟庸的女婿）是在洪武九年，八年八月的时候既未结姻，这些话根本无从说起。 还有一个供词是洪武九年二月，胡惟庸 问梳头待诏许贵：”我要使你和太师老官人说些话，你敢说么？“许贵说：”我敢说。“丞相说：“我要和太师商量大逆的勾当。” 梳头待诏就是理发师，哪有叫理发师传话商量谋反大事的？ 还有一个供词是洪武八年三月间、胡惟庸来凤阳解下自己的佩剑送给正在凤阳督造宫殿的李善长，这把剑据说是回回国所出，叫做木樨花并铁剑，不管什么样战甲，能够层层刺透——这句话也颇有暗示，但李善长又不是武林高手，尼玛怎么不说这就是倚天剑？ 总之，《昭示奸党三录》中的供词就是这么无厘头，所以李善长真正的罪名，主要还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此年干支为庚午）《庚午诏书》中提到的： 善长自招，一云：寻思难答应。一云：这事九族皆灭。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时自去做。皆徘徊顾望，一无坚决之语。 后人论李善长之冤，往往引解缙代笔的《虞部郎中王国用论韩国公冤事状 》，这份奏章主要的逻辑有二： 第一，李善长人臣之分已到顶点，天下之富贵无以复加，自己谋反还有可能，帮助胡惟庸谋反于情于理根本不可能成立； 第二，天象告变，大臣当灾，则杀人以应天象的做法不合正道。 第二点是对的，但第一点单纯从逻辑上看并不对，李善长当时虽然已经地位高到不能更高，但是因为朱元璋的猜忌非常危险，与胡惟庸合作可以避免危险；李善长如果揭发会伤及自己的亲属，而含混过去可以暂时保全他们。 不过，谈古论金也说了，这只是逻辑上的判断，李善长之冤的本质，端在于其实连肇祸者胡惟庸，都并没有确凿的谋反证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胡惟庸勾结李善长上下其手做一些小动作则或许有之，谋反的概率其实微乎其微。 关于李善长，值得探究的东西很多，举个小例子，就是李善长之死，到底是自杀（《明实录》、《皇明异典述》、《明史纪事本末》），还是被诛杀（《明史》），说到底说法都没有统一。 钱谦益曾经期望： 千载而下，回翔翻阅，必有反抉谪其罅漏，为善长讼冤者矣。 其实不待千载，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胡惟庸、李善长的所谓“谋反”不存在，因为当我们将视野和史料的爬梳扩展到日本和北元的时候，所谓“通倭通虏”、如此那般，基本上都出于朱元璋的臆想和罗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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