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查尔斯·汉迪是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学者，并不是教育专家。而他对教育的常识性的见解，却为大多数关注教育的父母、教师所陌生。小编不是反智主义者，但是， 学习是人的天赋，而教育却是人类发明的并传承下来的，非天赋。然而有多少教育（方法、过程及其结果——内容）是真正“有用”的？ 一种不尊重人的学习规律的教育，对人的一生而言，究竟是有益，还是不可逆转的伤害？ 伟大的智者们哪个不是挑战传统教育的，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波尔、爱因斯坦……？ 有哪个发明家的成就是老师教出来的，牛顿、达芬奇、乔布斯……？ 教育和学习，孰轻孰重？ 这些问题是否值得人去反思呢？ 本文摘自查尔斯·汉迪《饥饿的灵魂》（Hungry Spirit，又译：《适当的自私》） Charles Handy CBE（生于1932年）是爱尔兰作家、哲学家，致力于组织行为和管理研究。  教育革新 查尔斯·汉迪 “适当的自私”的哲学意识必须及早开始培养。我们需要能够培养对自己负责与对他人负责的教育方法。这么一来，学习方法就变得跟学习内容一样重要，这也是我在自己的受教育过程中所发现的。 我离开中学与大学的时候，脑子里塞满了知识，这些知识至少足以应付一路上所有的考试。当然，那只是一些很片面的知识，其中完全不涉及任何自然科学，语言方面也只修了拉丁语与希腊语。 后来我进入制造业工作，这在当时来说是颇不寻常的。“你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从商的。”我的姑婆很不以为然地说。无论亲戚的观感如何，那份工作的重点可以说是制造与销售有用的产品与服务。身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我以为这个工作一定简单极了，以我的聪明才智，工作起来必定游刃有余。感谢上帝，学校与学校教育已经被我抛在脑后，终于可以开始生活了！而我觉得生活中包含了所有的美好事物。 因此，在我第一次接触外面的世界，又发觉自己很不幸地装备不全的时候，真是颇受打击。而且不仅是在维持生计的必要事务方面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无法应付生活与工作两方面纷至沓来的各种等待做出的新决定。我的第一位雇主说得很好：“你有一个训练良好、但却空空的头脑，现在我们要设法填一些有用的东西进去，但别以为你在头一个10年之内，能够对我们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我何其有幸，碰到一位愿意投资这么多时间来教育我的雇主，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教育。10年之后，我离职了，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一直不曾稍减。  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 拥有“训练良好的头脑”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不久就发现，我的头脑只被训练来处理封闭性的问题，而这会儿我必须应付的却是没头没尾、毫无边际的难题。“销售成本是多少”是个封闭性的问题，答案有对有错。“我们该怎么办”是个开放式的问题，可能的答案有好几种。我受过分析训练，却没有经验做出结果不知是好或是坏的决定。我慢慢明白，其实知道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和改变一种情况并不相同，而后者才是别人花钱雇我的真正原因。最糟糕的是，真正的开放式问题“这一切有什么帮助”开始困扰着我。 我是在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对我来说，分数只对自己有意义，除了参加某些竞赛之外，我很少与人竞争。在学校里，我独自进行学习的游戏。但我很快发现在工作上绝非如此。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与他人合作，如何赢得友谊或是影响他人则不在课程之内。不幸的是，后来证明，那些才是我新生活中的必修课。个人纵使是一个明星，如果待在一个失败的群体里，也没有什么大用。群体的失败一样会把个人拉下深渊，我们的命运是相互牵连的，也就是说我与我的同学如今是同事，而非竞争者了。过去，我只有在运动场上才能碰得到“团队”的概念，在教室里可碰不到。在我的脑子里，“团队”就该放在标明“娱乐”两字的盒子里，而不是在“工作”甚至“生活”的盒子里。我发现我的新挑战就是把3个盒子合在一起。一直到最后，我才又发现其他盒子多么不可或缺，而这才是我教育的开始。 “这么说，你是个大学毕业生？”我的新销售经理这么对我说，“主修古典文学是吗？我想这恐怕没办法让我们的中国推销员服气呢！再过不久，你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上司了。你打算如何赢得他们的尊敬？”又是一个开放式问题。过去我从来没有得到和我大不相同的人的信任，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对世界如何运作或应该如何运作另有想法。除了亲戚与老师之外，我甚至连比我大两岁的人都不认识一个。我从未尝试过探索不同的文化，我也不习惯别人把我当作一个无知的傻瓜，况且对于他们世界里的重要事物，我确实一无所知。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领悟到，聪明原来不止一种。 颠覆传统教育 当时我就知道，我所受过的教育确实束缚住了我的手脚。我学过的许多东西完全派不上用场，而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态度与行为，却似乎与现实生活中所需的一切相互矛盾。虽然我学过哲学，可是我并没有将哲学应用在自己身上。一开始，我以为生活的重点十分明显：奋斗向上、向钱看、娶妻、成家。后来我渐渐明白，生活并非如此简单，我所相信的、认为值得努力的事物，以及和谁一起努力，这些事情变得重要起来。我也开始担忧个人能够有什么贡献，使我不仅赚得到钱，也对世界某个角落有所帮助。 我们的学校不管在生活或工作方面，都为孩子做了较好的准备，这些对经营一个满意的人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却很怀疑。现在的学科虽然看起来比较相关，但我们仍然只能从工作中学习工作，从生活中学习生活，这话是永远不会错的。但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做更多努力，使教育的过程跟目前生活与工作的过程有更多相通之处，如此一来，现实的震撼就不会显得那么残酷了。倘若全国课程偏重的是过程而非内容，是人和价值观、事物和知识并重的话，人们对教育才会比较有信心。 美国国家婴儿临床计划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Clinical Infant Programs）列出在校学童需要做好的七大功课，我倒觉得或许在人生中我们也需要同样的功课。这七大功课是：信心、好奇心、目标感、自制力、关联性、沟通能力，以及合作能力。此外，成功的定义并非智商，而是有耐心等待迟来的满足感。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把这一切属性统称为所谓的“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以此为名的书大为畅销，表示许多人也同意他的看法。可惜的是，没有哪一项课程把这些能力列为必修。我曾向一位英语教授请教，如何在高等教育的课堂上培养学生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在早期的教育中多半被忽视了。他却回答说：“他们来是要学英文，其他这些东西只有到街上去学了。” 给学校的建议 社会期望学校具备多项功能，这也是学校的问题之一，但学校是世人仅存的一个安全的人生练习场，因此弥足珍贵，理应受到保护。可是，学校也必须把它的意义交代清楚。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在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称之为坟墓世界）之后回到英国，大声疾呼各界推动一种“慷慨大度、富有启发性与人性”的教育来取代既有的制度，它“不像学院那样庄严，也不似酒店一般受欢迎，但却像邮局一样，是绝对必要的”。他对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方式导致的心灵愚昧加以公开谴责，并且宣称“唯有受人爱戴的组织，才能触动人们的想象”。我们仍然需要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创建这样的地方。 我认为一所注重生活与工作的学校，若想帮助学生开始为他们的人生负责，为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念，也为了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或是认识的其他人，更为了触动他们的想象、启发他们的心灵，就应该同意以下7项建议。 发现自我比发现世界更重要 发现自我与发现世界，两者固然都很重要，但毕竟世界一直都在那儿。我们需要竭尽所能建立一个自己可以驾驭的信念。有太多人的学校经历充满了失败，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心已经饱受打击，深信自己愚蠢、能力不够、学业不精，这是找工作或是开始生活最糟糕的一个起点，尤其是在未来，许多工作必须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时候，更是如此。在21世纪，我们再也无法仰赖组织以它们的技能来填满我们空空如也的脑袋了。 “找顾客而非找工作。”我在儿女离开大学时，告诉他们这句话，因为只有在别人愿意付钱买你制造的或是创造的东西时，你才有被人雇用的价值。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先拥有自信、一技之长或是过人的能力以及社交技巧，因为，销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并不容易。“被雇用的价值”应该成为所有孩子获得的一项保证，就像生来即有的权利一样，在他们离开学校之际，将会具备这三大生存要件，因为它们正是自尊的基石，是通往圆满自我的起点。如果孩子离开学校时没有具备这三大要件，那就表示学校教育失败了。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就职演说中曾说： 我们最深切的恐惧并非自己能力不够，我们最深切的恐惧乃是拥有难以揣度的权力。我们自问：‘我是谁啊，竟能如此聪颖、美丽，既有才干又妙不可言？’其实，谁说你不是呢？你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生来是为了证明上帝的荣耀就在我们心中。不只是某些人，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 每个人都擅长于某一件事 哈佛大学的教育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曾列出人类七种不同的智能，称为“多元智能”。“多元智能”是加德纳在其著作《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对教育工作者而言，智慧具有如此多层次的概念，确实是一大启示。不过，只要稍加思索，一切即显而易见。我们可以在他的清单上再加上高曼的情商概念。可是，即使没有这些学院派人士的协助，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列出属于自己的清单。 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我所遭遇到的跟智慧或才能有关的事例的增加，我自己的清单已经变得越来越长。以下是我目前的清单。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不同的智慧不需要（通常也不会）相互关联。同时具备三种智慧的人未免太过幸运了。事实上，所有的智慧都是可以培养的，只不过有天赋的人培养起来要快得多。 ○事实智慧（Factual Intelligence）——百科全书似的万事通能力。 ○分析智慧（Analytic Intelligence）——推理与形成概念的能力。 ○计算智慧（Numerate Intelligence）——易于掌握任何类型的数字。 头三种智慧的组合可以让你通过大多数的考试与测验，为你赢得“聪明”的头衔。不过智慧并不止于此。 ○语言智慧（Linguistic Intelligence）——一种或多种的语言能力。 ○空间智慧（Spatial Intelligence）——看出事物模式的能力。艺术家、企业家与系统分析师具有这种能力，可是遇上考试时，成绩往往很糟。因此，他们的学生生涯往往并不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自尊心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必然有大器晚成的一天。 ○运动智慧（Physical Intelligence）——虽然有些人喜欢称之为天分，但运动员的技巧仍是一种公认的智慧。我们常常嘲讽一些美国的大学动辄就为体育特长生提供奖学金的做法，不过它们或许只是延伸了教育与智慧的观念，我们也应该如此才是。 ○直觉智慧（Intuitive Intelligence）——感觉或看到尚未明朗的事物的才能。通常与分析智慧互相抵触，使得两者之间很难沟通。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在人生当中，自觉与自制、毅力、热心与自动自发往往要比其他能力更为重要。高曼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任何人都会生气，因为生气很简单。但要对适当的人生气、气到适当的程度、为了适当的理由、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那就不容易了。” ○实践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往往被称为“常识”，也就是识别需要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的能力。当其他人仍然还在争辩时，具备这种智慧的人往往已经着手开始做了！ ○人际智慧（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与他人合作或通过他人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力。偶尔也称之为“社交智慧”，或者提升为“领导力”，这种智慧攸关工作的成功与个人的生存。 ○音乐智慧（Musical Intelligence）——这很容易辨认出来，不论是歌剧演唱家、钢琴家或是流行乐队，都拥有这种智慧。这种智慧令人愉快的地方是跟年龄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对年轻人而言，是一条通往成功经验的重要路径。 这份清单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或许还有其他类型的智慧。这些不同智慧的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清单后面的意义：这些林林总总的智慧或能力都是我们能够用来讨生活、贡献这个世界与制造一些改变的资源。以下这个假设虽然无法得到证明，但却是挺合理的：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备其中至少一种智慧。另外，我们观察一些老年人的时候，可能也看不出任何一种智慧是否要比其他更重要。不过，任何一种智慧都可能发展为自尊心、成功的人生与有益的工作的基础。 帮助年轻人建立个人的“智慧描述”（intelligence profile），应该是学校生活的首要职责，接下来要做的则是鼓励学生发展他们最偏爱的一套智慧组合，并且找出运用这些智慧的最佳途径。这将可以提供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自信，就什么也学不好了，而其他方面的智慧可以慢慢培养。倘若只是狭隘地专注于这份清单上的头三种智慧，那么在那些方面稍弱，而其他智慧方面却是天赋异禀的人，很可能会被视为愚蠢，这等于误了他们的一生。 期望老师照顾到每个学生的特质，或许会加重老师的负担。不过现在老师与学生的比率可能也并不合理。在每一个孩子需要得到特别关照的幼年时期，我们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在他们完全不需要的时候却亦步亦趋。因此，在小学班上，一位老师要照顾30名甚至更多的学童，而在高等教育学府，一位老师的学生只有10名甚至更少。把这些数字反过来或许是更合理的做法，就理论而言，这么一来，老师的总数不会增加，经费说不定还会减少。 伦敦皇家艺术协会学习理事克里斯托弗·鲍尔爵士（Sir Christopher Ball）对于师生比率提出了一个挺巧妙的公式——以学生的年龄乘以2。5岁的学童应该是每10位学生1位老师，20岁的学生则是每40名学生1位老师。不过到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是独立的学习者了。显然我们不能直接让大学教授去教小学生，因此我们必须先在小学方面做投资，同时拉大大学中的师生比率。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学校资源却不太可能随之增长的情况下，师生比率其实本来就会大幅伸展。 在美国塔夫斯大学校园里，你会发现“艾略特·皮尔森预科学校”（Eliot Pearson Preschool）与“光谱计划”（Project Spectrum）。这种课程的目标在于刻意培养广泛的智慧。这项计划是受到加德纳的工作启发而产生的。加德纳在那儿对4岁的朱迪进行了观察。对一般不经意的观察者来说，朱迪是一个既害羞又退缩的孩子，玩的时候也不和人一块儿，总是站在一边。可是，当朱迪的老师请她为每个小男生、小女生配上他们最喜欢的玩伴时，朱迪配得丝毫不差。她脑中有一幅班上小朋友的社交图，而且她的观察入微，更是4岁孩童中很不寻常的能力。这种技能很可能使她在以后的人生中能够出落成一颗明星，而且是在人际关系较为敏感的领域，如外交、营销或是管理。如果朱迪上的学校比较传统，这种天分将会受到忽视，甚至会被归类成社交能力不足。她的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挫伤，而这种挫伤很可能会影响她一辈子。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赛跑，而非赛马 在一场赛马当中，只有前3名是重要的，剩下的都是失败者；而一场马拉松赛跑则不然，每一个跑完全程的人都是赢家。虽然有人跑得比别人快些，有人跑在前面争取领先，但是多半的参加者却是在和自己赛跑，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比较像是一场马拉松赛跑。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参加什么级别的比赛、选择自主的步调，而且多半时间都是在超越自己，到最后，没有输或赢，只有参加与变得更好。 英国针对7岁、11岁、14岁与16岁学童所做的强制测验之类的考试，就把教育变成了一场赛马，而非马拉松赛跑，因为无论测验的本意如何，它的分数必然为孩子贴上标准之上或之下的标签。在特定年龄所做的比较分级制，也使教育成为一种分类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发展的程序。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考驾驶执照，在每个人年满17岁的时候来个强迫性的大汇考，只有标准水平以上的人可以拿到驾照，那么我们的道路想必安全许多，因为开车的人技术好得多，人数也少得多。可是我们学校的测验正是这么干的，这并不道德，因为它剥夺了大器晚成的人至关重要的机会。 知道“什么”，不如知道“哪里”“如何”“为什么”来得重要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我一直模模糊糊地以为，教育与培训的目标是为了尽可能在脑子里填满信息，这样在我需要的时候便唾手可得。当然，这会儿我已经全还给学校了。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只有需要的时候，而非之前，才会去学习一些东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知识只有很短暂的使用期。除非马上用，否则很快就忘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本国学习外语是那么困难，如果新的单词和句式在几天之内还没用习惯的话，马上就在记忆中消失不见了。 今天知识已经是随处可得，不论是在书本与手册里，在光盘或是网络世界里，甚或在他人的经验里。所以我们要掌握的关键不在于设法把所有的知识都放进一个人的脑袋里，而在于知道可以到哪里去找到知识、取得知识，也知道有了知识之后应该如何加以运用。我们需要及早学习这么去做。学校是学生的人生练习场，不应该给学生填鸭式的灌食，而应该教他们学会怎么自己吃。 这改变了老师的角色。老师不再是知识唯一的储藏所（这也是传统上他们权威的来源），反而必须准备鼓励学生在网络上寻找事实与理论，结果学生对于某些事物的了解往往超过老师。一个人竟能胜过专家，对任何孩子来说，光是明白这一点就已经够刺激了，而有自信的教师也应该同样感到高兴才是。老师真正的工作，是规定学生必须寻找特定知识，帮助他们把答案找出来，并且示范运用的方法。我听说毛利语的“教”与“学”是同一个字，或许他们知道一些我们早已忘掉的事。 当然，所有学生都需要一些基本的技能。文字、数学与情感方面的能力是必要的。我们或许不需要写字或打字，因为将来我们可以对电脑说话，看着我们所选择的任何一种语言在屏幕上一个一个字拼写出来，但我们必须学会阅读与说话，而且最好学会不止一种语言，也能接听电话。在数字化的世界里，许多信息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因此很重要的是，人人能够在人生早期就对数字驾轻就熟，了解到数字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感，以高曼的概念来说，就是培养自觉、自制、同理心，聆听以及解决冲突与合作的艺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学习，并且乐在学习的过程中。扼杀学习乐趣的学校可能损害我们的一生。 那些生来即具备一定智慧的人会比较容易起步，但是在培养所有学生的这些技能方面，一所好学校可以做的事很多。例如“自我的科学”（Self Science）就是旧金山一所学校的核心课程，其设计的重点在于帮助学童了解他们的感觉，以及如何去影响别人。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发挥艺术的影响力，尤其是表演艺术。戏剧、舞蹈与音乐，使年轻人得以在安全的情况下拿他们的情绪做实验。各种类型的表演艺术也让学习变得更为有趣。我曾参观过一位年轻的戏剧老师在南非一个城镇小学上英语课的情形，在南非英语是学童的第二语言。她为班上6岁的学童安排了各种市井街头会碰得到的不同角色，并且要求他们即兴演出，规定他们只能说英语，又问他们是否需要知道什么特别的英文单词。这个班上一共有40名学童。我看得很仔细，发现每个人都讲了话，而且还有好几个人同时讲，一如街头上会见到的情形。在一小时的课程结束之际，所有的孩子都为自己鼓掌祝贺。 那间教室里的能量与热诚颇有感染力，唯一不受感染的是参观示范教学的正规老师。起初这些老师设法让学童们保持安静，因为他们以为噪音会妨碍学习。当这些老师发现学童能够从角色扮演中学到很多的时候，他们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传统教学法的改变已大大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上学应该像上班，反之亦然  几年前，我参观过各种不同的学校，我常常一开始就问学校有多少人，得到的答案总是漏掉了学生。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并没有把学生视为工作者，而是把他们视为这些人力工厂里的产品，学生进入学校时仿佛是原料，经过处理、检查、分级，最后才放到市场上销售。 这种想法真是令人沮丧，但也刺激我去思考一件事：如果我们把学童当做一个创意工厂里真正的工作者来看待，老师则是顾问或资深管理者，那会怎样呢？工作内容将会以要完成的作业为重点。大部分的工作由小团队来执行，不同团队之间会有竞争，但团队内部也有合作。作业必须尽可能真实，但也有机会增进技能，并且在限定时间内搜集所需的资料。 如此一来，义务与责任将成为有后果的活概念，因为学生与老师都必须承受那些后果。他们会学到，如果作业迟交或是没有准备妥当，或是疲倦得无法拿出最好的表现，不仅是你自己失望，整个团队也会失望。或许没有人可以是个孤岛，不过除非亲身体会过，否则你不会相信这句话。 于是，学习会被视为更好的学业表现的必要元素，学生也会学到不同智慧的组合，这样才能造就一些事情。发现与驾驭这些天分是至关重要的。在适当的时机里，让年纪大一些的学生与年幼的学童合作，可以培养出合乎其年龄与能力的责任感。 我的小儿子天生有一副绝佳的嗓音。他参加了一个名声显赫的大教堂的唱诗班，并被当做唱诗班中正式的成员看待。他在唱诗班中的表现无懈可击，然而在学校较为传统的课程方面，他的表现倒是时好时坏。我问唱诗班指挥有什么秘诀让他在这儿表现这么好。“很简单，”他说，“我们这儿是工作。他把工作看得很重要，是因为我们把他看得很重要。” 在所有事务当中，音乐往往是孩子能够和许多大人做得一样好的事之一。他们视音乐为工作，它的确是工作，需要纪律、练习与高水平。他们在准备表演的时候，项目合作、专业主义、自尊与热情一样不缺。他们的评审是观众，不是父母或老师，也不是学校。工作或许永远无法再一次令人同样满意，但年轻的表演者品尝了一次它的滋味，他们的自信心也将因而受惠。 我认为，学校应该更像工作组织继续延伸下去。现在的工作组织把自己的资源集中于“核心竞争力”，而把其他的工作组织外包出去。学校已经慢慢朝着这条路走了，不过目前只外包了伙食与维修的工作。只有他们把自己看成学童发展方面的设计师与管理者，而不仅仅是老师，才可能继续走下去。学校不能，也不应该做所有的事，如文书处理、计算、驾驶、基本急救训练、语言、家庭管理、金钱管理、项目报告技巧之类的实用技能，其实都可以委托给专家，让老师可以了无牵挂地专注于学童更全面的教育与发展。 像德国那样在工作场所学习，才是学习技术最好的方式，但这也可能被看成是学校的附属品，或是教育的一部分，受到学校的监督或安排。要学习社会上的工作，或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价值观与规范，最好的方法也是由学校指定或是安排工作事项，在邻近的社区学习。把工作场所变成年轻人的学校，这个解决办法不见得会受到企业主的欢迎，但他们或许渐渐会明白，早期的教育要比日后的补救教育更好，也更便宜。如果工作所需的技能与态度在工作中可以学得最为淋漓尽致，那么工作场所就必须参与其中，不仅是作为终极目标，更应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在工作与学校的训练之间，责任若能划分得好，学校就能专心于它们最擅长的事。雇更少的核心人员、拿更高的薪水、取得更多的成就是工商业界的生产力公式，实现之道即是人尽其才，而且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率。如果学校也采用同一个公式，就可以付给老师较好的薪水，恢复他们的自尊心。近年来老师在这方面偶尔有所欠缺。曾有人说1944年的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是对英国父母信心最大的玩弄，法案中指出，学校必须对孩子的发展负责。那决不是真的，也永远不可能是真的，但它却使得每个人都把这个工作丢给学校。如今颠覆这个假设的时候到了，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应该给予学校一个较小却颇具关键性的角色。 社会上一直都开展着各种各样的学习，但其中大半发生在学校之外，我们不该为此感到遗憾，反而应该加以利用才是。 人生是以家庭为起点的旅程 我曾说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是个发现的历程——发现我们是谁，能做什么，最终则是我们为什么存在，相信什么。这是个循环的过程，因为当我们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并且找出我们存在的理由时，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改变了，这使得我们向新的方向出发，发现新的能力，也发现我们存在的新理由。这种螺旋式旅程即是终身学习的真正意义，对追寻这个意义的人来说，它依旧是一种令人无比着迷的经验，不仅丰富了个人的一生，也让周围的人过得多姿多彩。厌倦于这趟旅程的人，等于厌倦了生命，他们是无趣又乏味的，他们的麻木冷漠也会很快地感染身旁的朋友与同事。 学习如何旅行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旅行，并且有经验丰富的旅行者随行教导与帮助。对于年轻人，也应鼓励他们迈步去探究人生究竟有何意义，只为这将使他们展开第二轮的循环。年轻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旅程所需的唯一燃料，只要没有被浇熄就好。从本质上来说，学习如何学习是个发现的过程，只有先完成了这一过程，才能谈到发展自我的问题。 这个过程好比人生当中大多数的重要事物，是教不来的，只有鼓励。学到的教训也无法给分数，因为每一趟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小孩子学习得快，这些课程不能延迟到他们上学才教，因此，父母必须担任教练。这很困难，因为父母也在学习。社会上有三种重要的工作是既不需要培训也不必审查资格的，虽然它们最需要被培训与审查，那就是经理人、政治人物与父母。 虽然爱德华·德·博诺（Edward de Bono）称，我们思考的能力可以通过教育达成，而且他的说法也十分可信，不过学着了解自己就更微妙了。它不太容易融入正式的课程，但可以从学校的围绕式文化（enveloping culture）中脱颖而出。我曾对我儿子的校长抱怨学校太过偏重于学业了。他回答说，那是因为社会（尤其是学生家长）认为考试结果十分重要，他只能尽可能有效率地达成他们的心愿。“但是，只要做到了，”校长说，“我们就开始真正的教育，也就是寻求个人的独特性与意义。我们都知道其实那才是人的本来目的，但我们得先把数字弄对了，才能放手去做。” 学习是经验，在宁静中习得 我们借着反省发生过的事而学习。这个过程很少是倒过来的，不过大部分的教育计划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希望在人们开始生活之前，就教会大家如何过活；或是在他们进行管理之前，就教会他们管理之道。结果，这些教导根本就记不住。最接近这种方式的是模拟教学，而在压根不能出错的地方这种方式更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没有人想要一位不曾接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但是不管做了多少角色扮演、案例研究或是项目计划，都比不上现实人生的体验。我们需要在学校里尽可能多地累积真实经验，但在放学之后，我们也必须提供更多反省与学习的机会。 教育不只在学校，人生即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一切学习经验，我们缺的只是时间、地点，以及帮助我们从这些经验中学习的人。我们需要把整个教育系统想象成一个人生大学，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研读。 事前装货式（front loading）教育制度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变成了一种机会不再重现的经历。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成功，通常就不被允许再试一次。这对那些天生无法适应教室课程的人而言尤其苛刻。在一个背景至上的社会里，处处都需要学历或是资格，一种容易取得的终身学院制度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类的学院应该办得有声有色，同时又不给人以威胁感。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上更富冒险精神才是。我很喜欢英国伯明翰发起的“第一阶段大学”（University of the First Age）的想法，这些学校提供给学童的是校外经验与校外教学。称之为“大学”，是希望听上去比较正规，而它所做的事情则比较实际，也比较不同于一般的学习传统。我也喜欢“社区大学”这个概念，学生可以在这里为非营利组织服务，并且在一段时间的工作顺利结束之后，得到一张证书，以证明他们有从事类似工作的能力。大学在此成为一个工作组织，教职员则是组织中的成员，由外面的团体确认与核准。用“大学”两字，是为了博得尊敬，而所选择的环境，也很真实。企业本应提供许多大学所需的素材与教职员才是。 我们还可以设想得更大胆一点，把它想象成人生宇宙大学的一部分，我们努力从教育系统之外，为每个年轻人提供一位导师，一个对那名学生的人生进展具有积极意义的良师。身为良师这种事必须出于自愿，否则不会奏效，而且这种关系必须双方都能接受。不过，不同世界之间更多建立一对一关系的机会，都是值得发掘的。年轻人缺少不同类型的成人榜样，除了父母和老师之外，他们认识的成年人少之又少，而父母、老师这些权威人物很可能在其青春期就已经被排斥在榜样人选之外了。从同学或是运动明星、音乐明星这些成年人的模范中，他们很难养成对未来人生的实际看法。尊重自己的第一步，往往是赢得你所尊敬的人的尊重。 伦敦一所包罗万象的大型学校共有来自50个不同国家的1450名学生，他们已经开始自己的导师计划，共有40名顾问与来自于一家大型管理咨询公司的员工参与。一位管理者对此计划的初步结果印象非常深刻：“学生的信心与目标感明显增加了。”另外一所伦敦的学校也在邻近的一家出版公司开始类似的计划。这些项目计划都属于“社区企业”公司设立的“根与翼”（Roots and Wings）计划的一部分。未来说不定每一个青少年都有可能选择来自外面世界的志愿者导师。这或许是企业在影响我们年轻学子的教育方面，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 如今的确是大胆想象的时代，我们需要颠覆过去对教育的了解。现在也是明了学校应该设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些过去我们从不认为可以办学的地方的时候了。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获得自信，因为那是尊重自己与建立责任感的先决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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